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是作者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这本《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问世。
书籍简介：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是德籍犹太人。她留下来的日记使她名闻遐迩。16岁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日记成为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安妮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是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儿，家中还有母亲艾迪斯·弗兰克(Eddis Frank)姐姐玛格特(Margot Frank)。由于当时纳粹德国排斥犹太人风气日盛。父亲奥托便放弃于德国的事业而将家庭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过着较为平顺的生活；但是1940年5月后，荷兰为德国攻占之后，荷兰的新统治者英夸特也将排犹法律于荷兰执行，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也因此转入犹太人学校就读。这段期间安妮开始写日记。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密告的原因而被德国警察逮捕。数日后所有人被转送到荷兰的威斯第包克集中营，一个月后隐秘之家的八个人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安妮与姐姐又被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距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他隐密之家的成员除奥托之外，都死于集中营之中。 安妮的日记由于公司女职员的保存而留了下来，之后公司的女职员又转交给生存下来的奥托·弗兰克，1947年安妮的日记便出版，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她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现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每年有超过50万的游客，会前往参观。当时这个犹太小女孩Anne Frank和她的家人就藏身在这个小地方。就在此地，安妮法兰克写出闻名于世的《安妮日记》。日记的原稿作为安妮之家永远的典藏向公众展示。
写作背景：《安妮日记》就是在这幢楼的阁楼(也有版本说是在森林中河边的小木屋里）上写成的。“1942年10月9日，我们的许多犹太朋友成群地被带走，用运送牲畜的卡车把他们运送到威斯特伯克集中营，我们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将会被杀害…… “1944年2月3日，我已经到了无所谓生死的临界点，没有我地球照常运转…… “1944年7月15日，这真是一个奇迹，至今我还坚持我的信仰：尽管人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荒谬和缺陷，但我坚信人们内心的最深处都是真正善良而美好的……”当安妮故居博物馆馆长汉斯·威斯特拉给记者打开《安妮日记》时，13岁的犹太女孩安妮对盖世太保的恐惧、对躲藏生活的绝望和对世界天真的幻想，一点一滴地汇集成一幅真实而悲惨的历史画卷。
一如其他安妮故事的讲述者，汉斯把那段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安妮弗兰克是一位犹太少女，原来居住在德国法兰克福，纳粹兴起后随家人避难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12日，13岁的安妮收到一个日记本作为生日礼物，从此开始写日记。”同年7月6日，由于迫害犹太人的风声紧急，她的一家和朋友共8名犹太人藏到了她父亲公司的密室，从此开始了历时25个月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汉斯说：“安妮虽然躲在密室里，但她的日记中所记载的大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她描述了犹太人如何被德国纳粹残酷迫害和屠杀。她写到了避难时期生活的困窘，多次描写阿姆斯特丹被轰炸所造成的恐惧，不断谴责种族歧视，而藏匿中的日常生活又充满了恐怖。另一方面，《安妮日记》还向人们展示了小安妮作为一个成长期的少女，如何面对战争和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寻求自由等心路历程。这些平凡而真实的历史记录，伴随着主人公的心境起伏，足以引起人们心中的震撼和共鸣，因此能够深深打动和吸引世界上众多的读者。汉斯介绍说，安妮创造了一个名叫吉蒂的虚拟的朋友。每天，安妮给吉蒂写信，叙述自己的心情和周围发生的事情。1944年3月，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通过广播号召荷兰人民把自己的日记保存下来，战争结束后，这些日记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发表，安妮听到这条消息后决定整理和重写日记，幻想着有一天日记能够公开发表。 藏匿25个月之后，安妮一家于1944年8月被人出卖，8个藏匿着的犹太人中只有安妮的父亲奥特幸免于难。战后，他看到安妮的日记写得如此优美，就决定把它翻译出来，给他在瑞士的母亲，也就是安妮的祖母阅读。
安妮一家和皮特一家及牙医藏身之处(9张)记的内容给朋友们看，朋友们认为它应该被发表出来。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日记在荷兰编辑成书出版，这就是后人熟知的《安妮日记》。《安妮日记》随后在法国和美国相继出版，并在当地引起轰动。汉斯说，1955年，人们将《安妮日记》编成话剧公演。1959年，好莱坞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迄今为止，《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65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了3000多万册，其中包括中文版。汉斯还向记者讲述了安妮故居的沉浮。二战结束后，安妮躲藏的密室已经人去楼空，破旧不堪。1955年，一家荷兰公司申请在此地修建办公大楼，阿姆斯特丹人听到这消息后非常生气，他们自发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找到阿姆斯特丹市的市长。其中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还表示愿意出资建立一个基金会，把安妮密室遗址改建成一个博物馆。1960年，安妮故居博物馆成立。汉斯说，安妮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小的博物馆。在博物馆开门的最初10年里，欧洲大陆极少有人去参观，主要的参观者来自英、美以及那些没有被纳粹占领过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他们希望通过《安妮日记》来了解一些过去的历史。1974年，当汉斯来到博物馆工作时，每年的参观者约有20万。那时距二战结束已近30年。安妮博物馆的董事会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二战的兴趣会慢慢减小，于是，他们决定在10到15年之后，关闭安妮故居博物馆。但奇迹发生了，人们并没有因为二战的远去而淡忘历史。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参观。安妮博物馆因此免于被关闭的命运。汉斯说，仅2004年一年，参观者总数就达到93．6万人。今年到目前为止，参观者数量超过了去年同期。博物馆为了方便游客，不得不决定把每天的开放时间延长至12个小时，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时至今日，安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标签”，她象征着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受害者，甚至已经成为宗教迫害和暴政统治下受害者的象征。汉斯说：“人们聊起那段历史，就会谈到大屠杀，就会谈到安妮。”二战前，大约有8万犹太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被屠杀的命运。安妮博物馆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历史。安妮日记本
data-layout="left"最真实的见证。
曾有人质疑《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为了证明历史，荷兰政府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经过调查考证，委员会形成了一本数十万字的厚厚的调查报告。大量证据表明，《安妮日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汉斯对记者说，《安妮日记》对于荷兰小学生并非必读书，但在绝大部分荷兰小学，学校都会组织孩子们讨论历史，讨论二战。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阅读历史书，阅读《安妮日记》的兴趣被大大激发。汉斯介绍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他们举办了“安妮.弗兰克的历史和今天”的巡回展览，这个展览的内容被翻译成45种语言。汉斯说，除荷兰外，有3个国家有专门的组织正在传播“安妮文化”，它们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这样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在一些比较困难的地区进行宣传，如在乌克兰以及南美，去年我们在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举办了展览，我们还要到中国去。”汉斯说。 门前排成长龙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
反犹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存在着一种排犹的情绪，犹太人被说成是：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犹太人是分布于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游牧民族，原为古代闪族的一支，曾建立古以色列国及犹太王国，后为罗马帝国所灭。由于不甘被奴役，数十万人民惨遭杀害，其余人口则被迫离开家园，四处迁徙，散居世界各地。在中世纪的西欧，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到处迁徙，只能靠经商维持生计。他们迁到西欧后，遭到当地封建主的歧视。宗教感情演化成普遍心态犹太人在西欧遭到仇视还有宗教上的原因。基督教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教义认为，耶稣的12门徒之一犹大出卖了耶稣，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基督徒在情感上仇视犹太人，在欧洲，尤以德国的反犹情绪最为严重。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而德国人则领导了欧洲长达数世纪，德意志国王建立的“神圣罗马帝
最后他们命运如何呢(5张)国”（962—1806年）的历代皇帝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元首。在普遍信仰基督耶稣、反犹的大环境下，德国统治者认为自己肩负着领导欧洲各君主国反对犹太教的任务。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普遍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从中世纪到近代，一直在德国恶性蔓延。 公元13至15世纪，德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产生了利益冲突，厄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迫使大批犹太人被赶往东欧及美洲各国。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在德国一直“遗传”到现代。
政治目的引发大屠杀：19世纪中叶，德国的反犹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德国的政客们发现，面对当时的经济衰退，把犹太人定为罪魁祸首可以有效地消弭反对政权的声浪。当时在德国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一次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受到严重打击，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希特勒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就成为必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国人民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希特勒将此理论蓄意“嫁接”后，它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希特勒利用历史上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这一理论更加具有煽动性。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正因为如此，希特勒一上台，便顺利推行了一整套疯狂的反犹灭犹政策，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罕见浩劫。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是“德国虚伪的政治家为其侵略战争对民众进行系统的政治愚弄和教化的结果”。
详细内容：一个15岁的少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和作家，却因为希特勒发动的一场邪恶的战争，于花季之龄死于纳粹集中营。这本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二战后我想出版一本书，叫做《密室日记》……” 1942年7月，13岁的安妮和家人为逃离纳粹恐怖统治，躲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仓库里，从此展开两年多的密室生活。“我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来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危险与浪漫情事，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图书封面(17张)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安妮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起初，她这日记是纯为自己而写。后来，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杰瑞特·波克斯坦从伦敦广播电台宣布说，他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蒐集有关荷兰人民在德军占领之下苦难生活的目击报导，公诸大众。他特别以信件与日记做为例子。安妮收听到这段话，为之动心，于是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后，要依据她的日记出版一本书。她开始将她的日记加以改写、编辑、润饰，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忆增加一些内容。同时，安妮也保留了原始的日记。安妮死于德国一个集中营，死因是那里爆发斑疹伤寒，于3月死亡。她的亲人中，只有父亲奥托·弗兰克活着走了出去。1945年6月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后移居瑞士。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在传扬女儿的日记，让全世界共享。他于1980年8月19日过世。学术界编纂的《安妮日记：评注本》将安妮第一次写成、未经整编的日记称为A版，以别于第二次所写、经过整理的版本，是第二种版本，一般称为B版……奥图·法兰克斟酌许久，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问世。他从A与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日记》就是这个版本。奥托·法兰克的遗产由坐落在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继承，该会拥有安妮日记的版权。后来，基金会决定为日记推出一种增订的新版本，从安妮的A与B两个版本取材，对奥托·法兰克的内容加以补充，内容大约增加了30%，希望让读者更了解安妮的内心世界。自从安妮死后，她的日记已经被翻译成65种文字，销售3000万册，安妮的确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她的梦想。这个最新披露的绝对版本对于已经认识安妮的人来说，提供一个重新发现安妮的机会；对于未识安妮的人而言，更是一个值得珍藏的版本。
对安妮日记的社会评价
正面评价：战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旧居内，重新放置了用作屏蔽后宅的书架。这本日记高度的文学价值一直倍受世人重视。美国知名剧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长篇小说的张力来形容安妮的写作风格，并受到日记的启发和感动，在日记出版后不久便与奥托·弗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记内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在日记的美国版中，埃莉诺·罗斯福（即美国前第一夫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序言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说中提到：“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 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同年，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安妮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象征。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1994年，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颁授的人权奖后，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他说在读了安妮的日记后，“从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和安妮对纳粹的反抗相提并论，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不断被和安妮·弗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必定会失败。同样于1994年，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怎样面对当时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借此表示自己的理念。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了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如此深远。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提到了出版商解释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说法。“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发生著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TIME 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别刊，安妮·弗兰克获选。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上，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上，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的文学水平。不论从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日记：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批评与质疑也开始不断出现。有著作申述了这些批评，最早的著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1958年，当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出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认为安妮·弗兰克这个人实际上不存在，并向维森塔尔挑衅，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资证明。后来维森塔尔于1963年找到了当时的警察卡尔·西尔贝鲍尔，在会谈中，西尔贝鲍尔对当时的罪行直言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还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装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他目击证人，包括奥托·弗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的新质疑。这些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上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教师洛塔·斯蒂劳（Lothar Stielau）提起诉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奥托又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上刊登来信支持斯蒂劳的海因里希·布德贝格（Heinrich Buddeb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其言论，而奥托·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弗兰克福的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海因茨·罗特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罗特其后提出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诉也被驳回。1976年，奥托·弗兰克也对恩斯特·罗默（Ernst Romer）提起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叫艾德加·盖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罗默罚款1,500马克，而盖斯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托·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规定范围而结束。 在奥托·弗兰克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了对比，证实笔迹吻合，而且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吻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他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版”。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院对此版日记进行了确认。 1991年，两位大屠杀否定派学者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与西格弗里德·维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安妮的日记：一个批判性进路》）的书。这本书宣称日记由奥托·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后宅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风格及文笔与同年龄的青少年有别等问题。 1993年1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就上述著作动用民法，申请禁止该书在荷兰的进一步印发。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
安妮经历了快乐，期望，隐匿，抑郁，意欲，悲愤，挣扎，死亡的人生历程。安妮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两年间隐秘、艰苦的生活状况，自己的寂寞、苦闷，对现实的恐惧、憎恶，对生的追求和期盼，对未来的向往和祝愿，对战争、人性的深入思考。她渴望用年轻的激情、勇气和天性的善良拥抱自然，拥抱世界，但是战争回报给她的却是苦难和死亡。安妮在写日记的两年多里，生活困窘，她多次写到阿姆斯特丹的被轰炸所造成的恐惧，也不断谴责种族歧视，而藏匿又充满了恐怖的日常生活，在平凡中深深地打动着人心。她在见证着战争与迫害。1947年，幸免遇难的安妮的父亲，将安妮的日记整理后出版。迄今为止，日记已被译成55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三千万册，成为一笔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安妮真正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走入世界，为人类尽一份力量。”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孩子像安妮一样，在法西斯疯狂怒吼中，微笑着说，“我相信善良。”永远无法忘记安妮赤裸身体被削发的空洞眼神，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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