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寒关于革命与民主自由的三篇文章，再次燃起了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的烈火。本来，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中国的“左右之争”不在此列，因为它的本质是少数人编导的一场关于“窃国大业”的悲剧。这场戏中，少数利益集团利用一帮愚蠢的文人，把国家利益与人的权益这两个虽分属于实然利益与应然价值，但本来并行不悖的东西故意对立起来，人为的制造一种“争论”，然后通过大肆渲染将这种“争论”全民化。随着“左右之争”的全民化，“争论”就越来越接近骂街的水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民在大义凛然的清谈中误国，而少数利益集团在全民争论中完成了“窃国大业”。
对中国的“左右之争”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是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的。双方都在用键盘和唾沫星子反腐败，都在为中国设计一条或革命或改良的道路。不同的是，“左”派说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毛泽东是中国永远的大救星，“右”派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带路党”，是他们搞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了今天的腐败、贫富差距和信仰缺失，是他们搞的“和平外交”让中国在经济和金融上“被殖民”，在国防安全上被“Ｃ型包围”。因此中国应该往后退一步，回到又红又专，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对内要清除汉奸，对外，要用枪杠子说话，要敢于对帝国主义说“不”。“右”派认为存在包括民主自由、产权私有等内容的“普世价值”，认为中国今天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左”派不是遗老遗少就是“五毛党”。因此，中国要往前走一步，政治上要加快推进民主自由的进程，经济上要调整结构，实行“国退民进”。
“左右之争”看上去是一个剑拔弩张，非此即彼的命题。但是如果有点政治和历史常识，再加上一点点独立思考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假象。“左”派站在民族和党与国家的角度，觉得纯洁的一党制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相反，“西化”容易产生汉奸，最终会导致国家分裂，甚至亡国灭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瓦解后的军阀混战和前苏联亡国亡党后的混乱。诚然，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哪怕这个中央集权是封建制或者一党制，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就谈不上民主自由。
但是，国家和主权最终的承受者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而不是某一个政权或者党派。因此，“左”派在制造一个可以对抗外敌，可以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治力量的同时，又刻意的回避体制上的制约和监督，想当然的认为人的理想和精神能够战胜不受约束的体制和权力所带来的诱惑，认为只要回到毛主席时代，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监督政府和官员，或者光荣伟大正确的管理层根本就不需要监督。如果真的回到那样的年代，掌握权力者等于插上翅膀的老虎，如果他不施舍，有那个民众敢向他诉求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财富？纵观世界，国家诞生以来的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部限制权力的历史。因此，任何放任权力坐大的思想，不是将中央集权与极权混淆的无知，就是欺世盗名的愚民。
“右”派的激进改革和“左”派在表现形式上虽然相反，但本质上却是殊途同归。“左”派强调国家和政权的权威与正义，最终必然滑向“伟人万能论”，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当年怎么怎么样”；“右”派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最终必然滑向“制度万能论”，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成坏人”。但是，再好的自由主义制度，如果真如茅于轼所说的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建航母，不必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旦发生战争和危机，拿什么实现神圣的自由？这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只能是清谈误国的书生之见。可见，“左”和“右”争论的核心在于用什么样的体制来界定国家和民众的地位。但是，却很少有人强调连结国家与民众的社会，更没有人去关注在“左右之争”中实现“窃国大业”的少数利益集团。
如果没有外力的强行介入，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应该不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危机。即使中国爆发革命，最开始也绝不会是生存革命，最有可能的是权利革命，是通过对谎言的革命争取自己的权利。公权力在运行逻辑上赢家通吃的模式，不但造成了普遍的腐败，而且使其信用扫地，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因此，在忽略外力的情况下，中国最紧迫的事情是限制权力，而限制权力的根本在于开启民智，改造这块容易滋生愚昧与狂热的土壤。但是，在全球经济体危机不断的情况下，外力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这正是“左派”赢得很多民众追捧的主要原因。
其实，无论在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后发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外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问题，至于三者的关系，孙中山在一百年前早就讲得很清楚了，民族主权和民主自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东西，没有民族与民主就没有民生，可是今天的左右之争却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争论不下，对此，我只能说要么我们的民智确实有待提高，要么确确实实存在“叶利钦”式的人物，他们通过先把国家搞乱，然后浑水摸鱼的以拯救者的身份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沉溺于左右之争的知识分子，无论整天喊着毛泽东的左派，还是茅于轼等右派，才是真正的帮凶。因为，无论选择左，还是右，最终受益者都是这些人。比如，如果按照右派的改革理论，将国企私有化，其结果只不过是将全民所有的企业改制成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个人合法所有的企业，从微观的角度看，这样确实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但却是最大的不公平，最终必将造成寡头统治。相反，如果按照左派的理论强化国企的地位，结果不过是让少数人在一个叫“全民”的王国里为所欲为而已。这样，表面上虽然保证了国家经济命脉，却默许了特权与腐败，长期下去，必然会搞垮国企这个庞然大物。可见，从理论层面上看，不是要在左右之中做出选择，而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类似于“三民主义”的，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
但是，现实却处于“地方政府、垄断国企、开发商”利益捆绑的一元统治下，左右两极对立的状态，使得达成共识异常困难。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做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
但在已经被虚化了党与政府，已被扩大化的左、右三者之外，却存在一个非常隐蔽但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在本质上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但却会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的不公，虽不啻于民主民权等普世价值，但却经常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甚至看热闹的态度，从而在“左”“右”之争中渔利。他们一旦进入官僚集团，从来不讲什么为人民服务，不讲“三个代表”，更不会坚持科学发展观，而是捞一把走人，而且走的很彻底，携妻带子的直飞大洋彼岸，留下的是一堆曾自诩为“政绩工程”的“问题工程”。他们进入垄断国企，从来不讲改革，不讲企业治理，而是将国企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实在不行，就通过贵买贱卖，祸国殃民的捞一笔后再远走高飞。
客观的讲，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和悲观程度，其实超过了其他人，就像盗窃犯比公安更了解自己的盗窃对象，更了解自己的行为。但是，说他们是“资改派”也好，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好，从某种程度上看，绑架了国家机器，绑架了执政党，也把中国引向危险的境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造成大量的国家财富外流和社会失范，资源贱卖，环境破坏，道德沦丧、意识形态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国防外交被动挨打等等都是其副产品。而当这些问题困扰中国的时候，当变革或革命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利用自己早已窃取的财富和权力，来完成最后一步的“窃国大业”，至于功成名就后的体制问题，民族利益等等，我想一定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通过把国家搞乱而上位的阶层是一定不会去代表“三个代表”的。这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上世纪90年代在苏联发生过，今天在中国正在上演的“大片”。伟人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所以，与其深陷“左右之争”不能自拔，不如先看明白“窃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