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9年6月中旬，我在宁波大学任教的日子）
1989年6月16日 星期五
    我和父母搭乘昨晚上宁波到上海的列车，取道上海回西安，我用暑假假期送父母回家。列车行至杭州，窗外雨点骤起，噼噼啪啪地敲在窗玻璃上，难得的凉爽驱走了车内的闷热。夜行列车于今晨将我们送到了上海。
    妈妈在上海有五个弟弟妹妹，其中大舅和三姨是同父同母的，小舅和四姨、五姨是同父异母的。大舅有精神病，没法和我们沟通，我们每次去上海，也只能住在三姨家里了。早上到了三姨家，三姨和女儿小萍还睡着，三姨夫已经上班去了，三姨的儿子利华现在在卖蔬菜，没住在家里。三姨家住在中山南一路的鲁班路和打浦路中间。
    三姨起来后，我们和她一起去菜场买菜。鲁班路上新开张了一家清真小吃店，卖牛肉汤包、牛肉煎包和牛肉汤，我们四个人吃顿早饭，花了五元钱。
    在定海叔叔家里的生活简直像是在吃斋，到上海阿姨家就不同了，饭桌上总是荤素搭配着，时鲜蔬菜油汪汪的，甜甜的菜让人胃口大开。
    晚饭后，我去位于徐家汇路、马当路口的五阿姨家玩：五姨夫还没下班，五阿姨一个劲地逼着女儿吴茜做功课，又吵又打的，真没劲！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1989年6月17日 星期六
    早上起来，我又去五阿姨家了，找五姨父玩；五姨父比我大一轮，性格开朗随和，和他聊天很开心。五姨父今天休息，中午，他留我吃午饭，一个清蒸带鱼和两个素菜。我不太想在五阿姨家吃饭，他们过日子很节俭，没有三阿姨家吃得好；我留下来吃饭，主要是想和五姨父多说说话。
    五姨父让我到他们家来住，我没有告诉五阿姨和五姨父，我父母也来上海了。在五阿姨家里没有在三阿姨家里自由，五阿姨也远没有三阿姨待人那么诚恳、爽直、热情和大方。我下午1点多钟走的，借了五阿姨家一个钢丝床。
    三阿姨把利华的房间让给我们三个人住，父母睡大床，我搭钢丝床；昨晚我们三个人挤睡在一张大床上，真难受。
    晚饭后，我和妈妈、小萍，一起去三阿姨所在的上海钙塑建材厂洗了个澡。工人们休息，空空的浴室里就我一个人在洗。小萍早早地就回去了，她惦记着她正在装修中的新房；我陪妈妈和看大门的三阿姨说说话，等到晚上10点钟三阿姨下了中班，我们一起回去的。
1989年6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我和父母、三阿姨一起出去逛街：先到打浦桥，再去静安寺和曹家渡。妈妈和三阿姨的娘家，原来就在打浦桥那里的泰康路上，而妈妈和爸爸结婚的时候，就住在曹家渡。
    中午，我们一人吃了碗辣肉面，1元5角，外加10%的冷气费；下午，我们吃鲜肉月饼，2角5一个。冷饮店里，很少有以前那种物美价廉的桔子水了，代之以雪碧和芬达饮料，8角钱一瓶。高消费，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上海街上，很多男女都穿着睡裤；今天，我在阿姨家附近的瞿溪路菜场摊头上，也买了两条，5元5角一条。
1989年6月19日 星期一
    早上，我又去五阿姨家找五姨父玩了，五姨夫不在家，他在门上给我留了张条子，说出去打听出国的事了。晚饭后，我又去找五姨父了；一进门，五阿姨就说：他一直在等你，洗澡也不敢去洗。
    表妹吴莤要复习功课。我就和五姨父一人一张躺椅，坐在天井里聊天；电视机放在厨房里，我们只是偶然瞟一眼屏幕，二人谈得很投机，从电影电视、风土人情到市井百态，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比如我们津津有味地谈到了法国男星阿兰·德龙神秘莫测的性格，和法国女星罗密·施奈德无与伦比的美。
    五姨父特别讲到了他对家庭生活的厌倦，说“早知结婚这样，说什么我也不结婚了。”他还打比方讲到了一张画：一个笼子，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里面的人拼命往外挤；说是很多结了婚的人都很欣赏这张画。他若有所思：“我为什么想出国？就是想摆脱家庭的烦恼。”我担心五阿姨：“你走了，留下他们孤儿寡母怎么办？”他玩笑：“她可以再找一个呀！”我笑说：“你胡说！”他改口：“找一个佣人帮她，她辞职在家里带孩子，我每月寄钱回来。”
1989年6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我和父母、三阿姨一起去金陵东路转转：我从小跟妈妈来上海玩时，妈妈特别喜欢去转金陵东路；这里一家家的小店让过街楼遮掩着，显得休闲和随意，东西不是很贵、游人也不多。可惜，现在金陵东路在修街面，沿街搭满了脚手架。走过那家老店，我们吃水果、银耳、莲子、大西米羹，去年我来这里吃过赤豆羹。
    也许我是受了从小生长在上海的母亲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在上海逛商店：商业街又多又长又丰富，走走看看像是在看展览似的。我更喜欢看，而不太喜欢买；多看多比较后，考虑再三，我才会买一样东西。三阿姨不耐烦了：说看了好就买下来，又想东西好，又要东西便宜，这种东西哪里买去？我不觉得：我看只要有时间转，不难碰上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三阿姨家的隔壁邻居经常来叫我们搓麻将，1角钱一个子，包出冲；有时我们三个人中间去一个人，有时父母一起去打，有时三阿姨也去，小麻将搓搓也挺有意思的。
1989年6月21日 星期三
    五姨父喜欢和我聊，我也喜欢听他讲；所以，只要他休息，我就去和他聊天。他让我晚上去，我也不想白天去，要去吃饭就要拿东西去，大家都麻烦，饭后聊聊大家都方便。不过，即使是晚饭后去闲聊，五姨父也会拿面包、西瓜、雪糕、可乐和桔子水等给我吃的，这样老是空手去也不好；我今天买了四支熊猫雪糕拿过去，看到住在五阿姨家隔壁、长年患有精神病的大舅舅坐在门口冲我傻笑，我就把我的一支给了他。
    五姨父晚上10点半送我出来，走到12路汽车站，我们站住了他还在讲，讲他插队时的经历和他在农场时的初恋。他显得很激动：“到现在为止，我从奉贤农场返城的日子，是我此生最高兴的日子，比我结婚、生孩子还要高兴。”尽管我对他讲的事情并不都感兴趣，但我喜欢和五姨父在一起：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像是在讲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表情很生动，还有动作配合，我觉得像是在看演出一样。
    已经是半夜12点了，没有公交车了，我走回去的。我喜欢在这浪漫夏季的晚风中，一个人静静地走，让翻飞的思绪和无限的感慨慢慢安静下来。
1989年6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我和父母先去逛淮海路再去逛南京路。中百一店，我去年来就没有进去转，东西庞杂、柜台乱，又闷又热、人又多，有一种压迫感，已经顾不得细看和挑选了，匆匆扫一眼，就想赶快逃出来。相比之下，华联商厦内部的装饰华丽，又有冷气开放，要舒适得多。我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商店太大了并不好，电梯、空调要耗费许多钱，乱哄哄地也不利于顾客仔细观看和认真挑选，不如中小商店实惠。
    南京路的一家商店里，在处理女式涤缎短袖衫，15元一件。我们买了一件，看到衣服上有个瑕疵，想要换一件；可是两个年轻的女服务员硬是不给换；父亲气愤之极，一把夺过一个女服务员手中拿着的一件，再把我们先前拿的那件扔进了柜台。那女孩居然骂爸爸是神经病，我和爸爸毫不客气地指着她说：“再骂一句，搧你！”有人有一种自认为是的坏毛病，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一时间，旁边围满了人，有几个服务员也过来帮腔，我推推爸爸，走了算了。
    上了公共汽车，我和妈妈坐在最后一排，一个中年男子为了抢位子，不知羞耻地硬坐在了妈妈身上，我一把将他拖了起来。有人说中国人缺少自尊自爱，我想这也是适者生存吧！
1989年6月19日 星期五
    晚饭后，我还是去找五姨父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6点多钟吃了晚饭去的，到那里还不到7点钟，总是要说到10点钟以后才走。有时，五姨父送我出来后还要站着再说说话，这样可能就没有末班车了，我也只能走回来了。
    今天五姨父送我出来时，我们穿过窄狭的走廊，黑暗中，我的脚踝碰在了自行车的脚踏上；五姨父一边说着：“碰到你，我都心疼”，一边弯下腰来给我揉了两下。我的心是一团雪，经不住半点热就化了。当我们走出大门口阴暗的走道的时候，我一只手搭着他的肩膀，侧过脸来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匆匆地、淡淡地；他什么也没说，好像什么也没有感到一样。
    五姨父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而我总是很有兴趣地听着。今天，五姨父说：“你到哪里，别人对你的印象都很好，是吗？你让人感到真想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他在上海奉贤农场插队十年，至今年满四十了，难得他还保持着一颗真诚的心，他把自己的许多经历都讲给我听了。他让我下次来不要穿睡裤，他想带我去听音乐。
1989年6月24日 星期六
    这些天，我和父母住在上海，天气还可以，时阴时雨的，不是很热；妈妈也不时地买些菜让三阿姨烧，皆大欢喜。
    上海人吃菜很讲究，虾分河虾和海虾，河虾10元一斤，海虾4元一斤；我吃着都差不多，可阿姨家偏要吃河虾，还要吃活虾。螃蟹也要看新鲜不新鲜，我觉得能吃上就不错了。此外，鱼要吃活鱼，肉要纯瘦肉，真是享福的上海人呀！
    三阿姨在菜场买来蛋卷壳，又在附近的小店里买来中冰砖，给我们做蛋卷冰淇淋吃；中冰砖吃完后，阿姨又去买来一个加伦冰砖，我们自己在蛋卷里塞得满满的，比买的蛋卷冰淇淋还要好吃。
    晚饭后，我和父母闲着没事，三阿姨家仅仅只有十个平方的房间里太闷热了，我们不知不觉地散步到了南洋中学，再折回来，在桥上坐了一会儿。
1989年6月25日 星期日
    白天，我和父母、小萍到南京路和四川北路转转；走到北京东路火车票售票处，我们想买火车卧铺票，可惜没有登记上。
    父母在排队买票，我和小萍到附近一个小吃店里吃锅贴；之后，我们再换父母到锡园饭店去吃包子。爸爸买了2元钱的香蕉，1元3一斤；小萍买了2元多的桃子，9角8一斤。夏天出去，少不了还要吃冷饮。
    我和小萍去转九江路，那里门挨门，都是小小的个体服装店；三阿姨说，上海现在的个体服装热点，已经由华亭路转到了九江路。这里的服装和鞋的款式非常新也非常贵，没有100元钱，很难买样称心的东西。
    都说上海人拜金，我想是因为上海的众多享受都与金钱紧密相连；如果说北京是权力世界，上海则是金钱世界，金钱的魅力在上海得到了最充分地展示！在南京路、淮海路转转，这种感受很深刻。
    晚饭后，我再去五阿姨家玩。五姨父要去给女儿的班主任送个西瓜，我们俩一人骑辆自行车，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老师家。反正没事，怎么转都一样。
    送完西瓜，五姨父带我去逛夜幕下的南京路，夜晚的南京路，最能体现《夜上海》那首歌描述的请调了：霓虹闪烁、人流如织，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呀！
    五姨父打算带我去茶座听音乐的，可我不想去。他又带我去了几家大影院：大光明、大上海和海燕等，这几家影院都在上演一部内蒙厂影片《狂盗》；我看到有通宵场的电影，我想看，五姨父说吃不消。
    五姨父说要买荔枝吃，7元5一斤，我说太贵了，他还是买了一包，一斤半，12元；我们坐在人民广场上，边聊着我边吃着荔枝。五姨父让我把荔枝都吃完，大概是不想回去让五阿姨看见吧。不过，我还是省下了一些带回去给吴茜妹妹吃。果然，五阿姨看到荔枝后有些不快，她有意拉长了声调说：“还买荔枝吃呢！”
    五姨父今天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在人民广场没坐几分钟就回去了。五姨父一回去就睡了，五阿姨和我聊着，送我出来了还在说，站在门口又说了很长时间。五阿姨和五姨夫的性格、情趣、爱好都差得很远，五阿姨是实惠型、家庭型的，五姨夫则是浪漫型、享受型的。
1989年6月26日 星期一
    中午，三阿姨家里用肉和青菜包菜肉大馄饨。我听五阿姨说，大舅舅特别喜欢吃饺子和馄饨，我给三阿姨说拿一点去给大舅舅吃，小萍又专门包了三十个让我拿去；三姨夫在一旁说：多包点，那几个给谁吃呀！三阿姨一家人心地都很善良。
    我一到五阿姨家，莤莤就吵着要吃馄饨；五姨父听说是纯精肉包的也想吃，弄得五阿姨很尴尬地对我说：今朝让依拉两家头，台塌光了！五阿姨下好馄饨后，给大舅一碗，五姨父一碗，女儿一小碗；大舅吃完后，又拿着碗来要，她很难为情，只得从五姨父的碗里舀了两个出来给大舅。我赶忙说：明天我再拿点过去。
    今晚我走的时候，五姨父叮嘱我说：“明天早点来，吃饺子。”
1989年6月27日 星期二
    票买好了，好难得：三张卧铺，又都是下铺，再理想没有了！
    上午，我和父母、三阿姨一起去淮海路转转，我们想买点东西带回去。在瑞金宾馆门口的面包房，我们买了一袋短棍面包；在一家专门卖塑料制品的店里，我们买了个茶色塑料的凉水杯。
    我这次在上海买了几件夏衣：一件铁灰色古香缎的长袖衬衣（25元）；一件彩条的麻纱短袖衬衣（18.5元）；一条涤麻米色长裤（14.5元）；和一双咖啡白镶拼的皮鞋（18.5元）。
    这次父母给姐姐带了100多元的东西；我说姐姐要带东西也不拿出钱来，母亲说回去算。为此，父亲竟然在公共汽车上就大声地说我爱管闲事，不像个男孩子；还说人与人不能比，车上许多乘客都看着他。我真觉得难堪极了！在车上我又不好说，到了三阿姨家，我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我说我不想回西安了，我要回宁波。
    下午3点，我把钢丝床送还到五阿姨家，公交车太挤了上不去，我一路走去的，累得够呛！五姨父很细心，我一去，他就看到我穿着凉鞋而露出的脚趾上，让钢丝床碰出了血。
    晚上，五阿姨家里包饺子，五阿姨给大舅舅也盛了一碗；我不愿白吃，我去买了四块冰砖，四个人一人一块。五姨父告诉我：他早上去菜场买来肉和卷心菜，肉去掉肥的、剁成肉泥，菜去掉筋、剁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剁好；他打开冰箱让我看他剁的菜和肉，确实很细。
    吃饺子的时候，有破的，我说是因为没有“搭牢”。我一直和五姨父说普通话，偶然冒出一句上海话来，让他大笑，他正咬着的饺子也喷了出来；他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胸脯还在笑，五姨父一点也不像40岁做了丈夫和爸爸的人，有时显得很天真。
    到晚上10点半了，五阿姨和莤莤都睡了，我说我要走了，五姨父说：“你明天就要走了，再坐一会儿吧！”我就又坐了一会儿。五阿姨说：“你让海勇走呀，他明天早上6点钟的火车，4点钟就要起来了。”五姨父这才送我出去了。
    下午，五姨父伤感地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晚上，他又让我给他留下西安家里和宁波大学的地址。送我出来时，他动情地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等我的签证下来，我会给你写信的，不写信就是没有下来；听说澳大利亚大使26日回来，如果开始办了，会很快的；我去了会给你写信的，我帮你联系好工作和学校后，会详细告诉你的；我刚去时和他们住在一起，以后，我可以自己住，你来了，我用小车去机场接你，咱们一起住，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地……。”五姨父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能这样讲，我当然很高兴；不过他说得太好，我不敢想象！
    我曾说过，我调到宁波大学有许多巧合。五姨父说：“你认识我，也是一种巧合，命运安排你从西安——宁波，再从宁波——澳大利亚。我到哪里，别人对我的印象都很好，到那边，我的才能会得到充分发挥的。你做工人不合适，我可以给你联系个饭馆记账的工作。”五姨父送我到马当路口，在一番热情的话语后，和我握手告别，又连连回头，向我招手。
    我又是走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回味着这些天来和五姨父聊天的情景。五姨父的话，并不让我冲动，因为出国主要问题是钱，要3万5千元钱呢，联系倒在其次；除非五姨父愿意为我出钱担保，我不能肯定他一定会这样做，我只是对前途多了一些幻想而已。
1989年6月28日 星期三
    早上6点18分的火车，三阿姨和小萍送我们上火车。三张下铺位子，昨晚我没有睡好，现在舒服地靠在铺上好享受！列车行进时，金风送爽 ，轻摇着的火车就像摇篮一样。我们灌了一大瓶可乐带着，还有红肠、方肉和面包，以及利华送给我们的香蕉。
1989年6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0点时分，车到郑州时，广播中忽然说：“前方发生故障，请旅客们下车中转。”天呢！我和父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从车窗看出去，硬座车的乘客们已经被陆陆续续地赶下了车；我们卧铺车也让下去，但没人下，服务员气势汹汹地过来换票、叠铺、赶人，但没人理她。列车开进一处像是专门停废车的地方后，灯就熄掉了。我们在惊慌中，倒在铺上迷糊着，睡是睡不实的，不知明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今晨5点，我们乘坐的列车又开进了郑州站的站台，广播中说，这车将返回上海；我们车箱里的乘客纷纷下去，我们也只好随着人流茫然地走向站外。火车站的广场上到处是人，去往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的列车纷纷受阻，都将乘客们扔在了郑州站上。
    在火车上，爸爸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原是从六厂调走的，现在在市纺织局工作，名叫张炎；他和老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出来了，他说先去洛阳，再乘汽车回西安。我们想在郑州等通车，就各自东西了。
    我们在站前广场的喷水池边坐下，也不知何时能通车。我们都有点饿了，父亲去买来三盒饭，一元钱一盒：僵僵的米饭，配上水煮的半生不熟的豆芽菜，不过饿了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渴了，广场上茶水摊倒是不少，大碗茶，5分钱一碗。今天天气特别热，白花花的太阳炙烤着广场上疲惫不堪的不幸的旅客，好像还嫌我们这些人不够倒霉似的。
    上午11点就说通车了，但签票处的长蛇阵让人望而生畏。我好容易挤着买来了三张郑州——西安的301次车票，怎奈我们原来的车票又退不掉，没办法，我只好又将301次车票退掉了。真是菩萨保佑呀！有人将签好的票签让给了我们，一张签条算5角钱，是下午5点钟的171次列车，郑州——乌鲁木齐的。车票落实了，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我们在中原旅社前面的荫凉处休息着、熬时间；侯车棚里黑压压的一片，横七竖八地坐着滞留着的旅客，那阵势就像逃难一样，这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好容易熬到了进站时刻，我们终于挤进了车站，可171次列车的车门却不开；我先从车窗爬进去，再来拉妈妈和爸爸。位子有对号和不对号的，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抢了三个位子。真是多灾多难呀，晚上10点10分，车到三门峡附近时又停住了！
1989年6月30日 星期五
    我从未见过这么挤的火车，到站都不敢开门，人是从窗户爬下去的；车窗又紧闭着不让下面的人爬上来。这车实在是超负荷、过饱和了！二人位子挤三人、三人位子挤四人；走道上或坐或站，也塞满了人；有人爬到了座位下面，有人爬到了行李架上；有人坐在椅背上，有人坐在茶几上。
    车上没有水，冷水都没有，热水就更别提了。厕所也不开。还好，我们是在郑州站买的茶水，装了一瓶；有人干脆买啤酒解渴，一元钱一瓶，其实全是白水；有卖水的，先是卖开水，一角钱一杯，后看旅客抢似的，又拉来冷水卖，二角钱一杯。昨天中午，我在郑州站吃了一碗担担面，父母吃了一场盒饭，我们就这样一直撑到了今早。
    本该今天凌晨3点钟到西安的，可今天凌晨3点半列车才又启动，结果今天上午9点钟才到西安。到了，终于到西安了！我从车窗爬出，递出行李，父母走门，我们终于回家了！从29日清晨我们走出郑州车站到现在，这一天时间，我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真是不堪回首呀！怎么那么多不顺利的事，偏让我们遇上了！我和父母三人第一次一起旅行，就碰上了这种事，命运为什么老是要捉弄我呢！两天没有刷牙、洗脸了，出站后赶快先洗漱：我在候车室的厕所里洗了洗，感到清爽了许多。又喝了瓶冰镇汽水
    一到家，我就在地上铺上席子睡了一觉；连着三晚上没好好睡觉，疲倦极了！爸爸赶紧生炉子、烧饭。下午5点，我才醒来，和爸爸一起去洗澡；刚走了几步，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慌忙跑进胡妈妈家避雨。
    离家几日仿佛几年！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家，躺在了我亲切的小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