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朱熹曰: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除去诉诸“心”和“理”这一宋人的特色外，程朱二位的解释，也是落脚於能与不能上。值得注意的是，二位极力分辨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不过，这一分辨，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却难免有置圣人於不知其不可的愚蠢地位之嫌，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

　　及至近世，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另是一番情景。

　　康有为的《论语注》里这样说:

　　…… 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

　　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认为“愚民之术”乃“孔学所深恶”；另方面，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相信“民以畏服”，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 ”。一方面，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不能怀疑；另方面，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应当删去。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在情感上，圣人是他的偶像；而理智上，又无法否定“不可使知”的消极性，於是便进退失据，前后混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