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孔子的政治身价几经浮沉，学界对於“使由使知”的解释，随之也多所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如下两种译文:

　　“孔子说:对於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甚麽要这样做。”

　　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论语批注》，1974）

　　这里也用“能”与“不能”来对译“可”与“不可”，不过与前人所谓的能与不能的意思完全相反，这里所译的“只能”与“不能”，完全是“应该”与“不应该”的语气，而非“能够”与“不能够”（“有法子”与“没有法子”）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算是一种创新吧。

　　另外一种说法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

　　孔子说:老百姓认为可行的，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就告诉他们为甚麽要这样干才是对的。（《圣人箴言录》，1995）

　　这里采用的是梁启超的早期句读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在“可”字的解释上，较之梁氏当初，似乎还更为贴切些。可惜生不逢辰，就在这一说法出世的前二年，一个足以扫荡一切以往种种诠释的权威声音，已从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山包中，冲天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