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几位年龄相近的朋友谈天，聊起小时候读过的革命小说，敢情有那么多“共同文本”，把记忆互相印证，好比对上暗号，情谊又增几分。

　　我记性不好，早年读过的故事，往往只记得一两件情节，一部写云南知青的小说，只记得吃芭蕉，别的全忘记了；另一部写抗战的小说，只记得吃骨灰，其余又忘了——这就得靠朋友提醒了。

　　我说：“有个和水獭打架的……”朋友欢然道：“那是《海花》。”

　　我说：“有个把什么很烫的东西放大腿上的……”朋友立刻道：“那是《红旗谱》呀，不会连这个也忘掉……”

　　我说：“哪一部里面有吃带壳的核桃？李克买牛出自哪里？”朋友答不出来，我得意地说：“前一个是刘真《长长的流水》里的故事，后一个出自克非的《春潮急》。”

　　这些记忆涉及到一个理不清的问题。小时候花许多时间，读了许多革命小说，从观念到语言上，何利何弊？旧学方面，直到二十多岁才努力地打底子，一边“打”一边发牢骚：“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小时候背诵下来，该有多好，现在哪里能够记住？”新学方面，又是二十多岁，还在记单词，不免又想：“如果小时候把时间用来学外语，省多少麻烦！”

　　但不能不说，这些小说给童年增添了快乐。看《敌后武工队》与背英语孰乐，还用我说哦嘛？四书里的大义，孩子不懂，《艳阳天》的大义，孩子就懂吗？我们要看故事，有战斗有英雄的故事，没有好故事，就看不那么好的故事，我们不想背经书，坏的经书不想背，好的也不想背。

　　读的第一部革命小说，大概是《高玉宝》，里边有“半夜鸡叫”的故事，“我要读书”的故事，赶猪的故事，语言则和口语相近。我把这书找来了。

　　书一开篇就写道：“……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个秃脑袋。”这自然不是高明的小说，但通俗小说，难道不都是这一套？想到这儿，我有点释然：就当小时候多看了些通俗小说吧。

　　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些小说携带的观念，曾经激发的情绪，对个人来说，哪些可磨可灭，哪些深铭入骨，谁又知道呢？每一个人，在他此刻站立之处，不无骄傲：“瞧，我到这里了。”但没有一个人是跳过来的。我们有各种路径，谁能说那些路径可以忽略，只因为我们到了此处呢？

　　我翻到了《高玉宝》“我要读书”的篇章。虽只是大略一翻，仍有情感发生——不是此刻被激发出来的，而是对当年情绪的记忆。

　　《高玉宝》中有些故事，虽为观念驱动，毕竟写得肯切，人性与经验，便把它们留在了滤纸的上面。当然，人性与经验，不是可以放心地依靠的，若无多种多样的——而且不能相似——影响，怕是要如病梅，奇形怪状而不自知。我知道的一些头脑，每向其中稍一窥探，我就庆幸地想：“幸亏人是会死的。”这也包括我，每一代人，不论多么自以为是，多么以自是为荣，总是要离开，顺便把观念带走很大的分量，那些观念还要存在一段时间，影响则渐小了。这难道不让人乐观吗？也未必，因为每一代人，又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如以现在论，小孩子读的东西，难道就好吗？坏处不同耳。

　　如果没记错，所谓革命文学，读的最后一种，是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时间当在一九七七年。读第一卷时，一边爱看那些打仗的情节，一边对那些绕着弯儿讲大义的段落，颇不耐烦——虚夸的力量已不足以打动少年人了；第二卷更是如此。

　　“告别革命”就这么容易吗？当然不是，如果“革命文学”能写得再高明些，我大概会多读几年。可惜的是，那是无法高明的。

　　我记得几年以后，在大学里读到了海明威——我不喜欢，尤其不喜欢他的长篇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我嗅到可疑的、通俗小说的气味。训练了那么多年，那是我一闻就闻得出来的味道。

　　文字的影响，其难以摆脱，比观念尤甚。幸运的是，那批革命小说的语言，去掉易于辨识的口号、大话之外，正经说故事所用的，虽高明的少，毕竟质朴者多，说句实话吧，比现在流行作品的平均水平，竟然要高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