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河

　　中国必须改革，而且必须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深入改革，这是近期中国上至政府决策层下至普通老百姓的一致共识。从“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到温家宝总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则文革或重现”的言论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毋庸置疑，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真的是医治当前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最佳良方吗？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在于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解构，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公共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各个利益群体能够在一个良性、健康、充满活力且能够自我预防自我调节的社会机制中进行合理竞争与和谐共处。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公正有序的和谐社会。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既在于社会，则必须对于社会有着精细周全的了解和掌握，才能找准方向进行改革，改革也才能发挥更大效用。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然而，似乎并不是最为亟须的。因为，当前中国的改革更应把重心放在社会改革上，以更好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缺乏理性与平衡

　　首先，中国缺乏“社会理性”，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为了破除“四旧”，铲除封建遗毒，传统社会被彻底冲垮，而新型社会建设又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在于经济建设，致使新时期的社会建设长期处于自发的摸索过程，至今并未成熟定型。这种不成熟和未定型典型体现在缺乏“社会理性”。

　　缺乏“社会理性”即意味着社会内部往往很难用“理性”去化解问题和危机。于内，当社会内部出现矛盾问题时，缺乏“理性”，则非但解决不了问题，且会更加激化和扩散社会矛盾； 于外，当社会与政府出现利益冲突时，缺乏“理性”，则二者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解和互动，从而易使二者处于对立境地。试问，缺乏“理性”的中国社会，如何能够担当起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监督和约束的重任呢？没有“理性”的监督和约束，政治体制改革又如何能够符合和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呢？

　　其次，中国缺乏“社会平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成果易为少数特殊群体所左右和占有。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社会现象就是各个层面的不平衡，如行业之间的不平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等。这些不平衡的形成有其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也有国家政策设计——鼓励和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观使然。

　　国家政策设计的“不平衡”只是过渡性的，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当前中国社会是培育出了部分先富，不过这些先富并非全部成为带动后富的积极践行者，相反的，更多的是固守于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障碍者和绊脚石。因此，如何引导和规范先富去带动后富，进而实现社会内部的相对平衡，更应当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不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么方向为少数特殊群体所左右，要么其成果为少数特殊群体所占有

　　应用社会自治之传统

　　再次，中国有“社会自治”之传统，有助于政府更好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便有“社会自治”之传统，如“乡绅制度”，老百姓在遇到问题和纠纷时，往往通过邀请人品学问都受到纠纷双方所肯定的乡绅出来调节裁决，化解纠纷，实在不得已才去报官诉诸法律。这种形式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社会仍然发挥着显著效用，只不过是把“乡绅”替换成了“有钱商人”或“行会组织”。是以，当下中国应对“传统社会自治”进行扬弃，大力探索和培育新时期社会自治机制，实现社会与政府的职能界限泾渭分明，让社会内部的问题由社会机制自行消化解决，从而简化政府职能，使政府能够更为有针对性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现代性、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中国改革，困难重重。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前的政治体制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需求，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错综庞杂的利益冲突问题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实际上，无论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际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在于社会。故，中国改革，应从社会始。只要社会问题厘清了，社会群体利益平衡了，社会自治组织成长了，社会调节机制健全了，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再也不是难事了。

作者是福建工程学院法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