“中三角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习明明
本次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卢福财教授致开幕辞并就“中三角”做了主题发言。卢教授指出，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是中部六省之一。江西省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73%；人口总计4456.75万，占全国人口比重3.33%。2011年江西省GDP总量首次突破“万亿”大关，人均GDP为25991元，按人民币对美元全年平均汇率1：6.4588计算，约合4024.2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收入标准，人均GDP超过3856美元，即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然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我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而言都相对滞后。不仅仅是江西，中部其他省份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都低于人口比重，经济发展都相对较为落后。与此相对应，东部沿海省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势头迅猛，2011年这三大经济圈GDP总值高达二十多万亿人民币，占据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年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愈演愈烈。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如何发展、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有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将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此次召开“中三角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邀请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我校指导，就是要为振兴中部经济、服务地方发展探索道路。
会上郭熙保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变》。郭教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并精炼为十六个字：“增长优先、投资驱动、沿海先行、出口鼓励”。其中，“增长优先”是指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指导，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兼顾公平；“投资驱动”体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每年以35%的高速增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7%，世所罕见；“沿海先行”是指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先后设立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率先实行工业化、城镇化，以示范效应、扩散效应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出口鼓励”是指积极引进外资，对外开放，实现汇率贬值和补贴政策，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经济。这种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得我国经济能够持续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这种模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等，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针对这些问题，郭熙保教授提出我国应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提出了“四个转变”：即由“增长优先”向“增长与公平并重”模式转变；由“投资驱动”向“大众消费驱动”模式转变；由“沿海先行”向“区域与城乡平衡发展”模式转变；由“出口鼓励”向“外贸中性发展战略”模式转变。最后，郭教授针对这“四个转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郑江淮教授就长三角的经济发展经验做了主题发言：《全球价值链导向、结构冲突与区域一体化——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不对称现象及启示》。会上郑教授将长三角过去发展经验概括为“五转”：一曰“农转工”，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二曰“内转外”，即对外开放，大力吸引FDI，融入全球价值链；三曰“散转聚”，即“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开发区与工业园建设；四曰“低转高”，即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链转变；五曰“快转慢”，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此外，郑教授将长三角模式的形成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在强政府与强市场交互作用中融合；二是“块状集聚”向“产业集聚”转变；三是“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多中心化”模式，即城市群的兴起。在谈到美欧债务危机对长三角的影响时，郑教授将“外资利用“形象称之为“外美”，将“民营企业发展”形象称之为“里美”，那么危机前的长三角为：江苏——外美里不美；浙江——里美外不美；上海——里外不够美。郑教授将危机后的长三角发展概况为：江苏——由外向里美；浙江——由里向外美；上海——里外美不够。
赵作权教授就《我国新“两个大局”和“中三角”发展》做了主题发言。赵教授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我国过去发展的两个大局“沿海、内陆”要向新两个大局“核心区、边缘区”转变。赵教授提出了我国“钻石型核心区域发展”概念，这一钻石型核心区域北自北京、西起重庆、东至上海、南临长沙。四边边长约1200公里左右，国土面积1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德、法三国面积；人口6.2亿，相当于英、德、法三国人口的三倍。而“中三角”则位于这一钻石型区域的最南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赵教授根据美国区域经济协会06年提出的“巨型区”概念，提出了中国外来十大巨型区域发展构想，这十大区域呈“个”字型分布于我国境内，涵盖287个城市。最后，赵教授还针对“中三角”建设面临的挑战做了相关论述。如果未来中三角区域高铁建设能达到300-400公里时速，那么中三角区域将缩小为“一小时经济圈”，“中三角”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叶初升教授就《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门槛效应——关于中国农村贫困陷阱的一种微观计量分析》做了主题发言。不同于其他几位专家的发言，叶教授从微观的角度，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福利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福利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叶教授提出，同质型社群更容易形成社会资本，但在异质型社群中社会资本的效应更显著，并且社会资本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极度贫困的人口，社会资本很难“一厢情愿”地发挥积极功能，只有超过贫困程度的某一水平之后的家庭，才能加入异质型社群，形成于有利于自身的社会资本。针对这个命题，叶教授使用CHIPS家户调查数据和自己深入到贵州地区的农村家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且使用农村红白喜事相互帮忙的次数做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结果。
习明明博士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就《构建“中三角”城市群的可行性研究》做了主题发言。习博士综合分析了2010年我国中部六省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运用引力模型计算了中部六省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强度。结果表明，中部六省之中，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城市之间的引力最大，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最大。提出构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城市，涵盖大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以及湖北荆州、江西萍乡在内的“中三角” 经济区，打造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首次分析了构建“中三角”经济区的理论基础，明确给出了“中三角”经济区城市区域规划，并阐述了“中三角”经济区发展建设的政策建议。中部三省应该积极努力推进“中三角”经济区的建设，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三省应该坚持“共同目标、信息共享、监测合作、执法协作、利益平衡、定期协商、循序渐进”原则，有效发挥一体化经济社会的“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构建城市布局合理、市场高度开放、产业结构互补、信息资源共享、交通体系完备的区域一体化经济社会共同体，以降低交易成本、行政成本、制度成本，增强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何维达教授就《点轴开发，项目驱动——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做了主题发言，会上何教授提出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一体两翼”的构想，何教授提出“中三角”建设应该扩展到中部六省，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中部三省。“中三角”发展应该以城市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以项目推动产业发展。最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曹元坤教授就各位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逐一做了深入细致的点评，会议在一片热烈、和谐的氛围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