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神圣家族的传续，似乎走向了终结，而接下来要发生的，则是世俗家族的故事。
在司马光看来，这些家族中第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是前述魏桓子的孙子魏斯，亦称魏文侯。由于家族本身缺乏神圣血统和文化，魏文侯选择向外求索，找到了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如卜子夏、田子方。同时他还看上了段干木，于是每次经过该家门口，都要从事一种叫做“式”的特殊礼仪。如此态度，果然就得到了“四方贤士”的归附。
这天，魏文侯在和群臣饮宴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跟“虞人”的会猎约定，于是不顾风雨和群臣的劝阻，坚持前去赴约。所谓虞人，既可按《周礼》解释为负责园林打猎的官员，也可以按照前述理解为“虞”或“唐”地方的人。无论是哪一种，魏文侯当着众人坚持赴约，其志都显然不小。他的手下，逐渐聚集起来了文武两类人才，这些人才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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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手下的第一类人，是武将，其中包括著名的吴起、乐羊等。另一类是文臣，最有名的除了李克，还有一个叫做翟璜。翟璜是一个有些奇怪的人，他作为魏文侯的近臣，既做好事，也做一些看上去很愚蠢的事。前者的例子是任座事件，当时魏文侯在席上询问众臣，自己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君主，只有任座投了反对票，因为文侯把新得的中山国土地封给自己的儿子，而在任座看来，封给弟弟是更加正确的做法。当时魏斯非常生气，但是翟璜恰当地指出，有这样直率的大臣，更加证明君主的贤明。于是魏文侯转怒为喜，待任座为上宾。
后者的例子则是：魏文侯后来向李克打听，自己的两个近臣（魏成和翟璜）能力和品德如何？李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但是当他出去见到翟璜的时候，正遇上对方急切地上来打听此事。李克于是说自己夸奖了魏成，翟璜果然大怒 ----
· 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
李克的回答比较巧妙，他说自己其实是按照文侯的心意来回答的。为什么文侯喜欢魏成？因为魏成帮他找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正是他最需要的人才，于是他以之为“师”。而你所找的这几个人，不过是“臣”，当然就低了一大块。
翟璜犹豫了一些时间，最终同意了李克的观点。但他未必心服。这里的关键在于：西门豹和吴起这样的人，难道还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更加重要吗？他们对魏国究竟贡献了什么？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西门豹到达鄴以后，发现当地有势者以为河神娶亲为名，征收额外的税收。被看中的女子，被要求在河边新盖的房屋内独自居住，沐浴斋戒。最终她将坐在新床上，被漂到河中，一直漂浮很久，最终沉没。许多人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夏秋季节就会大水泛滥，伤害人民。这样的习俗对于社会发展据说有两种恶果：其一是导致富户的逃亡，其二是使余钱聚集到少数有势者及巫师手中。
在举行仪式的那一天，西门豹亲自来到现场，看到一个70岁的女巫，和她的十几个女弟子，都穿着丝绸制的单衣。西门豹很有魄力，借口新妇的形象不佳，先后将女巫、3名女弟子和三个元老都投入河中去“报信”。由此取得威信，并消除了人们对于河水的过度恐惧，然后西门豹组织人力挖渠12条，以灌溉农田。当时有民间反映挖渠工作辛苦而缺乏价值，但西门豹强调“百岁后”人们终会理解他的坚持。这样一直到汉代，已经过了几百年，司马迁了解到当地人仍然以西门豹为“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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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一点上，吴起的作为是与西门豹相似的，即他们工作的重心都是“动员”。西门豹把乡民动员起来兴修水利，而吴起则动员人们投入战争。吴起的具体做法是：
·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可见，吴起不是为一个士兵充当临时军医，这种做法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带领士兵的方式。由于独特的亲民作风，一代又一代的士兵甘愿在他的率领下战死，也甘愿接受荀子所观察到的那种严酷而损害健康的训练。（《荀子·议兵篇》）
由于吴起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虽然他声誉不佳，曾先后因为“杀妻求将”和母死不奔丧而受到主流价值的猛烈抨击，但在魏文侯积极的内外政策环境中，他很快被提拔为战略要地西河的主将。他在这个位置上有比较出色的表现，带领魏军主动攻击秦军，连下对方五城。加上乐羊在东边的胜利和李克在农业方面的深度挖掘，魏国一度呈现出魏斯所期待的那种强盛局面。
十年以后，魏斯去世，继任的魏武侯在战略上有所改变。他来到西河，向吴起强调“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则引用三苗、夏桀、商纣等反面历史故事，指出国家安全更多系于高层政治的道理。武侯虽然同意这个论断，但在选择丞相的关键问题上，却没有选择吴起。吴起非常直率地跟新丞相田文讨论这个问题，指出自己在军事、财政和行政等方面都具有超出对方的优势，而田文则尖锐地说明，年少的新君对于使用吴起仍然心有疑虑。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国统治层对于外来人吴起的怀疑反而一天天加剧。另一个大臣发现，吴起心高气傲、始终没有在魏国安家是他无法融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他策划了一次“测试”，用公主来检验吴起对魏国的忠心。吴起果然拒绝了迎娶公主，并在一种君臣间信任锐减的氛围下，离开魏国来到了南方的楚国。
吴起在楚国受到了更大的重用，他甚至被授权裁撤官僚系统和王室中的冗员。此外他也汲取了在魏国的教训，决定在楚国安家落户。由于得罪的贵戚毕竟太多，这个战功卓著的将领在几年后随着楚悼王的去世而遭到暗杀，众多亲族也未幸免。
吴起和另一个有改变世界志向的年轻人商鞅都是卫国人。在战国初期的乱局中，前朝遗民众多的卫国自身也在谋求变化。这时，一个著名的理想主义者来到了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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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做子思，他和吴起一样曾经是曾参的学生。作为儒门的正宗后人之一，他在代表作《中庸》当中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观念和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诚”的著名论断：
·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可见，在子思这里，“诚”已经不仅是一种礼貌或者人生态度，而变成了人与物质世界沟通的桥梁。如果人不能做到“诚”，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客观世界的真相。为什么子思要怀疑人类对于真相的认知能力？从《中庸》可以看出，这种怀疑不是从他而起，而源自他的爷爷孔子。
·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一方面，孔子强调一种神秘的“道”是人类所片刻不能离开的，是人之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哀叹这种“道”无法真正有效地行之于世界，尤其是无法从现实中的人类的身上体现出来。无论人们是聪明还是愚昧，是优秀还是差劲，都不足以体现和推行神圣的道。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孔子强调要像历史上的舜、文王、周公那样准确地把握这个世界，并找到最恰当的“中庸之道”。
子思继承了孔子的这种危机感和求索方法，并试图定义人的情绪和行为在“发作”的前后的根本区别，从中找到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有效方法。在子思看来，如果能够准确地区分君子和小人这两种人格，运用智慧把握时间和客观世界，就有希望达到“中和”的美好状态，使天地万物都各在其位。
那么，子思这些想法和生活原则，在现实政治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卫国国君的邀请，给了他一个表达的机会。虽然身在东方的鲁国，但是子思对于各国的新闻和政治动态也非常关注。所以，当卫君询问“苟变”这个人，是否具有成为将军的素质的时候，子思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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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怀疑苟变的能力？卫侯说，此人的操行有问题，曾经在为公家收取赋税的时候，私吃了百姓的两个鸡蛋。所以我一直没有重用。
子思说，你活糊涂了吗？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这是“战国”，不是春秋了，不是那个人类还能够悠闲地体味四季变化的时候了。战国要用什么人呢？“爪牙之士”（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我恨不得让手下人都变得像食肉动物一样具有天生的杀伤能力。吃两个鸟蛋算什么？要是让邻国听到，会笑话的。
卫侯见子思言辞激烈，装作很谦恭的样子，但是并不接受子思的观点。不但他不接受，群臣也不接受。为什么？因为那个趁收税拿两个鸡蛋的人，未必是什么爪牙之士、干城之将。于是子思在愤怒中对卫国进行了批判：
· 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虽然是气话，但子思对卫国的批判不无道理，尤其他认为卫国政治“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也就是说，卫国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不讲理而讲另一种“礼”，而后者的本质特征，在于下级要学会体会上级的心思，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求得上级在比较愉悦的、放松的心情下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子思说，这个就叫“君暗臣谄”，而君之所以暗，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到实话。除了君之外，所有人都是臣，包括妻子、儿女、朋友、兄妹、奴仆等等。这些人必须遵守君臣之礼，也就不能放松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变得十分狭窄的意见渠道，往往为情商较高的人群所掌握。这样的人并非坏人，但如果身边全是这样的人，“君”就有危险了，因为“民不与也”。
子思最后得出结论：一说真话就反而惹祸，这世上便不会有正义和真理（善）。不过，是否文人的声音就能够代表正义呢？卫侯愿意听取子思的意见，恰恰是他明白不能偏听偏信的结果。子思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的正义性呢？当然，这就必须要用到上边已经提到的主观直觉，尤其是一种仅仅来自“君子”的忧患意识和分寸把握。按照孔子的看法，君子和小人在外表上是很难分辨的，所以子思很容易被视为小人而不得重用。他前边的话表明了当时人类的一般心态：都战国时代了，每个人都已炼成了“爪牙”，或许有些长在外边，有些长在里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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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已经说过，秦国寻求改变的一大动力是回归先祖的神圣和辉煌。而在秦国如此考虑的同时，周边的国家也没有停歇。商鞅仕秦之后的第4年：
· 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魏惠王这里所说的“宝”，主要是宝珠，显然是前边提到过的“名器”当中的器的一种。在魏惠王看来，拥有巨大的宝珠来装饰贵族的车乘，是国家神圣性和地位的体现。而齐国的管理者则强调，人才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定和谐，导致外国既敬且畏，是更大的宝。这里齐威王还没有提到更加重要的田忌和孙膑。从魏国一度对人才的重视来看，他们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韩国对申不害的重用，秦国对商鞅的重用，如出一辙，都是把人才视为国家神圣性的关键。不过名器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周）显王35年，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高大的宫门或城门，是否属于规定的“名器”的范畴？暂时不明。但是在屈宜臼看来，即使它是必要的一种“器”，也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何时构建它。为了说服韩昭侯，他把建高门的举动称为“奢”，也就是身陷旱灾中的百姓所不易理解的仅满足君王个人欲望的行为。但是昭侯不听他的劝说，坚持把高门筑成。峻工不久，他就去世了。继任的是“宣惠王”。
宣惠王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才，与前边的人才不同，此人似乎无意成为任何一国之“宝”。他有非常不同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