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理论层面的问题，也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当务之急，不仅要坐而论道，而且要研究将“道”推行到民众中去的措施。笔者认为，传统的礼乐文化，可以有效地拉近问题甚多的现实与理想的和谐社会之间的距离。

　　礼乐文化与政令的和谐

　　社会的和谐，牵涉到各个方面，而最大的课题则是政令的和谐。政令是否以民为本，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否以及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武王伐纣之后，周公鉴于殷人失德亡国的教训，着手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所以我们历来把国家典制及其政令称为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的大旨，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体现为和治天下的道德理念。尽管后来西周灭亡了，但周公制定的典制，并没有随之湮灭，它在知识精英中得到传承和光大，并且继续影响着思想界。《左传》一书在史事记载之末，每每有“君子曰”云云的议论，他们评论史事的标准是：“礼也”或者“非礼也”。也就是合不合于“礼”。什么是礼呢？《礼记·乐记》说：“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也就是说合于道理的才是“礼”。就国家政令而言，只有使百姓满意、得到民众拥护的，才符合圣王之道，所以《礼记·经解》说：“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的成熟期。我们读《周礼》，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规定。例如政府应该如何确定税率？定高了人民负担不起，定低了政府不敷日用，所以规定为“十一”之税，使得民众有再生产的空间。又如对民众的教育，重在树立德性、预防犯罪，反对不教而诛或者滥用刑罚，即使是对犯有过错者也是如此。这些经过缜密思考和精心设计的“礼”，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儒家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以此来引领全社会的进步。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提出了理想的目标，而且将这一目标加以分解，并且层层落实，使得社会的每一个细部都在体现走向“大同世界”的最高理念。这个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东西就是“礼”。所谓“礼”，是一些知识精英依据道德要求制订的准则，《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礼”既是可以操作的具体规范，也是便于检验的明确标准。《礼记·经解》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衡、绳墨、规矩，是衡量轻重、曲直、方圆的依据，不可一日或离。礼是人类社会的衡、绳墨、规矩，更是不可离弃，《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之用，和为贵。”没有礼，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礼乐文化与人际的和谐

　　在先秦文献中，“和谐”一词中的“和”与“谐”是同义的重复。“和”字原本写作“龢”，是从龠、禾声的形声字。“龠”字像是在用嘴吹奏一件类似于笙的编管乐器。编管的长短以及吹出来的声各不同，只有按照一定的旋律有序地发声，方能奏出悦耳的曲子，这就是“龢”字的本意。乐队的合奏就更是如此。我国古代乐器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种材料制作，称为“八音”。如果诸种乐器各吹各调，势必不能和谐成曲。《尚书·尧典》中讲道，五声是依据歌曲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如果八种乐器彼此和谐，有序地发声，那么神与人就能和谐了。《礼记·乐记》说的“正六律，和五声”，也是这个意思。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演奏乐器。由于环境、脾性、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人与人之间不免会有矛盾，加之利益的驱动，矛盾愈加复杂，甚至可以演化为冲突或者战争。因此，治民之道既不能抹杀个人的特长搞“一刀切”，也不能对无理的行为听之任之，要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协调关系。因而从学理上来讲，治国之道与音乐之道相通，都是追求不同个体的和谐相处。

　　社会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儒家将它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最基本、最恒久的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五种关系的和谐，需要“礼”作为润滑剂，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有信”。“礼”不是嘴巴功夫，而是成体系的具体而微的细节。如今的人往往看不起细节，认为是繁文缛节，不关宏旨。殊不知细节决定品质，没有细节就没有道德。只有人人都依据礼节的规定去践行，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上去体现，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有人说，中华礼仪讲尊卑，不如西方的礼仪讲平等。这种说法似是而非，非常肤浅。中华礼仪的特点，是彼此把对方作为尊者，而把自己当作卑者。由于人人如此，所以实际上是对等的，人人都是尊者。《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由于有尊卑，所以才有礼让，年轻人事事礼让老者，同辈之间也是处处礼让对方。由于有尊卑，所以说话才有敬语和谦语，形成了富于东方特色的礼貌用语。

　　有没有彼此不等的尊卑关系呢？有。有两种情况，一是君臣之间，其中一方是国家最高领导，当然是尊者，这在古代世界到处皆然，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依然如此，不必抓住这一点来大做中华文化的文章。二是父子之间，父亲是尊者，儿子是卑者，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儒家之所以要确立父子之间的尊卑，是为了由此培养孩子的敬老之心，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敬意，又怎么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呢？如今我们过度地提倡平等，结果是传承千年的尊老传统不见了，以致给老人让座的风气怎么也提倡不起来。父子的尊卑关系，看似不平等，实际上，儿子长大成人做了父亲也是尊者，所以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除此之外，中华礼仪还特别强调人格的平等。《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礼是讲自我谦卑的，主张与人交往要低调、放下身段，而把对方放在尊敬的地位来对待，这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前提。即使对方是“负贩者”，即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贩，属于弱势群体，也必有其尊严，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如今的许多人，不愿意尊重他人，却处处要求他人尊重自己，这种心态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尊重，怎么能有人际的和谐？

　　礼乐文化与人性的和谐

　　从根本上来讲，社会的和谐是人自身的和谐，而人自身的和谐，则是心性的和谐。人有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它是不学而有，不教而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因而人性中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动物的野性。人的“七情六欲”受心理支配，一个没有教养的人，他的心理是不受理性支配的，因而表现为偏激或者怠惰，也就是通常说的“过”和“不及”。过和不及，都会使人不能冷静应对客观事物，作出失去理智的判断，进而引发严重后果。据媒体报道，当今社会的恶性刑事犯罪，有三分之二属于“激情犯罪”。因此，如何化解人性中的动物野性，调谐心性，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礼乐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正是调节人的心性，所以《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也就是说，礼的种种节文，是依据人情来制订的。人不同于动物，人是万物之灵，人应该而且能够理性地把握好自己的情感，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就是儒家经典《中庸》说的喜怒哀乐之情能够“发而皆中节”，情绪的宣泄总是能够恰到好处，这无论是对于自身的健康，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都有很大益处。

　　我们常说的“修养”，就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不是一句口号，不是说给他人听的，而是要通过践行“礼”———按照道德要求制订的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才能完成的。道德是抽象的，但不是虚无的，它可以通过“礼”来体现。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等的君子风范，人人都可以通过践行一个个礼节来学习，不断清除自身的动物野性，砥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尚品性。一个个礼节，就是一个个道德的元素。“礼”的全部，就是道德的完整展示。一个人每天践行“礼”，这个人就能人文日新；一个国家的人都在践行“礼”，才会有整个国家的人文日新。近年，我们提出了“人文奥运”的目标，当然非常正确，但是如果不能在大众层面推行礼乐文化的教育，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广泛流传的口号而已，无补于我们的社会。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乐教。乐为心声，最能打动人。但是世界上的乐曲纷繁无比，给予人的影响是不同的，甚至可以完全相反。儒家认为，音乐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情感纯正、节奏高雅、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乐曲才能称为“乐”，所以《乐记》说：“德音之谓乐。”其他的只能称为“音”。因此，树立健康人性的途径之一就是听雅乐。中国传统的文人听音乐不是消遣，而是为了陶冶性情。为此，儒家主张在大众层面推广高雅音乐。音乐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用高雅音乐可以“化”性，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所以《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是值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借鉴的思想。

　　礼乐文化对于人心性的和谐、提升人的境界、树立人的德性，都有积极的意义，所以《乐记》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但是，必须提及的是，儒家并不排斥刑法的作用，而是以礼乐教化为先，以刑法为后，而以行政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所以《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我们切不可偏执一端，不及其余。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任何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中华素称礼仪之邦，礼乐思想尤其丰厚，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今天我们用“礼”来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用传统礼仪，当然应该对它斟酌损益，使之与时俱进，但万万不可用西方礼仪来替代中华的民族礼仪，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礼仪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