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种区域人文精神的蔚成
张世民
古人云：酷暑难耐，然则读书不辍；寒意沁骨，然则读书不辍；心浮气躁，然则读书不辍。赋有以上“三不辍”，然后可以读尽天下书，阅尽天下文。然而在事实上，这种穷尽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熹微，因为早在两百多年前，清代文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已揭示了爆炸般的知识膨胀规律。以个人的有限精力，应对爆炸般的知识膨胀，那是一个缺乏持久张力的求知定理。曾有学人提出，应该以阅读经典为职志，以师法科学为依皈，然则经典与非经典如何辨识，科学与非科学如何剥离，又是一道摆在人生进程中、且为个体无从作答的求知难题。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作为人们师法对象的经典地带也在位移，没有永恒的人类也就没有永远的经典，否则，这个所谓经典就是死亡的典籍，就是貌似睿智的陈文旧章。
由此可见，围绕爆炸般的知识膨胀，每一个阅读者或多或少都可以阐发一些自家观点，揭橥一定的求知道理，而且对一个成熟的阅读者来说，阅读的选择权就在阅读者个人：政治也罢，社会也罢；励志也罢，博物也罢；甚至暴力也罢，色情也罢；都不仅仅体现了个人的求知兴趣，而且映射着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精神旨归。
然而，在这里，我却要大力推介一种身边阅读，一种环境阅读，其经典性或许并不突出但却亲切可感。所谓身边阅读、环境阅读，就是指对于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特定区域的知识阅读。古希腊有一句讽刺旅行者的炼语如此说：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而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却连一句话也说不上。事实上也确然如此。只有离开家乡最久最远的人，才对故乡家园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那些毕生浸润其中、生活其中的人，反而看到的是生活的“小九九”，对于家乡的美丽和魅力，缺乏有系统、有目的的阅读和阐说。不少人对家乡的倾情热爱，恰恰是由外来观光客所发现、所激励，就是这个道理。
我孤身住在西安，执掌一本有关陕西省情的内部刊物，同时却也有幸坐拥全国各地的同类地情刊物。除了倾力鉴赏家乡人的激情与热怀之外，更多地也在冷眼旁观别人是如何认识和思考家园的。这种围绕地情知识发掘与探索的“冷艳阅读”，不是让我的视阈收缩了，而是让我对同一片蓝天、同一方沃土有了更深邃、更冷静的认识。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人也蔚成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化。对陕西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我注意到，其中既有激情澎湃的批评声音，也有热情洋溢的歌颂乐章，既有覆盖一切的宏观论列，也有鞭辟入里的微观剥蚀，但是一切阅读者、鉴赏者的眼界与学识，都取决于其屁股的位置和脚板的位置。屁股决定思想，而脚板决定眼界，思想高明是一种境界，眼界宽阔则是一种修养。
在省内外的众多地情刊物中，我时常捡起一些小刊物，其中偶尔也不乏有大视野、大境界的文章。尤其是一本极其朴素而娴雅的《安康文化》，从中可以欣赏到安康人对于家园文化的精神情索，也能够了解安康一群文化人的共同追求。就其办刊宗旨而言，这个刊物不啻是当地人文活动的一种凝聚、一种结晶，而且更是安康一群文化人的雍翁之声。这种声音尚属孤立，因为安康地处偏僻；但这种声音也很深邃，因为安康文脉是隽永的、悠远的。无疑义的，《安康文化》基于一种区域人文精神的蔚成，正是一种让安康走出重围、走出峡境的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声音。
单独的《安康文化》刊物是菲薄的，投之不远的，但是聪明的安康文化人，将零碎的知识霰弹加以聚合，加以捆绑，然后凝结成一炷炷具有编年史特征的集束火器，这就是《丙戌文存》、《丁亥文存》、《戊子文存》……，而且大有持之以恒、与时燎原的影响之势。其中既有知识界内部的交流与对白，诸如《地域文考》《文化论坛》《家园访谈》，又有对民间文化的清理与发掘，诸如《民俗风情》《文化风景》《地域风情》，以及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同其脉搏的《“三沈”研究》等等，一切围绕汉水的溯源而聚结，一切又沿着汉水的流荡而扩张，其文化传播性效应是相当显著的。
举其荦荦的文化特点，我觉得大致有下列几端：
一、涉及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最容易受限于区域自闭，然则《安康文化》所昭示的，乃是大千世界，而非独家小户。有朋友告诉我，“坐井观天”这个成语，其实是古人认识太空中亿万星斗的一种参照系。天空中云卷云舒，星斗如海，要逐个加以认识，没有确定的认识坐标，就犹如民谚中所揭示的：“老虎吃天，无处下爪”。而这个认识坐标，正是银河系中井宿所显示的天体位置。事实上，要认识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也不能惟前人马首是瞻，而要上观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文，具有辽阔的认知视野和多维的思想观念。《安康文化》所研究的地域是有限的，而且被群山锁定、被环境拘囿，但是以这一区域为学术话语的基础，从时空三维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则可望走出新境界，创造新知识。有一群同心同德、志同道合的精英学人，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自然就有了独立的气象，也就有了纵深的价值。我注意到，围绕在这个小小的刊物周围，有一大批地方文化学者，他们所学的专业不同，但其专攻安康文化的心理趋同。诸如戴承元、李春平、张会鉴、李厚之、巫其祥、周邦基、周政、丁文等等，就是影响较大的安康文化学人。仅仅是李向红、杨小玲《磅礴大山深处的文化劲旅———来自陕西安康青年作家群的文学报告》一文中，就罗列了一群来自安康的文学创作的“主流团队”，他们是崔八娃、党永庵、马建勋、张宣强、丁文、张会鉴、张虹、陈敏、陈长吟、李佩今、黄开林等一大批作家……，其中有的学人如张会鉴、巫其祥其人，早在阅读《安康文化概览》、《陕南红色歌谣》的时候，我就有幸神会，有以了解，并领略了他们的深刻与执着———尽管我们迄今尚未晤面。
二、涉及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最容易受限于专业视野，然则《安康文化》的视野是综合的，话语是多元的。应该指出的是，学科化是地情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譬如社会人类学界所主张的“民族志”，作为地方志学科化研究的一种，就是基于一个特定民族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客观描述，其话语方式是叙事性的，其研究模式是互动性的。真实地记录一切民族的原汁原态，不但是对民族现状的一种识别，而且是对民族历史的一种认知。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是因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一个生动体现。假如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民族、一种观念，这个世界必将成为永难处身的人间地狱。同样地，地域性的叙事与研究，也是民族现状和民族历史的一种识别途径。对于占据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民族来说，其语言上、观念上的趋同性，由于历来大一统文化的飓风披靡，早已成为不易作个性化识别的一种共同符号；而乡土性的语言、思想和价值观念，乃是同一民族的地域性差异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索。如今，在一些民族学者将汉民族研究视为不必专门化的研究对象的情况下，仍然有这么一批人执着地以特定的区域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多样化的研究途径，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其文化上的个性特质，因而其特定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必将随着这一研究活动的加深和影响力的扩大而逐步彰显出来。尤其是涉及民歌、民谣和民间社会生活的丰富资讯，诸如《紫阳民歌》、《官话方言》等等的具体采撷与记录，就是一种难得的民族人类学知识，必将随着传统农耕文明的远遁而凸显其文化标本价值。
三、涉及地域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最容易受限于固有知识，然则《安康文化》的研究方式，寓论断于叙事，带有更多的文化学特点。如果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论列，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像，都可以成为专题论列的对象，从而在滔滔不绝的论辩中，闪烁其“同一性”的光芒；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同一性”的研究是苍白的、狭隘的，也是无法葆有其独特的时空穿透力。倒是那些最忱挚的原初叙事，最朴素的记录语态，可以超越狭隘的社会局限，成为人们长久垂青的经典文献。一切经典文献的来源，固然都是个体所创造，都将带有个性化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特定社会、特定人群的忠实记录。经典文献也要受时代的制约，即使一个业已走向世界的民族，其经典文献仍然是有局限性的。将来自本民族的经验加以知识化、模态化，正是一切民族文献经典化的必由之路。但正因如此，这种带有局限性的经典文献也需要不断调整、不断阐释。对经典文献的不断阐释，其实就是让经典重食人间烟火的过程，也是将本民族的思维变成人类共同的智慧。具体而言，《安康文化》是个小刊物，但也偶有大视野，其视野的宏阔性，正在于重视叙事，善于动态地反映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群视眼光。从文学到艺术，从民众到精英，从民族记忆到知识沉淀，都给予人们以丰富的原生态信息，其中带有地域性的民间文献，正是最富有思想价值的典型文化遗产。
当然，要在短短的一篇书评中，全部罗列《安康文化》的办刊特点，确实是难乎其难的。而且可以肯定，它作为一部正在成长中的地方文化刊物，其学术养成和知识拓宇仍然有较大的可塑性。譬如，立足区域民间社会的忠实叙事；立足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遗产的多元探索；立足当代社会生活的资源开发和人文对话等等，都是具有可持续性研究价值的知识空间。从办刊方向来说，《安康文化》作为一种带有地方志学科特点的刊物，其记录对象和研究范围早已超越了狭义的地方志学科，而且对于这一学科的区域人类学特征也是一个湛深的开掘和广域的拓展，而这也是安康这群文化人所凝聚的共同见识和天赋使命。在这里，我有理由提出一种更高、更远的期待，就是让这部带有编年史特征的地方文献长期办下去。事老人嫩，人可老而事长青。最近，我欣喜地接到该刊主编
（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地方志》杂志主编、副编审、市县志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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