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看见有学术界的朋友在谈中国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建设问题，赞成其基本思路，而在一些具体概念采用与表述上，有不同的看法。 

具体说，就是在我们向外传播中国的和平发展国策含义上，一般为了国际传播的需要，往往采用英语稿件为主的方式，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做法造成一些问题，需要思考。 

其一，“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逐字从字面上翻译成英文，就是“PEACE RISE”“PEACE DEVELOPMENT”。其中的关键词PEACE，在英语中的含义是很单纯的不发生战争冲突的意思，而这在西方学界、政界与周边国家学界、政界看来，是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难怪人家用疑问的眼光看待此说，或者如越菲一样在背后力量支持下与中国在南海人为加剧分歧观察中国应对，如果中国加大军事力量介入，似乎就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对外政治宣示，造成因小失大的情况。 

我的建议是，既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因此在采用“英语”翻译概念时，须要实现本质是“汉语”在说的目的，所谓英语就是“英国在语”，所谓汉语就是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国在语”，既然要实现解释权在我的中国在语的目的与追求，因此，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应该翻译成HEPING RISE 或者HEPING DEVELEPMENT。这里的汉语“和平”不是PEACE这个英文单词能够传译得了的，是和而不同平天下的意思，是周恩来同志提倡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思。 

其二，我们一边在加大力量对外推广汉语教学，一边在对外文化、政治传播时却还过多依赖英语，还没有意识到语言概念意味着解释权在谁这样的文化权力归属问题，这是不智的 ，也无法激励海外学习汉语的人士。

其三，语言里有哲学，语言里有权力，这种观点在西方语言哲学与文化哲学中好像早有研究，对外新闻、文化传播部门需要也应该与国内相关学科研究者加强联系，语言，不能仅仅看成是语言教学这么单纯的事儿。这种体会是从回想英语在华教育推广过程之中带来的亲美、亲英人士众多现象中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