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展莫触电：商业伦理有底线！
文/著名企业管理教育专家平梵
前言：
两千余年来，我们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工商运行体制，所以，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商业伦理。总裁猎头.在这样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企业家阶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
著名企业管理教育专家平梵老师认为商业伦理就是企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总和。比较而言，和谐的消费文化建设比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要困难的多。刚刚过去的2010年央视3.15晚会的主题是“新规则、新动力”，来了次商业“潜规则”大讨论。如此直白的主旨创想，似乎是大悦人心。
但仔细想想，却是戳痛了每一个国人的心窝——潜规则的形成归根结底是若干年来商业道德建设滞后，真正可怕的不是潜规则的存在，而是多数人对潜规则的视而不见。平梵老师这导致商业道德得不到尊重、社会公益广受损害的商业中最隐含的文化毒液，几乎在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落都流淌过，很多潜规则早就浮出水面了，只是所有违背商业伦理但却又关乎个人利益的时候，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
我们常常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商业伦理的破坏者，并已经形成了文化式的惯例。譬如我们回忆一下曾经发生的三鹿事件——起初人们以为是“某个”企业的问题，后来慢慢成了“某些”企业的问题，再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社会上的指责声一浪高出一浪。末了末了，烟消云散。那么，谁破坏了商业道德秩序？谁又纵容了他们？诚然，这个话题似乎更为复杂。
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上海的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杂志及图书印刷总量竟已超过美国，各种杂志百家齐放，可是却没有一本商业杂志——仅见的一本是张公权等人创刊的银行公会内刊，在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影响力。
说中国乳业恶性竞争，自然绕不开蒙牛、伊利这一对“生死冤家”。作为中国乳业前二强，他们都是“蒙派”企业高手，都非常善于公关和传播，但我们看到的却总是相互诋毁、缠斗不休。难道偌大一个草原，真的容不下两个企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渊源颇深的两家企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明争暗斗：199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被总裁郑俊怀扫地出门，尔后白手起家，蒙牛诞生，仅用6年之后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就超过伊利成为全国第一，从那时起，“没有伊利哪有蒙牛”的江湖传言就开始，其潜台词似乎是不满后者是靠“抢”了前者的许多资源才起来的；从那时起，这一对乳业兄弟一直暗战不休：未晚事件、奥运赞助、提价失约、三冠王事件......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幕后争斗，“终端战”、“价格战”、“口水战”、“公关战”此起彼伏。
从直观原因来看，平梵老师表示这两家企业犹如同母所生、有着相同基因的两兄弟，它们所拥有的资源、所采取的竞争手段，甚至思维理念，都有很多的相似相同之处。如同战场上的两员猛将在同一条通途上狭路相逢，都想用同样的方法取得最终的胜利，当然免不了正面恶战，拔刀相向。
这些年来，我始终觉得它们俩实在是太“像”了，从经营模式到产品开发，从终端战术到广告宣传，伊利和蒙牛几乎都是相互跟风模仿、采取拿来主义，似乎已经成为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真正的创新和差异化发展了，而是采取赤祼祼的血战。
不幸的是，在其它行业这样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比如饮料行业娃哈哈的“HELLO-C”对农夫山泉的“水溶C100”的全面跟进，比如IT行业里金山、百度、腾讯、傲游、可牛等公司近日联合发布的“反对360不正当竞争及加强行业自律的联合声明”，比如中国汽车公司频频被指责的“设计侵权”之争……
平梵老师表示我们缺失应有的商业行为原则和规范、缺失应当有的优良商业精神，商业道德的匮乏让竞争更加失衡。但在今天的中国，完全指望政府监管到位，就能还中国商业社会一个海晏河清，肯定还不太现实。监管还仅仅是外力的作用，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缺乏的是一种自发性的商业道德规范与准则，这就是商业伦理。
“没有道德的商业”有什么样的危害？消费者的利益长期被忽视，消费者对企业的严重不信任，社会公众成为惊弓之鸟，就会对企业更无忠诚度可言，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杀伤力。如果没有商业伦理的建立，我们就将一直在这样恶性循环中徘徊而不可自拔。平梵老师表示商业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四个人”：
倡导者——媒体
目前的舆论环境几乎是成功一元论。多大的企业规模，多少的销售利润，多少的企业市值，都成为衡量一个商业体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这无疑就是对小偷、强盗的公开推崇。要成功建立商业伦理，离不开舆论的引导，我们应当有效利用媒体和舆论的正面力量进行商业伦理的倡导。
培育者——教育机构
一个过度商业化的社会，很多人包括很多企业家脑子中却没有商业伦理这回事。“轻商”的传统中国家庭教育，使得商业伦理认识是完全缺失的；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也是一个空白。即使是商学院，也更多强调战略、经营、管理等，商业伦理仅成为形式象征性。显然，商业伦理的培育已经必须提上教育议程。
管控者——政府
道德还需法律的红线管控。监管体制的及时完善，及时跟进，法治社会，事事有法可依，有据可查，让监管制度化、透明化，尽量不让那些无良商人钻到法律的空子，给消费者更大的信心，才能为商业伦理的回归提供一片良性的土壤。
践行着——企业家
企业家是这个链条最后的一环，如何真正去遵循商业道德，落到实处，如何真正从消费者处着手，为消费者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做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应该是每一个企业家的自我追求和自我要求。只有在一个商业伦理建立起来的社会，企业间之间才能建立互信机制，才能以竞合方式实现长久发展，中国社会要商业化，但绝对不应该是只有商业化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蒙牛事件拷问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是这个时代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伦理是商业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伦理的灵魂和核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更是道德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先进的商业伦理为之做支撑。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会有序、有活力，才会低成本、才会安全，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扭转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心态，就必须正视我国商业伦理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加强商业伦理建设，也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手点和突破口。总之，遵循商业伦理，提升商业道德——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