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的嚣张,中国需要怎样的保钓行动


  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理性表达中国的立场和民众的情感,能让我们始终把握舆论博弈的主动。领土争端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十分敏感、触动感情的问题。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本在中国国力羸弱之际窃取钓鱼岛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将钓鱼岛归入日本的疆界,如今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再挑衅,其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遭到中国政府的有力回击是必然的。从钓鱼岛事态几个月来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判断:

  其一、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此时挑起事端,既有着眼于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的短期用意,又有着眼于维持和强化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的长期考虑。也就是说,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把钓鱼岛问题当做博取国内民意的一个抓手,同时又包藏着企图永久窃占钓鱼岛的祸心。

  其二、中国决不允许钓鱼岛主权旁落。对于中国政府和公众来说,在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问题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的政治势力把钓鱼岛问题扯进日本国内政治是选错了议题,日本要想最终达到将钓鱼岛永久据为己有的目的是打错了算盘。

  其三、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闹剧违背了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曾有过的共识和默契,冲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进一步损害了两国间的互信,给两国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造成极大困难。日本政治势力的一意孤行给两国关系造成的伤害已开始引起日本国内一些舆论和有识之士的反思。

  环顾当今世界,领土争端存在于许多国家,就拿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来说,大多数国家之间都仍存在着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之争。纵观人类历史,领土争端的解决有过各种模式,既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谈判,不论哪种情况,都伴随着长期、艰苦的斗争,其间往往充满了曲折、反复,有的延续百年甚至千年。

  钓鱼岛问题从产生到现在也已超过百年,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折射出激烈的国力较量和残酷的国际政治。钓鱼岛问题既涉及中日之间100多年的历史恩怨,又涉及当今错综复杂的亚太战略格局。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我们既要有充分的信心,又要有足够的耐心,把握好以下三点十分关键:

  第一、钓鱼岛丢不了。这种信心来自我们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众志成城,在同日本的力量对比和较量中,时间在我们一边。日本将体会到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没有出路。

  第二、策略很重要。我们继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对日本的挑衅,并非手软,更不是心软,而是考虑现实,把握好对日斗争的节奏与力度,为钓鱼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争取国际舆论制高点。中日钓鱼岛争端既是硬实力的较量,又是软实力的博弈。我们在宣示主权和展示决心时,要尽力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甚至支持。理性表达中国的立场和民众的情感,能让我们始终把握舆论博弈的主动,有助于真正做到让我们自己“得道多助”,让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失道寡助”。

  我们应该怎样保卫钓鱼岛?

  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因为,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注定要被欺凌,一个永远韬光养晦的国家必然受气挨打。但是,有一个残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靠那些失去理性的行为,我们可以保卫钓鱼岛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

  所谓“中国人一天不买日货,日本一半以上的工厂就要倒闭;中国人半个月不买日货,日本人整个工业支柱就要彻底垮台”的宣示,不过是血脉贲张的幻觉,地球村下“绝缘”作用能有几何?而一大群人围住同胞的合法财产,貌若“大义凛然”地破坏,除了让法治文明蒙羞,只会让饱受其害的手足受伤。一大群人围住在华的日本公民,看似“同仇敌忾”地讨伐,更是自降身价的冲动,正中日本右翼政客千方百计挑起事端的下怀。

  理是理,非是非。失去理性的暴行,这与日本政客的蛮不讲理又有何异?丧失理智的拳头,吓不走嚣张的恶犬。泄愤式的“爱国”表达,只能让贼人偷笑、外交被动、同胞伤心。

  自日本不顾中方交涉9月10日宣布“购岛”计划以来,中国政府从发表官方声明,到划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从派出海监船开展维权巡航执法,到驳回日本方面无理抗议,从向各国驻华使节作专门通报,到向联合国提交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重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态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捍卫祖国的核心利益,是一场道义的较量,一场正义与否的交锋,我们不能被日本的无赖带着走。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让世界看到,和平崛起的中国,政府治理在进步,国民素质在提升。大时代需要大国民,日本右翼最惧怕中国国民的强大。理性爱国、奋力强国、精心治国,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谨防暴徒化的“爱国主义”行为

  9月10日,日本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宣布“购岛”,将钓鱼岛“国有化”提速,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激起中国强烈愤慨。15日,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西安、青岛、长沙等数十个城市,发起民众保钓行动。抵制日货的民间情绪高涨,只是,一些非理性乃至过激的抗议活动也屡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有人当众焚烧打砸日系车,长沙日资商场平和堂就遭打砸哄抢。

  当一种情绪完全失去理智,只凭愤怒与偏激来指导个体行动,那么它必定会陷入疯狂与恐怖的状态。近几日国内一些城市掀起的“反日”行动虽以“爱国”为出发点,但走向了“害国”的方向。一些店铺透明整洁的玻璃窗被敲碎,一些干净的街区、干净的4S店被放火点燃,火光与喧嚣声中,原本高尚、正义的“爱国主义”行为彻底暴徒化。在暴戾情绪的支配下,文明被驱逐,法制被践踏,罪恶趁机登场,“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情绪让愤怒的狼烟烧掠着正常的社会秩序。

  当然,在“钓鱼岛事件”中,爱国主义情绪必须要有,因为这是巩固民族认同、强调领土主权的正当要求,作为一种精神与政治符号,爱国主义不会也不能从历史和政治舞台上退场。但爱国主义不是突如其来的暴戾恣睢,不是居心叵测的鼓噪煽动,更不是明目张胆的打砸抢烧,而是应内化为一种超越他国的动力,成长为一种明辨是非的智慧和理性。譬如就算是抵制日货,也只应在购买环节进行,而不是将已经属于他人的私产肆无忌惮地砸坏和烧毁。愤怒之箭脱靶后,射伤的是自己人,试问这种爱国主义行为除了破坏之外,还有何意义可言?

  暴徒化的“爱国主义”一直没有随着我们与世界主流文明的交汇而消失,这是颇令人遗憾的事情,事实上它之所以如此顽固,皆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自卑与不明所以的自大。这两种心理特征长期纠结,交错出现,因为曾经的苦难历史和积贫积弱,导致自卑根深蒂固,仇恨思想也如影随行,而之后的经济崛起“世界第二”又让我们滋生出自大心理,认为自己有了与任何一国为敌的资本,稍有事端,便呼喊着拿枪拿炮,与人开战。

  只是不知道走上街头烧毁日本商品的“爱国者”们有没有想过,在全球经济已然一体化的现实情境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在世界这个经济大熔炉中早已很难泾渭分明,相信在大多数抵制和打砸日货的“爱国者”家中,也都不乏日本商品。又或者,这些燃烧着“爱国”怒火的人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假爱国之名,行犯罪之实罢了。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在国际上已有规则可循的现实政治文明与外交秩序下,国与国之间道义的较量与正义的交锋需要的是国家实力与公民理性共存,即便国家再有实力,若国民无理性,仍会使国家外交陷入被动,而国内社会秩序的被破坏,则在外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