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不仅仅为钱在诉求合法的生存地位，而是为活着有尊严却在挣扎着斗争。

　　中国的农民没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农民没有受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动着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

　　中国农民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国人的面前。在改革开放中，中央政府没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没有依法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农村城市化，土地资本产业化，土地改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上亿的农民失业，剥夺了农民几代人的生存条件。农民的生存条件被破坏，就像人类破坏了自然界动物的生存条件一样。农村出现了返贫现象，失去土地后的农民成了赤贫。

　　城镇化建设，农村城市化像瘟疫一样蔓延，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了灾难。在今后十几年中，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突出的主要矛盾，是“内忧外患”的最主要的根源，已经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发展经济推进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在没有解决好失去土地后如何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农村城市化是不合适的，哪怕是产妇的阵痛，也不应该提前到来。农村城市化不能全面推开，农村城市化是世界性的课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还没有成熟，科学发展观需要有完整的科学理论依据为支撑。中央政府政令不畅通，官僚作风。地方政府不作为，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的阻力。农村城市化，土地资本产业化不健康发展给农民造成了贫穷。农民苦难深重，苦不堪言。中国贫困人口在成亿增加，主要是农村失地后的农转非居民。失地后的农民寻找工作，求生存成了最大困难。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党的基本国策。农民的出路不是重新安置农民的工作。我们不仅仅是要解决安排好这一代农民的生活，我们还要为农民的子孙后代谋幸福。农村农民的出路必然是走农村土地资本产业化。关键的是土地资本产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让农民受益，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正确、健康发展的道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于中国目前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状况，中国广大农民的态度是很坚决，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解放前，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农民受地主、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地主和土豪劣绅富了，被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还会富吗？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卓越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

　　解放后二十八年，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老百姓心里装的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有了幸福感。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农民没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农民没有受益，60%以上的财富聚集在0.04%的手里（还不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财富）。广大的人民群众还会富吗？农民创造的财富到了少数人手里。本应该属于农民的利益被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在非法经营，谋取私利。农民还会富吗？虽说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农民高兴不起来，八亿农民不满意。

　　“十二五”对财富分配制度的改革，对广大的人民群众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农民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财产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并没有重大作用。今年年初，全国各省市所有的地方政府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没有提到农民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征用集体所有制土地的问题，如何解决好失地后农民的生存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各级政府和各界足够的重视。为什么没有人敢提议案，无人为农民说话。农民的问题是不是太敏感了，农民的问题是不是太不好解决，还是因为触及到了领导干部层的利益，农民的代表已经成了干部阶层，不能年复一年举举手、拍拍手。回答肯定是领导干部的责任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一切的问题在于制度。权大于法，强大的行政对法律的滥用，行政对公权力的滥用。没有小民主，更不会有大民主。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政治改革道路举步维艰，但势在必行。

　　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遵循和建立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的价值体系。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主义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资本主义是对财富的掠夺。”现代经济学家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现代帝国主义真面目是对资本疯狂的掠夺行为。”当代社会主义真正意义上是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权势资本主义和权势民主，是经济殖民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父，中国国营企业之父，晚清政府“误国首恶”盛宣怀的误国治国方略和误国治国理念：“非商不能谋其利，非商督不能防其弊。”“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被称之为“有日月以来如此黑暗，有人类以来如此野蛮。”以李鸿章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改革派最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民企国有化的国家战略决策失败，导致了清朝帝国的灭亡。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走上了一条恰恰与中国相反的国家战略，国营企业私有化道路，结果日本成功了。从此日本的经济在世界崛起。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情和制度不同。但世界上成功的监管制度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国企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个国营企业在全世界到处投资亏掉了上百亿，只当没有一回事。国有企业要有监管制度和问责制度才能有效地健康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靠税收。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靠税收，还有营收。国家和国营企业垄断了资金，垄断了资源，垄断了行业经营。国家不仅控制了宏观，还控制了中观和微观，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权势资本主义和权势民主比英帝国主义推行的殖民主义更具有侵略性。他可以无视一切法律和契约精神。剥夺了人民创造的财富。这些人不劳而获，他们靠的就是权贵资本。这种现象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是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缺损的完整的宪政制度下的腐败现象，没有民主监督制度所产生的社会帝国主义狂想现象。对于一个成功的执政党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会是太久的，这种现象一定会得到治理。

　　权势资本主义和权势民主，他可以无视《宪法》，可以无视《土地法》，可以无视《物业法》，可以无视人民的意志，可以无视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这是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在现代社会主义时期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会成为社会主义主流。

　　我们拿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为例。上海闵行区1987年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征用集体用地涉及到了三个镇五个村。两个村村民先搬迁，劳动力人员被安置在企业当工人。不久这些人下岗拿最低生活费在家待业。被拆迁的农民私有居住房由原来的120-150平方米，拆迁后3-5口之家被安置在35-45平方米公租房（使用权房）。之后农民还要自己掏钱买下产权。因为这些原来被拆迁农转非居民拿不出钱，至今还居住在使用权公租房内，每个月还要付房租费。当地政府和开发商没有按照上海市关于征用安置规定安置分房。拆迁后的这些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抚养老人发生了困难，子女受教育质量下降，儿女婚姻成了问题。老百姓上访至今无结果。

　　同样是漕河泾开发区，西区开发区从2001年征用集体所有制用地5000亩，民企占 40%的土地股权。被征用土地后的劳动力农民，从2001年每月拿360元，至今每月不满1000元；六万元一次性买断的农民，连基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没有，劳动力一个也不安排就业。按照上海市1994年4月22日政府令《上海市住宅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制土地农业人口安置办法》“允许接受安置单位在征地单位的建房指标中参建，每安置一名劳动力可参建建筑面积一百二十平方米。”为了给政府减压，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留用一部分土地给当地政府土地资本产业化，每一个劳动力享有一百二十平方米所产生的利润分红。但是属于农民的股份农民没有拿到一分钱，全部被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在非法经营，谋取私利。有的商业用房已经被转手卖掉，已经合法化。而且这些土地的性质是“国有划拨”，所拿到的土地成本是零成本。

　　征用农用地、非耕地、宅基地，当地政府采取“大包干”，按照三、三、四分配，镇政府30%，村30%，农民40%。但实际上，农民拿到10%都不到，有的干脆不给。青苗费，财产补偿费全部被地方政府挪用谋取私利，被安置的商品房至今无法办理房产证。原因是官商勾结，开发商没有交土地出让金。2001年征用土地每亩地2.5万-4万。2001年征用的土地到2009年-2011年开发，就土地涨了多少倍，一亩地一千多万元暴利。谁在开发？由40年至50年农龄工的农民劳动了一辈子，最后只拿到4-5万元。农民可是拿了土地、拿了股金在51年和53年入合作社，入人民公社，是有产阶级。最后的结局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农民上访无人答复。我们如果不说，也许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政策要深入人心不能藏着、瞒着，要让老百姓明白事理。我们相信广大的农民是有觉悟的，是能够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上海世博会，建世博园征用集体用地。闵行区浦江镇从05年至今劳动力农转非居民每人每月拿300元生活补助费，劳动力人员不安置，农民生活无着落，退休人员每月700元生活补助费。同样是世博会配套工程虹桥机场扩建，华漕镇、七宝镇从05年至今农民每月拿生活费500元。而七宝镇农转非居民500元已经拿了11年。华漕镇农民无数次上访不予解决，农民数千人无数次在华漕镇政府门口上访，交通堵塞。有的农民不理智行为冲动，拦截外国人汽车，在社会上和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征地之前，这里的农民每年的收入5-6万元之多。主要是靠仓储和种植蔬菜。

　　虹桥镇新桥村陶书记在09年新桥基地动迁期间当了几天书记就卷走了本该属于村民的集体经济几百万元的股份（股份是每年有收入的）。司法腐败、社会缺乏公信力。法院是老百姓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堵墙倒了，老百姓告状无门。

　　政府动用力量，用暴力手段对待那么多的农民。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一些政府官员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置法律与不顾。从浦江镇、华漕镇、七宝镇、虹桥镇等等闵行区区政府在幕后充当了推手“只要人不死”。在2001年之前，闵行区官方网站打出“强拆是发展经济的强势”标语。警察、城管、联防队员、防暴队员、黑帮势力竟然成了有些领导干部的私人武装。只要有利益的地方他们无处不在，无处不伸手。他们的非法年收入上百万、上千万。利益使他们头脑发热，对养育了他们的农民大打出手。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们没有了良心，更不知道感恩。正是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少数领导干部站在位置上作威作福，是这些人在破坏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这些人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正是这些人在动摇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最初老百姓要求党中央惩治腐败，到骂人，直到现在麻木不仁。从信任到不关心，百姓看不到希望，这种现象是最可怕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的问题不解决，社会不会安定，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国的共性问题。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缺失。若不从把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一个国家不能只靠亲情维系，是以法制维系社会秩序。

　　中国农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顺应民意，理顺社会秩序，理顺经济秩序。我们赞赏中央经济调查局介入全国各省市监督机制，“歼灭上访积案”。对非法经营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没收”；对已经造成合法的原集体经济资产，由政府“回购”，还利于民，让农民有一个“财产性”的稳定收入，增加农民的收益。广大的农民完全理解“软着力”，“淡化矛盾”。对惩治腐败的知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对民愤极大的腐败分子和官僚资本主义分子，广大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公示天下，争取民心，树立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重振人民对党的信心。广大的农民期待着党中央对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理性回归。

　　我们要向广东的佛山学习，把党对农民的关怀放在首位，解决好农民的生存问题，解决好农民的收益问题，由政府贷款投资，产生的效益分四个25%，政府拿25%作投入再发展；25%作福利保障；25%作农民红利分配；25%作银行还贷。

　　这里借李继宏在东方早报发表的《也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文章中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向何处去，如果没有一个愿意约束的自己权利的政府，没有一批能够正确认识现代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农民，中国农村的土地无论改道走私有化之路，还是继续集体所有的旅途，都丝毫不能改变当前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现实。”现实告诉我们广大的农民与党员干部的收益差距巨大。

　　一个孟福贵，一个唐福珍，虽说都是悲剧，但总算在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尴尬中挣扎，但总是在前行。

　　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我们揭示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走上一条正确的、健康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