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水域两汉六朝古墓群考述
杨华山1，李峻2
（1.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湖北丹江口442700；
2．丹江口市博物馆，湖北丹江口442700）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郧阳地区与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南水北调中线水域调查发现两汉至六朝古墓群19处，约2000多座。对丹江口市关门岩、郧县砖瓦厂、房县小松嘴、神农架、武当山镇等处的78座古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汉代至六朝近八百年人类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历史。本文以丹江口市的考古发掘为例，对两汉六朝时期的古墓略作考述。
一1986年湖北省考古所、原郧阳地区与丹江口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丹江水库消落区肖川关门岩发掘西汉墓葬共十七座。其中八座在水牛坡，即水牛坡M1一M8(以下简称为水M)；还有八座在汤家洼，即汤家洼M1一M8(以下简称为汤M)；一座在何家沟口，即何家沟口M3(以下简称何M3)。
（一）墓葬形制十七座西汉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封土被水荡平，无墓道。墓向不尽相同。向北的有七座；向东的有九座；向西的一座。墓坑的填土除汤M6为黑褐色五花土，其余均呈黄褐色五花土，木质棺椁均腐朽无存。根据墓坑大小、宽窄和木椁底部霉烂后遗留的沟槽痕迹以及随葬品位置综合分析，这十七座墓葬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长方形宽坑。共十座，即水M2、M3、M5、M7、M8；汤M3、M5、M7、M8；何M3。墓室底部一般长2.2—3.2米之间，宽1.56—2.5米之间，残深1—4.2米之间。最大的墓坑为何M3，墓底长3.7、宽2.4、深4.6米；最小的墓坑为水M2，墓底长1.95、宽1.56、深2.30米。汤M3、M5、M8有棺椁垫木腐烂后的沟槽残迹。汤M5在器物上部有7厘米厚的一层黑炭灰，距墓底40厘米。这类墓为单棺单椁葬制。
第二类：长方形窄坑。共七座。即水M1、M4、M6；汤M1，M2、M4、M6。墓底一般长2.7—3.2米之间，宽1.5—1.8米之间，残深1.4—3米之间。最大的水M6，墓底长3.2、宽1.9、深1.48米。最小的墓坑为汤M2，墓底长2.9、宽1.5、深1.4米。这类长方形窄坑墓葬，应为单棺葬。
这些墓葬仅汤M6保存有人骨残迹，葬式为仰身直肢。其余均腐烂无存，葬式不明。
随葬品的位置。第一类水M2、何M3、汤M3、水M3随葬器物分布于北部头箱、西侧边箱，南端未见随葬品；汤M5、M7随葬品在西部边箱；汤M8在东部边箱；水M5放置于东部头箱、南部边箱，水M7在北部边箱；水M8随葬品放置于东、南头箱部和边箱。第二类水M4、汤M4，随葬品放置于南侧墓室内；汤M6随葬品在东侧墓室，余皆将随葬品置于墓坑的一侧。第二类的水M6，随葬器物在南侧和东侧，这座墓葬为单棺墓，器物放置的位置较为特殊。
（二）随葬器物按质料分有陶器、铜器、铁器、滑石器等，共计149件。按用途有礼器、生活用具、兵器和服饰等。现依据质料分述如下。
第一，陶器。西汉墓葬陶器共出126件，器形有鼎、盒、壶、甗、甑、釜、瓮、罐、钫、盘等10种。大多数为泥质灰陶，少量为红陶。第二，铜器。共14件。容器有铜壶形器和鉴，与鉴同出的有勺，日常用品有铜带勾、铜镜，还有5件铜铃。第三，其他。铁器，共7件。一件鼎，两件鍪、两件罐、一件瓿、一柄铁剑。其中鼎与一件鍪保存完整，其余都破损严重。滑石壁，2件(汤墓M5：3)。残成三部分，素面。另一件(何墓M3：9)亦残。
（三）墓主与年代分期十七座西汉墓两类葬制，依据对湖北西汉墓葬的研究，单棺单椁墓葬墓主生前的身份可能是中小地主、商人或第五级爵位乡官；单棺类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大致为庶民阶层。十七座西汉墓葬既无打破关系，也未发现文字资料。依据陶器的基本组合和主要陶器的变化进行分期，并与其它地区有明确年代的汉墓作对比分析，以确定其相应年代。
随葬陶器可分四个基本组合：
第一组鼎BⅠ盒Ⅰ钫瓮AⅠ
第二组鼎BⅠ盒Ⅱ壶Ⅰ罐Ⅰ
第三组鼎AI、BⅡ、壶Ⅱ、Ⅲ、甑、BI，BⅡ、釜I
第四组鼎AI、AⅢ、BⅢ壶Ⅲ、Ⅳ、甑BⅢ、罐Ⅲ、瓮AⅡ、釜Ⅲ
四个基本组合可将十七座西汉墓作为四期：
第一期水墓M8（第一组）
第二期汤墓M5、M6（第二组）
第三期水墓M1、M2、M3（第三组）
第四期何墓M3、水墓M4、M5、M6、M3、汤墓M1、M2、M3、M4、M7、M8（第四组）
第一组中的B型I式鼎与云梦秦汉墓大（M2：5）鼎相近，I式盒与大（M2：1）盒亦相近；据此可推断第一组基本组合的时代为西汉早期。
第四组中的AⅢ式鼎，Ⅳ式壶与满城汉墓二号墓的Ⅲ型铜鼎、Ⅰ型铜壶基本型制相当。满城汉墓的年代属西汉中期，第四组为西汉中期偏晚。
第一组至第四组之间的器物，有明显的演变承续关系，二、三组基本组合的年代应介于一、四组之间。
由上述可知，第一期为西汉早期，大约为高祖之世；第二期的年代在文、景时期；第三期的年代在武帝时期；第四期为西汉中期偏晚。
随葬陶器的早晚年代有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如B型I式鼎浅腹，腹壁内斜，器腹凸脊不显；B型Ⅱ式鼎腹壁略直，圜底；B型Ⅲ式鼎，深腹圜底。A型I式鼎平底，器物凸棱不显A型Ⅱ式鼎腹壁弯曲后内斜形成平底，A型Ⅲ式鼎腹较深，平底微外凸，器腹凸脊明显。
Ⅰ式陶壶颈部较长，敞口，辅首纹饰清晰，奴耳上突，鼓腹不显，高圈足；Ⅱ式壶盘口，颈较高，辅首上纹饰清晰，双耳略上突，鼓腹明显，圈足外侈；Ⅲ式壶盘口，颈部相对短，鼓腹外隆，辅首上纹饰模糊，圈足较低；Ⅳ式壶略呈盘口，颈腹相连为一弧线，无明显转折，高圈足。I式盒整器较扁圆，器腹较直，敞口；Ⅱ式盒整器较瘦长，器身弦纹较多，子母口。B型I式甑外斜沿，圈足较低，器腹不显。B型式甑平沿方唇，圈足加高，器腹外鼓明显。B型Ⅲ式甑内斜沿，瘦腹，圈足较高。I式釜束颈内凹，最大腹径下移，圜底Ⅱ式釜无束颈，腹径最大处偏上，凸脊演化为宽平沿，仍为圜底；Ⅲ式釜最大腹径相对提高，宽平沿消失，凹底。A型I式瓮敞口，广肩，肩以下内收；A型Ⅱ式瓮直口，广肩，肩以下内收。均为凹底。
其它随葬器物早晚的变化与发展规律不甚明显。
二此次同时发掘的东汉墓葬有七座。其中三座位于秦家坡编号秦家坡M1、M2、M3(以下简称秦M1，秦M2、秦M3)；两座位于付家院后(以下简称付M1甲、付M1乙)，两座位于何家沟口，简称何Ml、何M2。
（一）墓葬形制七座砖室墓均为结构简单的单室墓葬，墓室呈长方形。墓葬的顶部均被早年破坏，墓壁均错缝平砌。4座墓葬呈南北向，2座呈东西向。铺地砖有纵向平铺顺排(秦M1)，斜向平行排列(何M1)，人字形(何M2)以及墓室东部铺地砖中间两纵一横、两边纵向顺排(秦M3)四种形式。何M1、M2、秦M2墓室底部均只残留一部分，秦M3墓室较大，长4.56、宽2.14、残深1米。付M1乙较小，长3.74、宽1.96、残深0.4米。其它墓葬均在二者之间。
砖室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带土坑墓道。两座（付M1甲、付M2乙），是为两座并列的砖室墓，均带有壁龛，壁龛均残存底部，结构不明。墓室砖墙伸入生土五层砖的厚度，无铺地砖，亦无随葬器物出土。第二类为单室墓。无墓道，五座（秦M1、M2、M3、何M1、M2），如秦M3，墓室正中有一隔墙，出土文物有陶仓2件、陶灶1件、铁剑（残）1件，五铢和大泉五十等共583枚。
七座砖室墓均被盗，墓室破坏严重。随葬器物在墓室内的分布较为零乱，无一定规律。秦M1、付M1甲、付M2乙为空墓，无文物出土。何M1、M2出土一些陶塑动物和陶质楼顶、灶、井、猪圈的模型。秦M2亦为单室墓，出土有车马器和兵器。这些墓葬的葬具与人骨腐烂无存，葬式不明。
（二）随葬器物按质料可分为陶器、铜器。按用途可分模塑明器、陶塑动物、车马明器、微型兵器等等，共38件。现依质料分述如下：
第一，陶器17件。除陶灶、陶狗二件为泥质灰陶之外，其余均为泥质红陶。器形有陶仓、灶、狗、楼房、井、鸡、猪、狗头、方圈、猪圈等。第二，铜器共38件。有兵器戟、弩机、盖弓帽、马镖、当卢、軎、马衔、方形饰、铜泡、圆形饰、U形饰以及583枚铜钱等。
（三）墓主与年代七座东汉墓葬均为单室墓葬，从砖室墓的规模，随葬品等可见墓主为庶民阶层。墓室均残损严重，从残存的墓室结构及出土的仓、灶的器形和井、楼顶猪圈的造型与陶猪、鸡、狗的形态分析，参考宜昌前坪等地的东汉墓葬的资料，其时代应属东汉前期。五铢和大泉五十为这几座砖室墓的断代提供了佐证。
这次在丹江口市肖川发掘了两汉墓葬二十四座，为研究鄂西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西汉墓葬十七座，水牛坡M*的器物组合鼎、盒、钫与云梦大坟头M2一致，器物本身的特征也与之相近。其它十六座西汉墓葬陶器的特征与光化五座坟西汉墓较为接近，与宜昌前后坪汉墓葬陶器的特征差异明显。
光化五座坟M4，器物组合为鼎、壶、瓮、甑。其（M4：1）鼎与肖川B型Ⅱ式鼎相近，时代在武帝以前。对肖川墓地十七座西汉墓葬陶器进行逻辑序列的排队和分期之后，B型Ⅱ式鼎为第三期出现的典型器，第三期大约武帝之世，稍晚于光化五座坟M4。光化五座坟（M4：2）壶与肖川Ⅱ式壶相似，Ⅱ式壶为肖川西汉墓第三期出现的典型器，与B型Ⅱ式鼎相似。
墓葬的分期为铜镜以及同类铜镜的使用年代或早或晚提供了依据。汤M7的方格四虺镜在其它地区多见于西汉初期或中期墓。此类镜在广州、河南洛阳、湖北宜昌等地汉墓中均可见到。汤M8的日光镜在洛阳烧沟汉墓中伴出有昭、宣以后的五铢，其年代在武帝以后，与陶器分期中将汤M7定为西汉中期偏晚大体相符。
西汉时期，洛阳一带流行土洞室与空心砖墓或小砖券墓。早、中期普遍地随葬木质俑和铅质小型车马饰，这些特征均不见于肖川西汉墓。
肖川东汉前期墓葬中陶楼顶、陶猪圈、鸡、狗、猪的出现，反映了东汉一代在庄园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地位较低的庶民对财富的追求与向往。肖川东汉墓象征财富的随葬品出现较多，表示墓地以财富的象征寄托亡灵，以求来世的荣华。微形车马器及兵器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的水平。
两汉墓葬反映了墓葬严格的等级制已趋瓦解，私人财富逐渐积累，社会政局较为安定，社会经济逐渐繁荣等历史内涵。从自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到这一地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尚、生产力水平和手工业水平，也可以看到鄂西北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相邻地域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三长江流域文物考古队湖北分队于1959年清理了均县“双塚”墓两座。“双塚”位于县正南7.5公里的吕家村，是一对高大的土堆，故当地群众称为“双塚”。双塚南北直连，而南塚略偏于北。为了便于叙述，将南塚编为墓1，北塚为墓2。塚高约6－7米、南北长70、宽50米。现将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这两座墓葬，方向均正南北，是在地南上建建筑而成的砖室墓，然后挖掘附近的黄沙、褐色泥土掺合掩盖。墓室顶部封土厚1.6－2.8米，距墓室周围0.4－0.5米以外的封土经过夯打，夯窝和层次明显，每层厚约15－20厘米。封土中亦夹杂着破碎的墓砖及少许的残骨和瓦片。在墓1主室顶部东北角的盗洞口外，发现有七、八个似牛、羊的残骨堆在一起，在盗洞口内距墓底高约2米处有铁斧一件，可能是盗墓者遗留下来的。墓2前到顶部前端的盗洞口上遮盖有倒置之石方桌一面。后室下压有与该墓墓砖相同的残墓一座，为长方形，券顶，东西向，内长7.98、宽2.04、高1.96米，单砖砌壁（交错平砌），底砖一层铺成人字形，其时代应早于墓2，但墓中未见器物。墓前封土处距墓门约4－8米处，各置一长方形石祭台，台的两侧各有石人骑兽一具，仅墓2左侧一具完整，均系石灰岩石。石碑一通，置于墓1祭台前左侧3米处，乃清代康熙年间所立，主文刻“净乐国王圣父对母之墓”，显系后世附会。
两墓早年多次被盗，已见盗洞七处（墓1有三处，墓2有四处），扰乱很严重，凌乱的残骨和棺灰以及棺木的硃红漆片夹杂在整个墓室的淤土中。墓1因严重被盗，遗下器物极少；墓2虽亦被盗，但仍保留有许多遗物，出土了大量绿釉陶器，并发现七具人骨架，值得注意。
随葬物品如下。墓1：圆瓦当一件，铜钱七枚，铁镢一件，铁斧一件。
墓2：陶器。瓮二件，平底尊一件；绿釉陶器。有坛2件、壶2件、灯1件、磨1扇、猪圈1件、猪1件、三足尊1件、井 1件、灶1件、碓1件、鸭1只、独角兽一件、陶屋一座、屋顶一件；瓷器。罐二件；其它。铜钱约两千枚、银圈一对、小银圈一只、装饰品五件。此外，有后甬道的中部，曾发现有铜绿痕迹，可见墓中原有铜器，惜已被盗。
墓外设施。石方桌一面，近方形，四方形短足，外面两足刻有纹饰，因受水土浸蚀，已模糊不清。桌长71、宽62、通高21厘米。石祭台二面，墓1、2各一面，均为长方形，是两块长条石加工后合并而成，其形制与桌面相同，但台面不光润，也无盘形窝。长172.5、宽77、通高26厘米。石人骑兽四件，墓1、2各两年，其中三件已残毁，仅墓2祭台左侧一件完整。是整石刻凿而成，雕刻生动有力。盖为辟邪，长60、宽21、高53厘米。
两墓都经多次盗掘，墓1的随葬品几乎全空，墓2的亦经扰乱破碎不全。然而，大量汉代绿釉陶器的出土，在我省还是第一次；发现的石刻人骑兽像，也是我省已知的石刻造型艺术中最早的标本之一，是很可贵的古代艺术品。
至于这两座墓葬的时代，由于严重的扰乱，给断代带来了不少的疑难，因而只能对两墓的时代作些粗略的探讨。
两墓的结构大体上一致，特别是砖的质地、尺寸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花纹略异，墓2砖的向何纹饰种类多于墓1，并且还有鱼纹（仅有一块砖上有鱼纹，出在墓2后室的西北角起券处的外部）。墓壁的砌法从墓内看有三种形式：（1）四顺一丁（从下向上数，以下同此），以后皆顺砌，例墓1；（2）一丁五顺，又一丁之后则皆顺砌，如墓2之后室及后甬道（前、后两段）；（3）九顺一丁，以后皆顺砌，如墓2之前室及前甬道。再从平面结构来看，墓1只有一室，墓2则为前后两室。墓底结构，墓1是平列平铺，墓2是人字形交互平铺。棺床位置，墓1在后室的中间偏后，墓2在后室的两侧及前室的西侧。
再从随葬器物来看，这些出土物中较早的有半两钱和绿釉陶器等。绿釉陶器一般来说是东汉之物，它最早出现于东汉早期墓中。可是这批出土物中，却有较晚之物，如青釉瓷罐及剪边、铤环五铢等，因此墓2的时代下限可延至六朝早期。但是，武汉、鄂城、黄石市等地发现的一般六朝墓中多以青瓷为主，不见有汉代绿釉陶器，而墓2却有如此众多的绿釉陶器，更接近于汉墓。故有理由怀疑墓2的墓室是经过两次建造，即其后半部（凸字形部分）是先造的，而前室是后加的。若此，则前室出有青瓷罐及砖的砌法与后室有异等现象，都可得到解释。至于墓1的时代，从砖纹来看，纹饰种类较墓2少得多，且皆在墓2中出现，因此，它似乎应比墓2早。2002年在丹江口市沿江大道的丹江口报社院内又发掘南北朝古墓两座。出土青铜兵器弩机等、褐釉罐、虎子等珍贵文物。这些说明南北朝时期武当郡一带的制釉陶工艺在湖广是首屈一指的。
后来又在均县镇牛场码头清理了一座西汉后期新朝王莽篡政时期的古墓一座，出土新朝文物107件，其中稀有文物三件。有王莽时期（公元9—23年）流行的货币——鎏金铜币“大布黄千”“小泉直一”及“大泉五十”等布币和方孔园钱。玉器有白玉蝉和玉条，还有银钗。铁器有剑和匕首，瓷器有青瓷壶、鼎、尊、碗、等。陶器有磨、碓、仓、井、猪圈、马槽等，特别是配套的磨，有上下磨、磨盘、三肢支架和推磨勾，再现了1900年前较为先进的粮食加工用具（国家文物鉴定为一级文物）；青瓷鸡首钵亦为罕见。此前许多学者认为瓷器上的鸡首装饰鸡首壶始于西晋，公元23年前出现此装饰比之西晋早240多年。白玉蝉，刀法简炼，粗犷有力，刀刀先锋，线条细浅，为典型“汉八刀”之工艺。
关于墓主，历史与志书记载，西汉末年，王莽遣庶王、康王、常王到武当山县城郊各筑一小城互为防范（《均州志》为三王城），此墓正是康王城附近，所以有可能是康王家族成员之墓。这批古墓所在地为楚国均陵故城，是汉代武当县的大小官员，包括士人庶民的坟墓。从出土文物中特大陶壶、特小的微型车马兵器、三足壶等有地方特色的陶瓷器和铜器来看，在两千年前这一带的手工业作坊已相当发达，产品相当精细，质量也较高。有的器物在土中、水底埋藏浸泡近2000年依然完好可用，值得借鉴。
除以上所述外，丹江口市两汉南北朝墓群还有蒿口塘墓群、马家岗墓群、温家墓群、连沟墓群、龙泉墓群、莲花池墓群、金陂墓群、七里沟墓群、何家湾墓群、潘家岩墓群、行陡坡墓群、十家路墓群、玉皇顶墓群、六里坪墓群、雷陂墓群、舒家岭墓群、大湾墓群、大坪墓群、乱石滩晋墓、玉虚宫南北朝墓等。丹江口市六里坪2002年发掘晋墓一座，出土玉猪、玉雕带饰版，青瓷壶、笔筒等稀有文物，其中笔筒底有14个支钉痕迹，实为罕见。1989年在习家店李家湾发掘晋墓1座，出土青瓷，小口四系壶一只。
此外，在郧县、竹溪、竹山、房县等地均有两汉时期的墓群发现。如在库区周边的房县1986年出发掘春秋到两汉墓43座。出土3000余件文物。多为鼎、敦、壶、罐、碗、杯、铜、镜、五铢钱、漆木器。还有少量银器、玉器。又有大量各种花纹墓砖。1984年在竹溪三堰发掘西汉墓一座，出土了稀有文物，青铜炊具一套，有铜灶、铜锅、铜甑等。郧县砖瓦厂，二座汉墓发掘出土稀有文物琥珀串珠、琉璃珠杂等。
以上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调查、发现、发掘、清理的自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南北朝589年近800年间众多古墓中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发明创造的历史轨迹，既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体现，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和资源。
［参考文献］
［1］潘佳红，李峻．丹江口市肖川战国两汉墓发掘简讯［J］．汉江考古，1988，（1）．
［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均县“双塚”清理简报［J］．文物，1959，（2）．
［3］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杨华山（1965－），男，湖北大悟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