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开路者(附萨缪尔森留给中国的遗产)
在世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位不曾受到过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著作的影响。昨日（2009年12月13日，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94岁的萨缪尔森去世。悼词像雪片一样飞来，纪念这位大师——在把经济学从众多零散的见解捏合成一门社会科学方面，他的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
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但他后来声称，自己“真正”的生日是1932年1月2日——那一天，作为一名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本科生，他上了第一堂经济学课程。在芝加哥大学，他从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及其他战前芝加哥大师那里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1936年一毕业，他立即转往哈佛，恰逢凯恩斯发表意义重大的《通论》(General Theory)之际。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萨缪尔森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执教经济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他于1966年成为该校12位学院教授之一。
按照萨缪尔森自己的说法，他涉足经济学恰逢其时。“对于一个具有分析能力、充分意识到数学工具是经济学领域有力武器的人来说，1935年的经济学界，是属于他（或她）的天下。该领域充满了美妙的定理，等待着人们去采撷和整理。”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萨缪尔森从事的正是此项工作。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资本积累、经济增长、金融和国际贸易，都成了他慎密的“采撷和整理”的对象。在战后的重要经济学辩论中，很难找出一场没有萨缪尔森的身影。他曾经夸口道：“我染指了每一块馅饼。”
他获得了这一行业所能给予的所有荣誉，包括1947年的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1970年的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61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1951年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长，1965至1968年间担任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
虽然他年事颇高仍笔耕不辍，但最为世人铭记的可能是他的两本早期著作：《经济分析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和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前者为延用至今的正统经济学奠定了基石，后者向数百万学生普及了新古典经济学理念。
萨缪尔森于1941年递交的博士论文，是其《基础》一书的雏形。诺贝尔奖得主、加州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后来评价道，它是“我所知道的把博士论文写成专题著作的唯一例子……或者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处处充满原创性、以至于可以把它当作论文来接受的专题著作。”
萨缪尔森在其中表明，同样的方法可以适用于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问题。他的论证表明，无论课题是国际贸易还是消费者行为，都可以利用两条原则——最优化（来自于自然科学）和他自己创造的“对应原理”——来得出经验上有意义的结论。
他的作品富于原创性，尤其是他23岁那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其中提出的“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后来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至今仍是经济学理论高级教材的开篇内容。
萨缪尔森在国际贸易这一课题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经写道：“在讨论国际贸易方面，我们的研究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著名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即一个国家打开贸易大门，往往使其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受益——为日后研究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如何实现各国工资与资本回报的均等铺平了道路。
让经济学在当代政策辩论中扮演某种角色，是贯穿萨缪尔森事业生涯的另一个主题。他是率先在主流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并赢得广泛追捧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他定期在新年来临之际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美国经济预测，虽然常常极不准确，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
他为政策制定者——包括肯尼迪(Kennedy)和其它总统——担任一线顾问的经历也是毁誉参半。“当我成为一家联邦机构的顾问时，常常就促成了它的没落，”他承认。而且日常的政策工作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他经常夸耀自己从未在华盛顿逗留过一周以上的时间。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教员得益于他的讲课和建议。在纪念萨缪尔森成就的一本1983年专著的引言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E•加里•布朗(E. Cary Brown)写道：“他已经超越了角色榜样，他就是那个角色。”他对别人的成就像对自己一样不吝赞美之词，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萨缪尔森撰写了自己的简短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自谦之意。他在一开始探讨了勤奋和智力对于成就牛顿(Newton)、密尔(Mill)等天才的相对贡献。在将他们的经历与自身进行比较时，他指出，最近一段服用药物的时期，让他明白了天生能力的重要性：“在那段时间，我觉得药物夺走了我思维的锋芒。我突然意识到了其他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在外界看来，我的表现并没有明显的滑坡；那段时期我写出了最棒的论文之一。但在我自己看来，我明显是在吃老本。”
无疑，萨缪尔森奠定了经济学越来越偏向数学化研究手段的基础。许多人会说，向令人费解的理论模型转变，让经济学脱离了普罗大众。或许，萨缪尔森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起到了将功补过的作用。
这本出版于1948年、历经十几版修订的教材，已成为数百万学子的经济学指定教科书。这本书为萨缪尔森赢得了不小的收入和声誉，象征着他在保持经济学对于外界的相关性方面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年轻时，他曾这样评论“我们都是训练水平很高的运动员，但从未参加过比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直接得到保罗•萨缪尔森或其著作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更少，但所有人都会发现：自己是在他创建的路径上前行。
译者/何黎
附：萨缪尔森留给中国的遗产
作者：崔宇
转摘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
链接：http://chinese.wsj.com/gb/20091215/CWS183433.asp?source=UpFeature
牛顿说，他只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些，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刚刚逝去的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或者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或者他自己就是供人攀登的巨人。站在他肩膀上的不仅有克鲁格曼、默顿和阿克洛夫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包括几乎所有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
萨缪尔森曾评价自己是“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还说“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生，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生”。这不是傲慢。他把严谨简洁的数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也让经济学的触角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展。他1948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不断与时俱进，每三年更新一次，至今已修订出版至第18版。
与2006年同样以94岁高龄逝去的另一位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不同，萨缪尔森从未到过中国。弗里德曼曾三次访问中国，并在1988年访问期间还见到了当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某种程度上其自由主义思想也为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而萨缪尔森留给中国更多的是精神遗产，他是中国每个研究经济学的人都摆脱不掉的影子，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精神导师。
尽管萨缪尔森几乎在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遗产似乎对当下的中国更有启发意义，特别是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时绕不开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这是巴拉萨和萨缪尔森在1964年同时提出的研究经济增长和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简单地说指的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会带动非贸易部门工资和物价上涨，导致整体物价较快上涨或名义汇率升值，从而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的赶超型国家，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面临实际汇率升值。但如何实现却有不同的路径。如果不让名义汇率升值，那就必然会发生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重估。如果选择物价上涨和资产重估，那么名义汇率就不必调整，或者升值压力会小一些。当然，名义汇率升值同物价上涨和资产重估也可以同时发生。这也是21世纪初以来，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如此大的升值压力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提出时，各国实行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指导下的固定（名义）汇率制度，这样实际汇率的升值主要体现在工资和物价上涨上。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各国纷纷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导致名义汇率的升值也可以实现实际汇率升值，这也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新的工具。
从内部环境来看，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处在无限供给的状态，这样可贸易部门可以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吸纳过剩劳动力，再加上劳工利益缺乏保障，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工资脱节，工资不同步上涨物价也很难上涨，所以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这也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口实，从而迫使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达到实际汇率的升值。而且，由于工资没有同步上涨，导致收益向资本所有者转移。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一些靠出口起家的人成立炒房团和炒股团也就不足为奇，但这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和资产价格泡沫共生的局面。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给中国的启示是，尽管中国长期将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但可以首先从内部着手，着力提高工资价格和理顺国内的物价，而不必采用名义汇率升值的方式。事实上，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转折点，而且国内扭曲低估的资源价格也亟待理顺。另外，还要提高非贸易部门（比如服务业）的生产率，让中国经济更具内生性，从而减轻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
另外，萨缪尔森似乎是全球化的怀疑者，他也提出了一些为贸易保护主义撑腰的理论（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如此也从来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可以看作留给中国的负面遗产。比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其隐藏的含义就是实施贸易保护有助于提高本国稀缺资源的报酬，对美国来说就是提高劳动力的报酬。再比如，他曾表示如果一个穷国不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提高生产率，反而在富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提高生产率，这会导致贸易发生中断，富国利益被永久地损害。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按照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解读，如果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而不是在衬衫生产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么“美国就要加把劲才对”。
当然，萨缪尔森的上述言论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的鞭策。2005年萨缪尔森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