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兴趣出勤奋，勤奋出天才”
-----为邵阳市二中110周年校庆而作
▲廖进中
为什么要谈这么一个题目？大概是出于下面的我的两种经历。
其一是，缘于每年高考的“填‘志愿’”。每到这时，总会有各地的考生家长，特别是母校的校友，或者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或者干脆来我家，希望我这个在大学里“混”了一辈子的人给点“咨询”、出点主意：上哪所大学？读什么专业？那种专业最赚钱？那个学科最会出人才？
其次是，缘于每年高考的“吹‘状元’”。每到这时，到处都在讲“升学率”，到处都吹“状元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全国才一个状元，可如今，省里有省里的“状元”，市里有市里的“状元”，县里有县里的“状元”，甚至各个学校也有自己的“状元”，唯独没有国家的“状元”。而且，理科要出“理科状元”，文科要出“文科状元”，总分要有“状元”，单科也要有“状元”。假如我的学校出了某类“状元”，我就要把鲜红的大横幅挂出来，挂到马路傍，挂到大街上，挂到竞争对手的校门口，以显示“咱们的学校办得好”，“我培养的人才比你强”。
那么，怎样看待这种愈演愈烈的、与“成才”有关的高考现象呢？人们总是在说：“勤奋出天才”。但自从进邵阳市二中读书时开始，我就一直怀疑，一直想问：那“勤奋”又是从哪里来的？根据多年的反复观察、反复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兴趣”乃“勤奋”之母。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粗略地分析：
第一，“兴趣”是“持续勤奋”、“主动勤奋”的动力。一个人，偶然勤奋、被动勤奋不难，难的是持续勤奋、主动勤奋，让勤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主动勤奋”，是指“有兴趣的勤奋”，好比给人介绍对象，媒人在双方见面后，总要问些是否“来电”、有无“感觉”之类的话，所谓“来电”、“有感觉”，就是“兴趣”。数学家陈景润为什么能常年对“哥德巴赫猜想”，即“1＋1”问题如痴如醉、似疯似狂，以至脑袋碰上了路边大树还不知道？袁隆平院士为什么80高龄了还在天涯海角、田间地头研究“杂交水稻”？如果不是“兴趣”，即“主动勤奋”在作为其行动的勤奋源泉，焉能持续？勤奋是要流汗水的，没有兴趣的被动勤奋的汗水是苦涩的，因此它难得持久；富有兴趣的主动勤奋的汗水是幸福的，所以它能成常态。
第二，“兴趣”是催生“激情”与“爱好”，提出问题的源泉。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要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则必须有对特定对象有持续的“激情”与“爱好”。“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它能有什么“问题”？但在科学家牛顿眼里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正是那“苹果为什么往地下掉，而不朝天上飞”的惊天一问，成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研究起点。
再想想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我们作为普通人，或偶尔坐在沙发里，或间或躺在草坪上，把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视为消遣事、舒心事，也仅仅是消遣、舒心而已，但只有持续对星空感兴趣的哥白尼才会在消遣、舒心之余，还提得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种当时属于“大逆不道”的问题，并最终用“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第三，“兴趣”是对接他人问题，“快速”产生科学成果的基础。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电磁感应”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有了它，就有了发电机，从此人类社会就进入到了“电”时代，也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但该定律最初是怎么出来的？家境贫寒的法拉第，从未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但他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持续勤奋地探索着大自然的秘密。有一次，物理学家戴维到法拉第供职的大学作学术讲座，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通电导线可以产生磁力线，即“电可以生磁”，戴维在讲座中发问道：“电可以生磁，那磁为什么不可以生电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是戴维教授这一问，便有了后来的电磁感应定律。但为什么是法拉第，而不是其他人？试想：如果没有他对电磁领域的持续兴趣和研究积累，戴维的思维再前沿，讲座再精彩，又岂可能激发法拉第，进而产生出如此伟大的科学成就呢？
前面的例子都来自书本，也许有传播“虚构”，那我就举一个亲身接触过的真实例子。有一个叫我“廖叔叔”的男孩子，他天资聪颖，爱好偏文，大约是10岁左右，就在少儿杂志《小溪流》上发表过小文章，够“天才”了吧。大家知道，《建筑学》一直是高考志愿的一个热得烫手的专业，至今还是。当年，他被华中科大录取时，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都为他高兴了一阵子。但两年后，听说学校要劝退他，为什么？原来是他进校后，时常缺课，经常玩电游。于是想办法又把他转学到了湖南大学，但他本性难改、依然固我，一年后，实在没有办法，真被学校劝退回家了。现在总结起来，这固然有他自己的责任，但外界的过度干预、包办，漠视了他的兴趣与天赋，不能不说是基本原因。
也可以讲讲我自己的求学道路。我的本科是读《分析化学》的，当初进大学时，乡亲们都羡慕我：“化学本来就不易学，你还去‘分析’它，好专业啊！”湖南大学的《分析化学》，也确实是湖南大学、乃至全国高校办得最的好专业，比如，湖南大学最初只有俞汝勤、姚守拙两个中科院“院士”，他们就出于此专业。但我的性格、兴趣、爱好不在这里，不愿意干那些摇试管、滴溶液的精细活。后来，我通过攻读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研究生专业，慢慢调整了我的学术方向，从分析“化学”改行到分析“经济”了，研究“国际贸易”了，这才就有了我今天的“博士生导师”的身份和职务。我曾经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开玩笑：“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正因为我没有入错经济学这个行，所以，我的夫人她也就没有嫁错我这个郎”！
正因为有了前面所说的经历，所以，每到有人向我征求填志愿意见时，我的第一回答就总是：要把考生带给我看看，我要问问其“兴趣”，看看其“禀赋”。
我曾经在我的《微博》里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成才，天资、悟性与兴趣，绝对是第一位的，家庭教育是第二位的，而学校教育顶多是第三位！而我们现在，恰恰是搞反了。”
“教师”，亦被称为“园丁”。园丁是干什么的？是在百花丛中培育“鲜花”的，是为“鲜花”松土、施肥的。我们知道，土，不可不松，但不能过多地“松”：不松不透气，松多了会伤根；肥，不可不施，也不能过滥地“施”：不施缺营养，施滥了会死苗，而且，氮、磷、钾肥要搭配适当。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粒天生的好种子，或者是要发现、培育出一粒好种子。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的所谓“勤奋”，其实是已被严重地扭曲了，变成为“过多的松土，过滥的施肥”了。不知道大家有兴趣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全世界的学校为什么要有寒、暑假？可如今，我们的中小学生是在35℃以上的暑假、0℃以下的寒假里，一天8小时、10小时乃至12小时地补课！至于平时那名目繁多、忙忙碌碌的培训班，数不清、道不明的各类教辅资料，更是习以为常。看看小学生那沉重的书包，瞧瞧中学生那堆满书本的课桌，这难道不正是在为当下的“被动勤奋”教育作注释吗？这种所谓的“勤奋”教育，不是既不看“种子”而又过多“松土”、过滥“施肥”是什么？不是“野蛮”教育是什么？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当下所谓的高考“状元”，绝大多数无非就是“被动勤奋”下的会应试的人，它与“主动勤奋”下的“天才”没有多少联系。请问：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考过第一名吗？享受过“状元”的荣誉吗？牛顿、爱因斯坦是“天才”吗？没有人说过他们是“天才”，硕是“笨”孩子的倒有过！至于法拉第，连大学考试的经历也没有！再看看我们中国的陈景润、袁隆平，他们当年得过“高考状元”吗？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吗？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的中南大学大四学生刘路当年是高考状元吗？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扩展分析。古人曰：“子不教，父子过；教不严，师之惰”，“过”与“惰”，孰轻孰重？家庭教育对于培养孩子的品德、人格、习惯培养十分重要，但现在，家庭教育几乎没有了，小孩一生下来，就请“月嫂”什么的，妈妈连奶也不喂了，摆出一副贵妇人的气派，有的只是麻将桌上的愤怒喜悦，生意场上的粗话成篇，家庭生活的小肚鸡肠；孩子大一点，就往幼儿园送，就往学校里推，父母出外忙打工，他们成了“留守儿童”。我也一直呼吁，“大学，大学，不在大，而在于学”，我们现在也是倒过来了，大学变成“跨国公司”[1]了。
总之，教育之责在“育”，在于家庭、学校、全社会都要保护、发现、培育学生们的兴趣、禀赋，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里、自由的空间中成长，而不是用所谓的“勤奋出天才”来误导。
谢谢。
（2012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