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桢曾是爱国将军张学良的得力助手，因为工作关系，当年曾经经常接触日本各界高层，于是他有机会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天机”《田中奏折》揭露于天下……
　　王家桢其人
　　王家桢，字树人，祖籍山东文登，少年时期在黑龙江双城读完小学、中学，１９１７年旅日求学。１９２４年留学归国后曾任吴佩孚的外交秘书，１９２７年起被爱国将军张学良重用，历任少将衔参议、北洋政府国务院佥事和外交部四局科长、“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主要处理对日外交事宜，负责搜集日本对华及东北有关情报。１９３０年５月，受命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主管对日外交事宜。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赴美国旧金山商谈创建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其间与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建立联系。
　　１９５０年，王家桢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国民党未能携往台湾的款项交给国务院有关机构，用于新中国的建设。１９５４年供职于外交学会，１９５６年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０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和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北京逝世。
　　接收威海卫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北与旅顺、大连遥相呼应，共扼京津华北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元末起，倭寇屡屡进犯我国沿海，明朝在此设置卫所，以御外侵。１８９８年，清总理大臣奕劻与英驻华大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订租威海卫专条》。此不平等条约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面租给英国，租期二十五年，且期满经两国相商仍可延长。
　　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２年，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包括退还租借地在内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华盛顿会议后，北洋政府成立了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１９２２年１０月起进行多轮谈判，但结果却是“英国海军无偿租借刘公岛１０年”等新的不平等条约，山东学生会、威海卫商会、文登县地方自治协进会等团体纷纷上书北洋政府，迫使北洋政府拒绝签字。直至１９２８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１９３０年５月，王家桢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外交部次长，６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筹办接收威海卫事宜办事处，９月２３日，国民政府任命王家桢作为接收威海卫的特使。王家桢接命后，与徐祖善等人组成的接收代表团立即赶赴青岛，这是王家桢第一次到这座北方沿海名城，威海卫的收复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收复自己的失土，王家桢为自己肩负重任而兴奋不已。　
　　１９３０年９月下旬，王家桢率团由上海乘船赴青岛，就在王家桢上船前，上海霓虹灯新闻反复播放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王家桢到青岛后，停留几天做筹备工作。１０月１日，王家桢率领３００海军陆战队官兵分乘“海琛”、“镇海”号从青岛出发，直达威海；１０时５０分，即举行了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英国驻威海卫总督（曾任清宣统帝老师）庄士敦，当时驻威海卫的海军及苏格兰陆战队等兵种全部出列，举行临时阅兵式，庄士敦对王家桢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过了正午就是你们的天下了。”１１时４５分，庄士敦黯然离开，１８９８年被英国人强占的港口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了纪念扬眉吐气的时刻，王家桢为此撰有《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
　　张学良身边的参谋
　　王家桢于１９２８年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协助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当时办公室有２０多个工作人员，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出身，具体工作就是办理对日交涉，再就是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有关材料摘要翻译作为参考，有的出单行本，有的仅供内部参考，主要作为张学良将军参考之用。王家桢善于通过一些表面现象，探究其本质，他从阅读日本报刊中，从一些看似平淡的外事消息中研究日本政情，并能推测出哪些消息出自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哪些属日本情报部门的不慎“泄露”后暴露的蛛丝马迹，这种工作难度非常之大。实践证明，王家桢提供给张学良将军的资料，都比较准确并有前瞻性。王家桢经常与日本高层人士接触，日本人多次企图收买王家桢，但王家桢从不为所动。在协助张学良将军办理对日外交的一系列事宜中，比如皇姑屯炸车案追究责任问题、东北易帜问题、撤换东北军的日本顾问等重大问题上，王家桢都是张学良将军身边的一个很出色的参谋。
　　揭露《田中奏折》
　　１９２８年６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科的台湾籍爱国人士蔡智堪从日本皇室方面了解到，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暂时保存在皇室书库。几经周折，蔡智堪以裱糊破书为由进入书库，连续工作两个晚上，将《田中奏折》描核完毕，并分十余次寄给了王家桢。这个《田中奏折》是时任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东方会议上讲话的秘密记录，王家桢将它起名为《田中奏折》。王家桢将其翻译后，发现情况严重，因为属于机密文件，只能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除了发给东北范围内的实职人员２００本以外，还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其余留存。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研究后，用外交白皮书方式公布于世，南京《时事月报》予以刊登。在北京，北大学生、纪晓岚直系七世孙女纪清漪从《华北日报》主编手里得到《田中奏折》后，马上集资突击印刷５０００份，寄给全国各大、中、小学及机关团体，立即引起全国震动，日本军国主义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激起全国抗日热情。
　　《田中奏折》缘起１９２７年春天，田中义一上台后积极策划侵略中国阴谋，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连续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五三惨案”，妄图阻止北伐军北进。１９２７年６月至７月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后他将会议全部内容用奏折方式呈给裕仁天皇，《田中奏折》的原名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既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又全面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最露骨、最狂妄的侵略野心，它是一份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侵略计划。虽然日本当局竭力否认《田中奏折》，但日后它的侵略步骤却是完全依照了。《田中奏折》开篇就是“欲征服世界，发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尽管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否认、隐瞒《田中奏折》，但其侵略行径已证实了《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１９３１年，王家桢与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施肇基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会议上，公布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和日本侵略暴行，并与日本松冈洋右等人进行激烈交锋，以日本恼羞成怒退出告终。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８日，《田中奏折》惊现泉州，背面印有“生死关头，不可不看”八个醒目红字，并有“阅后转赠他人”的提示，正是纪清漪女士突击印刷之品。今年是抗战胜利６０周年，《田中奏折》的再现，如同在提醒世人：军国主义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