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十余年寻觅，逐见价值中国网乃思想交流最佳平台。本人自陈岩锋先生引至价值中国网交流六年来，思绪流淌由小溪、小河而渐趋江海。未来一段时间，拟写作与林永青、卫战胜、陈岩锋、葛孚学、崔长林、肖永健、张海勤……诸位先生共鸣与商榷的序列文字。）

一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一部在语言上精巧完美和思想上令人穷尽不得而梦魂萦绕的作品。林永青先生在为潘世强教授《道德经》译本而作的《〈道德经〉新译：语言连接世界，思想创造世界》一文开篇说：“《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林先生此语非同寻常，是一个重要定义，让我大感振奋，备受启发。林先生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出于创新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充分肯定《道德经》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高度，并把潘世强教授《道德经》译文作为“两代人希望开展”的“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在世界之中创新中国文化”这一“宏大工程的开端”，足见其对《道德经》“第一”性质的鲜明判断和执着情感。作为《道德经》的深爱与信仰者，本人感动、欣赏林永青先生的定义及其信念是如此明确而坚定，这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传播和创新是一大激励。

此前也有人对老子及其《道德经》说过类似的话：“先秦头号哲学家老聃”、“老子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成书最早且最有学术价值”、“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等等。但此论异议颇多，难占上风，且反复无常，本人也曾十分犹疑。《道德经》注重抽象的“道”的研究，这无论在先秦时期或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多不被政治家和学者重视，甚至对老子思想的发挥有时还遭到歧视。如庄子从“道”的层面阐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念，就被学术界视为异类。当代许多耗竭资源、破坏环境的工业化、城市化观念和行为，与老子思想背道而驰，无疑也是对《道德经》要旨极端的轻视。

在历史上，包括老子《道德经》在内的许多先秦诸子典籍，曾一度被逐出官学之列甚至被列入禁毁名册，从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许多人对诸子书籍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学者，抱着“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的态度，把《老子》、《文子》、《列子》等宣判为“伪书”。梁启超曾专写《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说：“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钱穆也写有《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专文（载同前），认为“《老子》后于《庄子》”，庄子反成了老子的先师。冯友兰在其著名的《中国哲学简史》书中说：“以‘老子’为名的书，后来也叫做《道德经》，因而也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P112）冯友兰认为《老子》成书甚至后于《孟子》，但先于《庄子》。冯友兰在上世纪80年代再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虽然把《老子》放在《孟子》的前一章写作，但篇章位置依然置于孔子、墨子之后——第四章写孔子，到第十一章才写老子，并且在写老子一章的开篇第二段，就肯定地说：“作《老子》的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P24）顾颉刚甚至认为，《老子》的成书是在秦汉之间，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古史辨》第四册）一文认为，《老子》成书时间具体是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刘节的《古史考存·老子考》，考定今本《老子》所讨论的中心思想是在孟子和庄子之间，而五千言则在西汉文景之间才出现。”（《古史考存·老子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174-203）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甚至一些文学史著作及教材，大多沿袭前述国学大师观点，把《老子》思想介绍置于战国中后期，而不认为《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的老聃所著。如此便不能确定《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巨著了。

20世纪70年代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两种版本的帛书《老子》，90年代又从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发掘出三种版本的竹简《老子》，令学术界感觉国学大师们关于《老子》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种种考证并不可靠。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修《道德经》方面，并无与先前国学大师们匹敌的学者，大师们的著作和观点依然流传，加上主流意识形态对修道行为的漠视、否定，因此老子及其《道德经》的“第一”地位仅仅依靠学术考证并不确定和巩固。即便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如赵靖主编、石世奇副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仍然把老子经济思想放在“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一编中来撰写。最近出版的卞孝萱、胡阿祥主编的《国学四十讲》一书，认为老子所提“道”的概念，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开创了中国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先河，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肯定“老子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则老子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成体系的哲学。”（《国学四十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P316）但这样的观点仍显孤单，缺少帮腔，不成气候。

面对如此状况，作为互联网哲学家、企业家和文化推广人的林永青先生所下定义，虽为一家之言，但对老子研究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创新，却具有不同凡响的现实意义。林永青先生认为，《道德经》名副其实应是“人类文明幼儿期”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领性著作。林先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是由思想方法决定的”，如东方的整体论和直觉领悟为主的思维方式诞生了东方文化，西方的还原论和理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生出了西方文化；而《道德经》首先是方法论，“它早在人类文明的幼儿时期，就阐述了一种伟大的辩证法思维和悖论思想”，因此“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500年”。由方法论而言，我以为林先生这里说的是“道”。此外林先生认为《道德经》也是世界观，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世界观的方方面面，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汪洋恣肆，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幼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由世界观而言，我以为林先生这里说的是一个以“德”为核心的价值概念。《道德经》既是人类幼儿期、幼年时代诞生的伟大方法论和完整世界观，那么自然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了。

林永青先生认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创新贡献最大的人，当属胡适。”恰在国学大师们的传世作品中，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个在当时违背众议的判断，我想除了胡适最擅长的认真细致的资料考证外，可能与胡适大师修习佛道、践行禅宗的感应悟觉有很大关系。

二

近年深入研究易经及其源流思想，辅之以修行感悟，思路慢慢清晰，因此完全认同林永青先生关于“《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这个定义。

林先生与我特别敬仰和爱戴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P4）系统地反思人生，就会以人生为起点，去溯求天地、宇宙法则，然后以天地、宇宙的法则来指导和演绎人生，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潘世强教授英译为“The Way”）。可见伟大的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若以溯求人生、天地、宇宙法则并以之指导修养人生为准，且以“三”为数，那么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当首选《道德经》、《周易参同契》、《坛经》（当然还有别的重要哲学著作，这里只以“三”为数）。

《周易参同契》是道家研习与修行方面天经地义的纲领性作品，是一部参天地、通鬼神的科学与哲学巨著。为什么《坛经》要算“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在人类最高文化载体——庞大浩瀚的大藏经宝库中，《坛经》是中国人唯一的原创著作贡献。就世入世出两方面讲，《坛经》具有与《道德经》同一的哲学灵魂。因为《坛经》的“本来无一物”境界，与道家的“太极”、“无极”契合。佛家自己说，成佛是最终目标，成佛之后，佛经、佛法等八万四千方便法门都可以抛弃；犹如渡船到彼岸，上岸后即可弃掉船筏工具。所以道家的“得道”与佛家的“成佛”其实是一回事。

哲学是一门“在路上”的学问，属于世俗人生最高级的知识探索，“哲”的含义就是在迷途中无休止地求索。曾有一位科学家说“科学之父是哲学，哲学之父是宗教”，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讲过：“物理学研究到尽头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到尽头就是宗教。”科学是人类最典型的知识求索，他们中的不懈追求者最终会向哲学求助，但那些思想的懒惰者们都在哲学的殿堂里折腾，只有少数天才会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过哲学殿堂，从哲学“驿站”出发，走到世界之外去，用心体察超人的宇宙力量，透彻地思考宇宙人生。因此道家、佛家在哲学的路上和得道、成佛的终点站上，它们都是一样的，尤其都有共同哲学的灵魂——走到世界之外去。

为什么“易经”不是第一部哲学巨著？“易”可视为与天地宇宙共生的杰作，但“易”本身不是一部文字著作，而是一幅画（易卦画），这幅易卦画要是浓缩下来，完全可以画在今天的半张A4打印纸上。易卦画以画为象、以象尽意，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第一幅最伟大的绘画作品。最早解释易卦画的文字被称作“经”，即是字解“易”的经书，合起来叫“易经”。“易”是用卦画来图解宇宙法则（以象尽意），“经”是用文字来“字解”易卦画所图解的宇宙法则（以言明象）。最早（起码是春秋以前）对易卦画的“字解”才算“经”，后世解释易卦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不能算作“经”了。老子的《道德经》其实也是“易经”，是“易”最正统、最本源的“经”，而且是得到易魂的“正经”，因为它把易卦画图解的宇宙本体和方法，用简洁精到、完美准确的5000文字系统地揭示出来了。周文王、周公父子为易卦所作“以言明象”的卦辞爻辞，虽然可能先于《道德经》500年以上，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对哲学灵魂没有申述和创新，只是易卦画的一种简单说明（当然是最早的“易经”）。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方面，老子《道德经》才是传易的“正经”，是易卦的“接气”作品，是一部接得易卦“正气”并有巨大创新的哲学巨著。

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否定“人从猿猴变来”以及有关人类进化的理论。人作为动物，它本与自然宇宙同源而生；既与自然宇宙同源而生，那么在最初或很早的时候，亦即林永青先生所说的“人类幼儿期”、“幼年时代”，正常的人便会十分自然、十分轻松地感觉到（非“认识”）人与天地宇宙、山水万物之间同源同理、对应同构、平衡和谐、协调统一、互相依赖、同步消长的密切关系。这种人与天地的关系，犹如一个人的出生与成长，刚出生的时候，幼年时代，有母子连心的密切感应关系，人长大了以后，感应、预知关系就淡化了，最后慢慢就消失了，以至于有时儿女做出的事情，会让母亲感到完全意外和惊恐。人与佛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有一尊佛陪伴着它，但是人一长大，变得复杂起来，懂得科学和专业知识，学会做作造业，不肯读经修佛消除罪业，与佛逐渐疏远，佛也就慢慢离开了，最后把人置于危机四伏的人生途中。易经讲天地人三才，天为父、地为母，在老子时代，人是敬畏和依偎着母亲、脚踏实地说话做事的，并且符合天意。那个时候的人“摸着天”说话，对天地大道的感受轻松灵敏，如文字的创造方法象形、指示、会意等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直感直觉，即使没有人教你认识那个文字符号，你也会一看便懂。如此来看，中国古代产生阴阳五行、风水堪舆、紫微斗数、四柱命理等等不胜枚举的朴素辩证、天人感应的人文实用学科，便都是十分合情合理、自然而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些被今天主流意识看作“封建迷信”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浸润在土地中，离天道最近的人文应用。现代自然科学及其建立其上的主流世界观，不知道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风土人情等认识对象，都是超人力量的规定信息；获得超人力量规定信息的捷径，是通过天赋灵性、天才直觉与修道感悟来沟通与超人力量的交流，从而悟知天地宇宙和人生大道。普通科学家最能证明和最感放心的依靠，是他们完全依赖科学知识来开展活动的行为能力，但这种能力是离开“母亲”很久之后，依靠教育发展起来的，不仅离天道很远，而且背离了天道。古人如老子等能够“摸着天”说话，今人说话虽是满口科学语言，但已经不知天高地厚了。天道依在，但今人自绝于天，完全读不懂“天书”。读懂“天书”的灵性本为天赋，但现代教育把这种天赋灵性给消灭和埋葬了，因此说今天的教育是“垃圾教育”实不为过。从前很多人认为“近古必存真”，越是古老的文献越是真实可靠，就是因为越古的文献，越是能够“摸着天”说话。由此可以反证，越能“摸着天”说话的文献，必是越古的文献。古代“摸着天”说话的著作可能还有许多，但是流传下来并且与“天”贴得最“近”、与“天”的“合一”、“感应”最“紧”的文字作品是《道德经》。专就古代作品而言，与“天”的关系最“近”、最“紧”，在时间上就必然是最“早”，所以《道德经》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了。比如“易”，实际上还有《连山易》、《归藏易》，但是流传下来的易卦画只有一套，因此《周易》就是“第一”。

人类历程中一直有许多退化的因素存在，而且这些因素就“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古代很多人知道，善念、善行会感应大自然的风调雨顺，恶念、恶行会导致天罚的自然灾害（如贪心感招水灾、瞋恚感招火灾、愚痴感招风灾、傲慢感招地震、怀疑感招旱灾）；如生养死葬讲求风水效应，会帮助造就我们的幸福人生……等等这一切，而今天知道这个宇宙法则的，恐怕要算是高人、神仙了。再如中医，假如今天没有西医治病，可能要造成地球上无数的人亡、家毁、国破，那么古代治病的方法（中医），那些使人类能够健康延续的成本极低、效果显著的良方良法，无疑是退化、消失了。当然退化最大的是人体，曾经的人能够赤裸着在冰天雪地中生活，而今若把全人类赤裸着置于冰天雪地之中，可能一个晚上人类就灭绝了。《老子》认为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最可悲的是一个从“无为”倒退到“有为”的过程，整个社会时时刻刻都在退化，在这个过程中，善的美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失去，代之以遮蔽慧眼的恶的、丑的东西。就“摸着天说话”而言，也可以讲，是因为我们退化了，所以《道德经》就显得格外伟大。应该说，人天感应关系的退化在老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如面对星占家关于郑国将发生大火的预言，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子产，竟也慨叹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18年》）《道德经》就正是“人”与“天”的直感直觉面临本质退化这个关键时候的作品，那个时候没有退化或者没有完全退化的人还能“道可道”，而加速退化中的人，虽然也能“道可道”，但却是“非常道”了，因为“摸不着天”了。

正是因为人天关系的退化，人们变得越来越“摸不着天”，越来越“违背天道”，所以老子才在《道德经》中重点提出“道”的问题。“道”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反者道之动”（《道德经·四十章），就是要归根复命，返回到人天相应的生命律动中去，这是“道”的最高法则和使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可以说这就是《道德经》人天合一的道体。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可见道的归宿和终结价值是要“返”，“返”到哪里呢？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自然”就是人天相应、人天合一的人生境界。可见，道最重要的运动规律是要复归于最初的本源，然后“周行而不殆”，万物只有返本归根而在本根处才能得到“更生”，而不自取灭亡。为了返归本源、周行不殆，老子还提出“涤除玄鉴”之法。《老子》第十章说“涤除玄鉴，能五疵乎”，“涤除玄鉴”是得道的具体方法。玄鉴指对事物本质与全体的深远关照，属于心物合一的直觉思维方式，是以最为自然、最为直观的形式去体认大道，高亨《老子正诂》解释说：“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这里需要涤除的，是人类日益厚积的自私、贪欲、巧伪与成见之心。在老子看来，人类的这些心理障碍和意识垃圾，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等等，犹如佛家所说的“五盖”（贪欲、嗔恚、惛沉睡眠、掉举恶作、疑痴），覆盖了众生心识，使人不能明了人天相应的光明正道，“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十二章）。私欲是障蔽心灵的魔障，因此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要人遵从自然的道德价值取向和修身原则，无失其朴、复归其朴；唯有“少私寡欲”，私心减少，欲则自寡，从而知足知止、不为物役，才能获得返璞归真的自然之心。老子希望能以自然世界这个伟大示范来纠正人类的错误，使人们能够“法自然”，去掉私心、私意、私情，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心态，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避免背离天道造成的诸多问题。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老子》注释名家王弼曾将《老子》思想归为：“《老子》一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这个“崇本息末”，就是前述的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让人心与天心能够紧密相贴，合一不二，感应道交。这些前无古人的思想，无疑都只能诞生在中国哲学的起源点上。

我们知道老子的天道观和人类背“道”而驰的“道”退情状，就会自觉地为人类的将来未雨绸缪、考虑长远，例如“世界末日种子银行”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老子的天道观和忧患意识。由于人与天的分离，导致人与人的分离，而且分离的趋势日渐严重，造成今日世界气候变暖、战乱频发、核战威胁，天灾人祸存在每时每刻。为预防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危机，根据联合国计划，挪威政府与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The 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投资近千万美元，在离北极点一千公里的挪威斯瓦尔巴德岛这个距离人类活动偏远的地方，建立了斯瓦尔巴德岛全球种子库（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又名“世界末日种子库”、“世界末日种子银行”、“植物诺亚方舟”。种子库的储藏区位于一座沙岩山下大约400英尺的地方，这座山位于海平面以上430英尺，即使冰雪融化，种子库仍会保持干燥。这里地质活动较少，环境可承受里氏6.2级地震，更可抵抗核武攻击，库内安装有先进的自动防故障系统，而且处于永冻土地带，在种子库地窖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大部分作物种子可以保存几百年。种子库可以储存来自100个国家的1亿种作物种子，每个物种储存500颗，用铝箔包装，以防当地冰砖溶化后受潮。自2008年起已有超过50万个品种（目标450万个）进库储存。一旦毁灭性的灾难发生，造成植物物种灭绝，该种子库便可为幸存下来的人类提供种子基因。根据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记载，地球人类曾有一次被洪水淹没的灾难。诺亚一家按照上帝指示建成诺亚方舟（Noah's Ark），诺亚与家人载上各种陆地生物，躲避了一场大洪水灾难，为灾后的地球留下各种动物和植物种子。“植物诺亚方舟”的发起建设者不一定知道中国的《易经》和老子《道德经》，但他们知道《圣经》、《古兰经》并接受了启示。这些人类最古老的经书，其所讲的道理都一样，真谛是一不是二，都是“摸着天”说话，有缘分和天赋的人们自然会产生感应道交并付诸行动。

易卦画能够以奇特的结构形式和抽象符号经天纬地、象说（图解）“大道之源”，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第一幅“摸着天”描出的绘画作品。而《道德经》用文字把易卦画的“道”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并且缘“道”而确立了“德”，所以《道德经》是易“道”最大的“流”。《道德经》开辟的自然法则之“流”，与其后孔子三次“问道于老子”、“得道”之后创作《易传》开辟的社会法则之“流”，所汇成的“合流”，才使“易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有这样澎湃壮观的“合流”，东汉易学大家郑玄才说：“《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如“日月之道普照周天”。

可以说，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道德经》“摸着天”而“开流”之后，与其他支流的不断“合流”，才使“易经”历经数千年沧桑，成为中华文化之根，并让易道的品格和精神深深融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仅就世俗文化而言，《老子》五千言也是博大精深，影响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不仅对哲学、美学等文化方面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兵学、医学、化学等实用科学也有影响，而且对人类思维方式和心灵世界的建构塑造也有久远深厚的影响。”

三

论证《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巨著，除了在空间上证明它“摸着天”说话、离“天”最近，在时间上“近古必真”之外，还可以从阴阳法则的承接关系上来进一步说明——《道德经》在时间上是距离“易经”最近的著作。

每个懂得易经预测技术、并具有预测实践经验的人，或者拥有修道体会的人，只要稍微通读《道德经》，甚至寻章摘句、零碎阅读，都会深切感受《道德经》一书错综复杂的文字表述，与易卦画的阴阳法则完全地一脉相承。易卦画“以象尽意”，《道德经》“以言明象”，而所“意”、所“象”者，就是“一阴一阳”这个“道”。中国自古就把操作易经预测、风水堪舆、紫微斗数、四柱命理的文化高人称作“阴阳先生”，他们玩的“戏法”不过就是“阴阳”二字。本人操作这些技术二十多年，甚至包括面相技术，始终跳不出“阴阳”二字；熟练把玩“阴阳”二字，凭直感观察人事国情，料人料事都会奇妙无比。细想《易经》讲说的道理，的确是阴阳交合、天地交感、男女交配，万物和人类就产生了。这个天地的大道，明末思想家李贽只用两句话，就断定得毫无余地：“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一与二为二，理与气为二，阴阳与太极为二，太极与无极为二，反复穷诘，无不是二。”(李贽《夫妇论》，《焚书》卷三)。

世纪之交“世界华人三大学者”之一的南怀瑾先生说：“老庄与孔孟之道，都从《易经》的同一渊源而来，老子每举事例，即正反两面都说到，这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易经》，是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它认为一体都含两面，两两分化，便成多面。”（《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P200）南怀瑾先生认为，“阴阳”这种“心物一元”的思想观念源自《易经》，正是内含了这个根本的“道”理，因此决定“《易经》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根本，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如果把阴阳概念抽掉，《易经》便不成其为《易经》、《老子》便不成其为《老子》，中国文化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鲜活的生命便枯萎了。南怀瑾先生反复强调说：“中国的文化思想，始终是讲‘阴’‘阳’两个符号，以二者彼此之间的相互变化、相生相克，从中去建立它的宇宙观、伦理观。如果我们以‘阳’为精神的代号，那么‘阴’则为物质的代号，阴阳配合，心物互融，便创化衍生了从极微到至大，应有尽有、无穷无尽的有情世界与无情世界。”（同前P237）

写作《〈传〉前易学》名著的民间高人吴前衡先生，在其著作中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由易学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高超智慧。这种高超智慧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期稳定和壮大，提供了卓越非凡的文化凝聚力。”（吴前衡著《〈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P91）吴前衡先生认为“易道”或“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两个特点。一是“道”已具备了终结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二是“阴阳”概念已成长为强大的解释力量。吴前衡先生说，以“道”为存在的最高本体，是《老子》一书的中心主题。从此以后，“‘道’在中国一直是最高的理论范畴，既是最高的存在本体，也是最高的价值原则，还是最基本的秩序原则，有道，无道，得道，失道，求道，证道，成为各种情况下具有根本性质的判断和追求。在《老子》书中，‘道’的本征特性，是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里，‘阴阳’概念已经成为对于‘万物’的解释力量。”（同前P85）

“道”的概念是老子确立的，并由孔子和诸子百家弘扬开来。中国的形而上学，由“万物负阴而抱阳”，经“《易》之意，唯阴与阳”，到最后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式确定下来，这都是老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老子的《道德经》在先，孔子的《易传》尤其当中的《系辞》无疑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巨著。既然大家公认老子在孔子之前，《道德经》成书于《易传》之先，并且离《易经》最近，那么这个“第一”的名分，自然就要归到老子的头上了。

四

最后我想说明一点，《道德经》实实在在是一部讲修道的经书。庄子从“道”的层面阐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个观念，完全源生于修道的境界，没有修道行为和修行感受的人，根本体会不到这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真知效果，因此世俗凡夫们自然要把它视为异类。可以说“摸着天”说话是“道”，“摸着心”说话是“德”，而修道人把心与天统一，实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就是“道德”。

在人类可溯的历史上，为求得生命和宇宙真理，满足人类终结性的求知渴望，同时达到提升精神或神识力量的目的，实现真正的快乐生活，修道是唯一最佳的方式。古代道家通过修道方式，追求长生不死与天地同在；佛家通过修道，实现生死了脱，断除轮回痛苦，最终进入涅盘的极乐境界；基督教信徒的修道，则是摒弃尘世生活，通过禁欲苦修，以求达到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相融的境界。其实古今中外，无论各种修道行为、方式或制度，都是佛家说的“八万四千”方便法门，最终达到的目的和境界都是一样的。

修道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所在，即便是追求功名、强调入世功用的儒家，也有它的修道宗旨和方法。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继承和发扬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入世之法。孔子门徒曾子所著的《大学》、子思所著的《中庸》，都极好地阐述了儒家修身养性、入世为用的一套心法。如曾子说：“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子思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孟子》一书中，修道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如孟子说：“人有鸡犬放而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知求。”因此他要求儒家养生和入世作为要懂得“收放心”，约束自己而不放肆妄为。孟子还认为修道是上天对人生有所作为的考验，这一点他讲得尤其深刻，“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懂得修道是天降大任，就必须在修行中“养吾浩然之气”。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其修行之道互有传授，互相吸收，只不过由于儒家始终强调入世作为，因此它的修行理论、方法和境界，都要比道家低一个层次，而且这个层次间隔，成为它永世无法跨越的一道坎——坎上为高人，坎下是矮子。我们读孔子，千万不能将其拔高成“高人”（孔子当然是矮子中的高人）；我们读老子，千万不能将其降低为矮子（老子其实是高人中的高人），否则就是误读了。

道家修道的典籍，除了老子的《道德经》为道教祖书外，还有《南华经》（即《庄子》）、《周易参同契》、《悟真篇》、《清静经》、《太平经》等重要经书以及后来不少的“丹经、道书”。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对生命的理解和对肉身的观察，突破所知障、烦恼障，平心静气进入修行境界，《道德经》的法则便会次第展开，与心合一，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老子之道其大无所不包，其细无所不入，瞬间就能感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的物质生命之流的发源流淌。老子提倡“虚无”或“无为”，虚中有实，无中生有，认为万物皆从虚无中来，在养生上则是“虚其心”而“实其腹”，从而“强其身”、“壮其骨”。“无为”实是“无不为”，内存无为之心，而外行有为之法，或存有为之心，而行无为之法，于是便“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这便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道体境界。中国讲修道的书，《道德经》是一部，自然也是第一部哲学巨著了。只要有修行实践，就不难感悟《道德经》在哲学思维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性质。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当过和尚，虽不是道教徒，但作为修行人，对经书有着不同于一般学问家的独到领悟，因此他能深刻感受《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

懂得《易经》预测技术并有实战经验的人，都知道《易经》趋吉避凶的一大法门，便是要发善心、施善行，修行为善乃是消灾大法；这即是说，《易经》本身就内含了修道要求，“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余殃”（孔子《易经·文言），彰善罚恶都是天的要求。《道德经》第79章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因此人要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必须涵养宽厚、多行孝道，可见《道德经》忠诚地继承了《易经》的修道旨趣。甚至在形式上，《老子》版本九九八十一章的编排，也是暗寓了《易经》的象数原理，并不是像有的国学大师所说，《老子》一书的结构参差错综，有不少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篇章顺序可前可后。产生这种误解，一是缘于这些大师们缺乏应用易卦画来预测事物的实践经验，二是缘于缺乏修行体会，即没有真修实证，因此不能把《道德经》文字的错综复杂与易卦画的阴阳法则贯通起来看。千古历史证明，如果不把理论与实践（修道）结合，只是从学理上探讨《易经》、《道德经》，无论历经多少载苦读，即使读到百岁白头、至死入墓，都只是世俗知识折腾，全是不得要领的。

《道德经》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唐朝伟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一首七言绝句揭发批判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居易的意思是说，老子认为有智慧的人（智者）必定沉默寡言，夸夸其谈的人不可能懂道和得道；老子这样说，他自然就应该是沉默寡言的智慧高人了，那为什么还要写出五千多字喋喋不休的《道德经》呢？南怀瑾先生说：“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是白居易这首诗，纵然老子当时尚在，亲耳亲见，也只当充耳不闻，哈哈一笑，无所反驳了。”（《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P23）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是指那种只说不做、只理论不修行的人，他们无论怎样地“可道”、“可名”，如何地“能道”、“能名”，都是没有办法知道和体会“常道”、“常名”的。道家隐修诗人陶渊明有一首诗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是修道得道的高人，他忘我修行，南山仰止，天人合一，此中有人生的真义，但是无法表达！冯友兰先生说：“这首诗并未提到老聃，也未提到《老子》，可是讲的完全是老意。懂得‘欲辨已忘言’，对于《老子》的批判或赞赏都成为多余的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P60）为什么批判或赞赏都成为多余呢？因为天人合一之道不可道、不可名。

另外有多种古代文献记载，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那《道德经》是如何出来的呢？据说老子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西渡流沙，过了新疆以北，往中东或是印度去了。但在离开中国出境的时候，一个叫尹喜的关吏要他留下修道经文，才放他出关，于是老子被逼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出关扬长而去。那个守关的官员，得到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经》，肯定是如获至宝，欢喜无比。但是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其实也是好心教导或教训这个关吏尹喜的一句话，言下之意：你不要以为得到《道德经》就如同得道了，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真修实证，如何理论也是白搭啊。这个道理如同佛家所讲，必须“依教奉行”才会有修行成就，只是空谈理论、研究佛学，永远也入不了佛门。

老子本身是得道高人，他写《道德经》是一气呵成的，因为都是修道的连贯体会，每个修行人读《道德经》，都一定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们通读《道德经》全文，并结合亲修实证细心体会，这的确是一部简明扼要讲修道要领的完美经书，也是中国世俗社会第一部哲学巨作。有人认为《道德经》并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时期所写，而是一部哲学格言的汇编、总集，应该说这是把《道德经》当作世俗作品来读，把真谛当作俗谛来探讨，把高人老子当作矮人老子来看待了。佛家强调出世修行，儒家要求入世作为，而道家则是出入两可。但要从“出”的层次即追求真谛的层次去真修实证，才能透解《道德经》要旨及其太极真义，以及太极分阴分阳后气贯长虹、生生不息的脉络气息。

中国的文字作品有个特点，即越古的作品，诗歌和散文的区别越小。这个越小的区别，不是诗越靠近散文，而是散文越靠近诗，韵文的表现十分明显。《道德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韵文表现十分突出，有的句子完全就是古代诗句。从这个特点也可说明，《道德经》的确是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或者说是最早用文学（诗歌）语言写成的哲学著作。

（陈嘉珉，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