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3月24日电，西班牙《起义报》发表劳尔•兹贝奇题为“巴西宣布对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战”的文章，称巴西总统罗塞夫一直在抱怨欧洲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海啸”损害新兴国家的工业。

　　这可能是继2009年3月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后，新兴经济体挑战欧美货币霸权的又一篇精典檄文。在这篇文章中，周小川提议应“创造一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改革现行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提议一度引发全球金融界的强烈关注。

　　经过近4年的蹒跚前行，美国经济看似已经恢复健康，其制造业指数已连续半年保持上升势头，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亦已呈连降趋势。与此相类似，历时2年多，欧元区从欧债危机的泥潭中走出的迹象亦已日益明显，在“财政统一”这一核心议题取得相对共识之下，意大利、西班牙等债务国的半年期国债收益率，三个多月时间已大幅下降50%左右。

　　不可否认，美欧经济的趋于好转，与自身压缩财政支出、刺激实体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动（或变动）启动货币战亦是关健因素。通过其拥有的货币霸权，主导货币的持续量化宽化、汇率的持续贬值、以及利率的持续下调，从而既可达到变相减少自身外债额度、又可达到直接提升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双重目的。

　　而这种货币战所造成的恶果，除一部分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自身的未来通胀隐患，更多的则转嫁至新兴国家。以新兴国家的核心代表我国为例，自2008年3月次贷危机持续爆发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10.4%、兑欧元累计升值25.1%、兑英镑累计升值更是高达29.1%——就是在人民币被动的升值过程中，我国的出口顺差已从2008年的2954.6亿美元，急速降至2011年的1551.4亿美元，降幅之大高达47.5%，更为严重的是，今年2月份我国单月贸易逆差不仅连年持续放大，而且逆差额度更是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之最。

　　新兴国家挑战美欧货币霸权势在必行，因为之于当下而言，仅美元和欧元即占到全球储备货币的60％以上，占全球结算货币亦高达50%以上。在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占比绝对垄断之下，美欧经济逢低谷之时，必然会有货币量化宽松和汇率贬值的冲动。而面对发达国家货币霸权的绝对优势，相对弱势的新兴国家虽可追随其量化宽松，但却极易引发自身高通胀的负作用，而如果追随其汇率贬值，则必将由此引发更为难解的全球汇率争端。

　　与上述会引起更大的高通胀负作用、或暂时难以全面有效实施的路径相比，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货币结盟”，从而相对提升应对美欧货币霸权的抵抗力。事实上，对此新兴国家近几年亦可谓动作频频——再以我国为例，自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央行已与香港地区、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近万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由此可以部分减少双方对美元和欧元储备的过度依赖。此外，我国更与香港地区、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或既成事实）双边贸易直接结算，与印度银行亦已形成双边货币直接结算的协议，而与巴西的双边结算本币结算系统亦早于2009年即已达成共识，由此人民币可以大幅减少结算环节的美元中介功能。

　　当然，新兴国家在全球货币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扭转。纵观美元在全球绝对垄断地位的形成，时间跨度已逾百年之久，而欧元亦是通过打造欧元区的集体货币才逐渐形成相对优势，但仍在已然过去的欧债危机的强大冲击下，险些分崩离析。

　　新兴国家显然有加速挑战美欧货币霸权的必要，但须在确保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金融安全监管到位之下，系统筹划循序展开，而不宜一蹴而就过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