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征求意见时，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珉、河南巡抚石文焯提出的意见与实施办法，比较有代表性。
　　杨宗仁认为：火耗是地方官员的不合理勒索，全部归了官员私囊，应将其中二成交公，不允许官员多收火耗。
　　诺珉则提出：把山西征收的火耗全部交省里，统筹使用，一部分做办公费，一部分做养廉银（奖励廉洁奉公的官员）。
　　石文焯已经行动起来，把河南的火耗收缴到了省财政，发了一部分养廉银，公费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作为节余，收在“藩库”。
　　雍正见臣下积极行动起来，当然高兴，就钦定河南、山西两省作为试点单位。同时让中央部委开会讨论，准备全面推广。
　　在降低农民负担过重的火耗改革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财政的收入，是不作为论题讨论的；州县官们品级太低，没有资格参与到讨论中来；参政议政的全部都是省部级官员。于是，在财政利益格局上，就出现了中央财政维持原有利益；省级财政大大加强；州县级财政收入大大减少，财政收支自主权大大萎缩。皇上爱民，七品芝麻官们的钱包大大缩水。可见，官场如赌场，没有双赢多赢，而是零和博弈。在财富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我多得了，必然是你少得了，我赢你输，你死我活。
　　于是，皇帝发起的这场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改革，竟然在官场上引爆了一场大论战，反对的声音竟然比支持的声音还响亮。
　　中央部委中的三公九卿，自然是希望稳定的。改革改革，说不准把自己的位置、椅子给改没了呢。高层反对派提出的两大理由是：一、火耗一直在收，但从来没有公开征收过，都是地方父母官自己作主收的，严格地说，火耗竟然不在党纪国法之列。如果命令省级督抚把州县的火耗银都收上来，就把这个税种合法化了。这一合法化不要紧，倒给草民们感觉是增加税赋了。二、火耗银本是州县级官员的收入，现在把它收上来，州县官们要有意见，搞不好会动摇基层政权的忠诚度。
　　山西布政司高成龄是“忠君爱民”的代表人物。这家伙直接上奏折，批驳中央部委关于火耗问题的观点。他说：原来地方官的火耗所得，也并非全部自己独吞的，也得送给督抚一部分，进贡部委一部分，那是下级向上级进贡；不如把火耗收上来，由上级发给下级养廉奖金好。进贡表现为贿赂，公开征收，不许私自增加与盘剥，由上级发给下级，表现为皇帝对官员的赏赐。他毫不留情地说：部委里的三公九卿话说得堂而皇之，实质上是听任地方官随意盘剥百姓，使火耗之弊更加黑暗。
　　皇帝发动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火耗改革方案大讨论，在官场上完全演变成了，财政分配、官场规则和强化皇权的思想大碰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