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然国学论者对科学界“还原论”的指责

 

作者：陈敏伯

 

 

 

自然国学论者宣称“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文明陷入重重困境，世界科学与文化的根本观念发生巨大转折”[刘长林，徐道一 2001]。自然国学论者把当代科学指责为“还原论”，他们说：“由西方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主，因而还原论成为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刘长林，徐道一 2001]。他们认为“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组成部分，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强调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具有分割研究和实验室孤立研究的传统”[刘长林，宋正海 2001]。自然国学论者屡屡刻意把现代科学说成是“西方科学”。他们制造一种舆论：当今现代科学危机四伏，需要自然国学论者来拯救。

 

本来，自然科学界都懒得去理睬气功大师、特异功能者，以为那是旁门左道不予理睬。现在又来一批自然国学论者，他们多半是理工科班出身，有正牌文凭、高级职称，凭借地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企图以《周易》纵览自然科学，把现代科学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周易》[徐道一 1992]。科学每前进一步，他们就声称那早在《周易》那本书里已有了雏形。他们身居京城，学术交流上应当有优势，有条件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可是他们把早已成熟的化学、物理学的现代科学结论拒之门外。五四运动到今天居然还有这样对待科学、妨碍科学普及的。他们指责现代自然科学为“还原论”是他们的主要论点。所以有必要对此作评论。

 

自然国学论者批评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是因为“不了解科学体系的多样性、演进性，以及不同体系间的互补性，奉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为唯一的金科玉律，用西方近代科学的特点来定义‘科学’、规范科学，于是否认中国古代科学成果已大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事实，提出了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结论，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长期的论争”[刘长林，徐道一 2001]。归根结底，自然国学论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两种认识路径，形成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两个源、两个流”[刘长林，徐道一 2001]。

 

自然国学论者的以上论点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既然自然国学论者认定自然国学与现代科学的定义不一样，把争论归于“科学”的定义不同[刘长林，徐道一 2001]。那么你讲你的“科学”，他们讲他们的“科学”。两者不一码事，哪儿来的“互补”呀？自然国学论者也大可不必用“科学”这个词，科学这个词本来就是进口的。显然，自然国学论者一开始就陷于逻辑的不自洽。其二、自然国学论者对于现代科学的主要成果知之甚浅，他们往往借用科普词汇、拿哲学词汇作武器扣帽子。他们根本不知道现代科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本质，硬要把自然国学与Prigogine的理论划等号。他们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分歧硬说是孤立看问题与全面看问题的不同。他们以为只要把现代自然科学套上“具有分割研究和实验室孤立研究的传统”就赢了。难道，现代自然科学家（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就愚蠢到不懂孤立看问题与全面看问题孰优孰劣吗？

 

 

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

 

从纯科学的观点来看，自然科学界里的确存在所谓整体论与还原论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是理论物理学家Steve Weinbe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和凝聚态物理学家Philip W. Anderson（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之间的争论 [Weinberg 2001]。

  

自然科学界里的还原论（reductionism）认为：在复杂系统中所突现（emergence）的任何高层规律一定能够在该复杂系统所基于的底层规律上被完全体现出来。高层规律无论多么奇特、多么独立于底层规律，它们都必将能够被该体系的底层规律表示出来；凡是不能被底层规律所表示的高层规律，无论如何都是突现不出来的。而自然科学界中的整体论（holism）认为：复杂系统所突现出来的高层规律有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低层规律上去理解的，它们是独立于底层规律的（不排除有些高层规律还是可以由底层规律表示出来的）[http://shunya-fantadox.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_645.html]。Prigogine倾向于整体论的理由是由于描述运动的微分方程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分支（bifurcation），从底层规律向高层规律追溯就不能保证成功。但是，从今日科学的认识来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分歧还没有肯定的答案。

 

自然国学论者根本就不懂：无论科学界里的整体论还是还原论，都承认对方不但企图追求底层规律，也在追求高层规律；简言之，都把第一原理、统一理论当作终极目标[Werkmeister 1940]。只不过，在如何才能达到第一原理的看法不同。这两百年里现代科学取得的成果已经把人类五千年来的社会文明来了个天翻地覆。即使自然国学论者也不得不承认那是现代科学中“还原论”的胜利。必须坦然地说：从物质的源头上找原因的做法，非但是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倾向，而且是科学的必经之途。

科学无国界，不必计较那是不是中国特色的。用不到为此自卑。当中华民族勇于抛弃糟粕、掌握现代的科学真理时，有什么可自卑的？实际上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在世界面前取得尊严，别无出路。自然国学论者刻意把科学说成“西方科学”，其唯一的效果只能是用狭隘民族主义粉刷无知而已，是一种自闭症。

 

还原论在用底层规律解释高层规律过程中，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根据量子力学的结果，通过统计力学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计算物质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计算它们的化学行为。至于超导电性质，已经肯定归类于“集体效应”，如大量在一定条件下的两个电子会构成特殊的“电子对”，这种相距约10^-14cm的电子对是产生超导行为的关键（L. Cooper因此荣获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样的解决有人认为是还原论的成功，因为已经可以从电子的行为计算超导这种集体行为了。可是有如Philip W. Anderson这样的超导权威认为还不能把超导性质中的“集体效应”看作是还原论的证据，而是看作“突现”造成的结果，因为理由是超导性质不依赖于超导体原子的性质。整体论的主要优势是在生命起源上的理解，因为第一原理在这里还非常薄弱。第一原理的优势目前还停留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里。而从追求第一原理这个目标来看，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不存在争论。可见，现代科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的争论是在科学深处的理解差别。两者分歧不在于孤立地还是全面地看问题。远远超出了自然国学论者的想象，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既然现代科学追求第一原理，追求物质世界的统一理论；既然现代科学敢把证伪作为检验；那么即使从自然国学论者“整体论”的要求看，难道还不够全面看问题吗？

 

 

Prigogine的几句客套话把自然国学论者乐得不知所以

 

Ilya Prigogine在《确定性的终结》中文版的序中说：“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普利高津 2004]。那句话是Prigogine在1979年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之邀访问中国受到盛情接待时说的，当时他说过更多对中国哲学的赞美言词。这是中国自称整体论者的学者（包括自然国学论者）经常津津乐道引用来作为他们论点的重要支撑。Prigogine在他的另一本书《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的中译本序中把“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看成是中国传统的中心[Prigogine 1980. 中译本序p.3]。

 

那么Prigogine反对的“经典还原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物理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的三大重要成果之一（相对论、量子理论、和从耗散结构到非平衡统计力学）。Prigogine理论的集中论述请见他的名著《非平衡统计力学》[Prigogine 1962]。学习过Prigogine理论的人一定非常清楚，Prigogine的耗散理论的核心在于突破了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时间”概念，明确了时间的方向，即所谓“时间之矢”、或所谓自发的世界过程的不可逆性。Prigogine反对的是时间没有方向性的科学。

 

据Prigogine自述，他反对的经典还原论是指“动力学时间可逆的机械论”[Prigogine 1980]。什么叫动力学方程的时间可逆性呢？设想一个多粒子体系在时间演化到某一时刻，勒令所有粒子同时调头向相反方向以同样的速度大小运动，如果在这样的“时间反演”之后粒子服从的动力学方程与反演前的一样，那么可以预期就像电影片倒放一样，整个体系会回到它的初始状态。这样的动力学方程称为具有“时间可逆性”或“时间反演不变性”。这样的物理设想在数学上相当于用-t代替方程中的t（记为t->-t）。所以，下面我们先分析动力学方程（无论是Newton方程还是Schrödinger方程）在时间反演之后到底会怎么变化。是不是在时间反演后还是服从同样形式的运动方程呢。

 

  

论证的结果是，不但经典力学中的Newton方程、Lagrange方程和Hamilton正则方程在时间反演的变换下都是不变的，而且Schrödinger方程也服从时间反演不变性。非但是Hamilton力学，甚至量子力学的Schrödinger方程也是属于Prigogine所谓的经典还原论的。

 

经典力学、量子力学运动方程描述的微观可逆性意味着失去了时间之矢，即它们分不清将来和过去。这样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与宏观不可逆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与基于宏观经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相矛盾。所以Prigogine说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普利高津 2004]。他主张要“能够从动力学时间可逆的机械论的描述过渡到概率论的描述” [Prigogine 1980]。Prigogine根据“宏观层次的不可逆性概念导致对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工具（如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的修正”，发现了“时间方向性的根源”。

 

与自然国学论者的说法相反，凡是认真读过Prigogine的成名著作《非平衡统计力学》[Prigogine 1962]的都无法否认，Prigogine正是“还原论”的一把好手，他因此开扩了科学的视野。Prigogine理论本身就是在西方科学的还原论土壤中生长出来的。Prigogine反对经典还原论，不是反对其中的“还原论”，而是反对“经典”，这个“经典”就是指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的运动方程中的时间可逆性，决不是别的什么。他指出正因为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运动方程中的时间可逆性所以它们无法辨认时间的方向，导致经典力学、量子力学只能表示“存在”的物理学，不能代表“演化”的物理学。Prigogine认为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中的时间概念是“经典”的。

 

“自然国学宣言”把现代科学归为“还原论”，指责西方科学割断事物的联系看问题，孤立地看问题。只研究简单问题，避免研究复杂问题。可见，自然国学论者指责的“还原论”与Prigogine反对的“经典还原论”，说的不是一回事！把人家对中国哲学的尊崇、溢美之词与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扯在一起，这到底是一知半解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呢？

 

不要以为Prigogine反对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中的时间无方向性，就意味着经典力学、量子力学被Prigogine抛弃了。恰恰相反，Prigogine认为他的贡献“......可以协调地纳入如经典力学或量子力学这样的理论框架中。”[Prigogine 1980]

 

 

自然科学理论的每一步更新都是革命性的

 

自然国学论者把自然科学理论的更新看成“危机”、“陷于重重困境”。他们应该读一读科学发展史。从Newton、Maxwell、Planck、Einstein、Heisenberg到Prigogine，自然科学理论的每一步概念更新都是革命性的。不要把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更新看成是“危机”，看成改朝换代。后一个朝代总要把上一个朝代说得一无是处。自然科学的理论更新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是一种升华。牛顿力学作为相对论力学的极限情况必须要容纳到相对论力学里。热力学的结果作为量子力学的极限情况也必须容纳到量子统计力学里。Prigogine要把他的时间之矢体现在量子力学的框架里。

 

原则上，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在时间、空间尺度的跨度均为10⁴³的大跨度范围内建立了关于所有无生命物质普遍适用的统一理论。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家对待新的概念曾经视为“危机”，如“紫外灾难”等。与之相反，现在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他能够面临一个可能的新概念，那将被视为多年难逢的机遇，而不是危机。早在1975年理论化学家R. G. Parr就提醒人们：化学的基本概念“正在经历一场从老概念崩溃、重新定义概念，直到概念统一化的过程”。这就是当今自然科学家面对基本概念更新的积极态度[Parr 1989]。当今自然国学论者的担忧却是一百年前科学家消极心态的残余。两种态度谁是谁非，不难判断。

 

自我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还是量子科学家们老实。尽管量子力学的成就如此辉煌，他们对量子力学如此有信心，但是他们全都公开承认现有的量子理论还不完善。70年代，迪拉克说过：“…不应认为量子力学的现在形式是最后的形式。”[狄拉克 1981] 50年代，海森堡说过：量子力学中还没有对应于生物进化的算符，不能用于生物学[海森堡 1958]。但是，在形形式式反对科学的思潮面前，他们一致旗帜鲜明地说，“量子力学无疑是20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思想成就。”

 

 

现代科学背靠的是整个客观世界

 

我欣赏这样的话：哲学是科学的总结，是科学的科学。自然科学每一次取得质的突破时都可以总结出令人击案叫绝的哲学原理。哲学由此而赢得自然科学家的尊崇。但是，谁都无法否认自然科学背靠的是整个客观世界，自然科学家宁可把整个客观世界而不是把哲学原理看成自然科学真理性的唯一判据。后者毕竟是心智的产物，只有背靠的是整个客观世界，才能指望达到第一原理。

 

具体的每一位哲学家，当他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解还没有达到自然科学前沿时，他头脑中的真理判据毕竟只能是对客观世界的表观理解。例如中学生关于对“温度”的理解其实与他婴儿时期的理解没有差别，都是妈妈教的“烫，别碰！”。一直长大到化学系研究生毕业，也许他对温度的第一性概念只不过从“烫”进步到“温度是大量分子总动能的标志。”他头脑里的“Boltzmann分布”的概念还是建立“温度”概念之上的；也就是，在他看来“温度”要比“分布”更为本质。于是，这样的温度概念只能局限在宏观世界，不可能深入到微观世界。实际上，现在哲学系教授的自然科学的学识很少达到比这更深的程度。

 

因此，我把胡塞尔的话“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胡塞尔 1999]理解为哲学的目标，并不把他的“严格科学（strenge Wissenschaft）”等同于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胡塞尔认为“所有科学都是不完善的，即使是那些倍受赞扬的精确科学也是如此。”对此，我相信如果他晚生20年，认真学习过“exact science”，领会了具体含义，他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他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只是把exact science当成数值上准确，并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是物理上的正确。牛津大学量子物理教授David Deutsch指出：“预言事物或描述事物，不论多么准确，也和理解不是一回事。……物理学家研究并形成理论的真正动机恰恰是渴望更好地理解世界”[Deutsch 2002]。理解就是要求得到物理模型。数值上准确的模型（即数学模型）不见得机理上也正确，机理正确的模型数值上一定准确。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胡塞尔，因为毕竟他没有像自然国学论者那样自居于物理学之上。我宁愿把自然国学看成哲学，而不是科学。不然，这篇文章就不值得写。因为只要是把科学目的放在第一位的话，就会立刻得出结论：至少对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自然国学毫无价值。如果自然国学论者同意把自然国学看成哲学，那么他们必须分清哲学与科学的界线，摆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为“第一原理”辩护

 

从自然国学论者的角度看，第一原理不就是绝对真理吗？他们以为肯定抓住了什么把柄，立刻端起“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大棒抡下来。

 

可是从科学家的角度看：量子理论、统计力学创立后，物理科学呈现实验和形式理论两者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取得了更快、更能动的发展。在量子理论、统计力学上的成就，不下27位理论物理学家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奖，还有7位理论化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廿世纪人类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光彩夺目的物质成就，均盖出于此。是物理科学改变了世界。此言并非夸张。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量子理论（若当年海森堡他们下海经商去了等等），20世纪的人类会怎样渡过，我们今天又会如何呢？至少，今天的物质文明要延迟50年，精神思想也不会像今天那么丰富。

 

量子理论不仅使世界的物质文明改观，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方法。这个理论在各个不同领域的预言后来也得到了实验证实。有的竟然符合到12位有效数字，令人惊叹。

 

对于务实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不在乎绝对真理无法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趋近就会使他们心满意足。虽然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给了希尔伯特第6问题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希尔伯特的公理化运动已经给自然科学如此丰硕的成果，公理化运动的车轮没有因此而停下来。同时，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更加开阔了自然科学家的视野。

 

“绝对真理”是对于整个历史长河和整个空间范围意义上来说的。既然绝对真理包括了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段时间里的知识，那么作为某一历史时刻以前的人类当然无法认识将来的知识。所以，与其说绝对真理是人类知识的限定，还不如说是它是一种同义反复。

 

哲学家限定的绝对真理范围丝毫没有减退科学家追求“第一原理”的热情。即使“终极理论”离开绝对真理还差最后1%，科学家就会为之雀跃，称之为“终极理论”，而不在乎哲学家是否还认定它是相对真理，是冒牌的“绝对真理”。历史证明：幸好自然科学家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不然这一百年科学的发展完全不可能如此快速。

 

请问自然国学论者，除了中医之外，大而无当的自然国学还有什么科学成就可以拿出来的呢？中医只不过是你们随手用来拯救《周易》的应急之物罢了。

 

 

至少对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已经可以证明不同形式的科学理论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自然国学论者认为：“…少数学者不了解科学体系的多样性、演进性，以及不同体系间的互补性，奉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为唯一的金科玉律，用西方近代科学的特点来定义“科学"、规范科学，…” [刘长林，徐道一 2001]。意思是说，一个客观对象可以有多种科学形态来解释，其中一种就是自然国学。

 

难道，真有那么一个自然国学的“避难所”吗？我的意见是：讨论所有的客观现象，目前还大大超出人们的视野，有生命的世界还是第一原理的盲点。对于生命现象，我们至多可以说：“在生命机体中的任何地方检验物理学和化学定律，总发现它们是正确的；似乎确实没有空子可以让不同于物理力的某种‘生命力’钻入”[海森堡 1958]。

 

如果把问题的范围缩小到只讨论自然界无生命的物质，那么，目前的物理学和化学成就已经清楚地可以证明：不同形式的科学理论在数学上是等价的。理由是，当前的第一原理，即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至少对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还是普适的。不同形式的量子力学形式理论（Heisenberg的矩阵力学，Schrödinger的波动力学和Dirac的表象理论）已经被证明是等价的。量子力学形式理论（包括统计力学）之所以被承认，是由于自从1925年以来的七十多年中，经受了各种领域实验事实的检验。这些领域几乎包括物质微观世界（尺度大于10^-15米）的所有方面。甚至，把宏观物理学的结果纳入到量子力学的极限情况内。量子理论所经受实验检验的程度之深、领域之广是任何自然科学学科中的任何理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所以，至少对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里没有一个领域是自然国学的“避难所”。在有生命的科学领域里，良莠思想混杂，故出言尤须谨慎。有些貌似不可质问的哲学名言冒充科学原理。例如“天人合一”可以混在心理治疗的含义之下，使人迷惑。哲学家何兆武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没有一家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也可以说，凡不如此的，就不是哲学。”[康德 2001，译者序]

 

 

自然国学论者奢谈“复杂性”

 

自然国学论者说：“由西方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主，因而还原论成为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而“当代，人类已面临要迫切解决大量复杂性、非线性自然现象和一些小概率事件课题,新的科学实践正向科学中的还原论提出严重挑战”[刘长林，徐道一 2001]。可见，自然国学论者不屑俯首研究简单的问题，他们要么不出手，出手前就口出大言，宣称搞高级的复杂性问题、非线性问题、小几率问题，把现代科学贬为“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主”。

 

自然国学论者根本没有明白，Prigogine就是从微分方程的稳定性问题入手，特别注意了处于分支点（bifurcation）时体系的涨落（即随机性）。对于平衡态的宏观体系（含粒子数，一个数量级近于的数），由于概率论的大数定律，任意物理量的相对涨落非常小，可以忽略。可是当该宏观体系处于分支点时，如处于临界点，大数定律发生破缺，涨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接着涨落驱动物理量的平均值，出现有序结构，即所谓耗散结构。既然耗散结构的描述中考虑了涨落即引入了随机性，也就必然离开了宏观描述的层次。可见，Prigogine称之为“确定性的终结”。

 

例如一个处于化学动力学变化的宏观体系，其中变量为第种物种的浓度，于是作为一种表观描述，第种物种的浓度总可以写成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所有物种浓度的函数，称为第种物种的总生成率，即。这是一组微分方程。微分方程的稳定性理论告诉我们所谓“分支”就是方程对于边界条件或初始条件处于某个临界值时会出现新的解。“分支”把历史引入到物理学、化学中来了。这是与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中的演化算符（evolution operator）含义截然不同的，一个是Newton的含义，一个是Darwin的含义[Prigogine 1980]。

 

自然国学论者还贬低科学方法，反对“谁不采用这些方法（如实验室中边界条件能够严格控制的试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谁就不是科学”的判别标准 [刘长林，徐道一 2001]。意思是：尽管我们的自然国学里没有或很少数学，不能以此说明我们不是一门科学。这就非常好笑了，既然排斥数学，又要搞复杂性，又要搞小几率问题，居然又是非线性的。吹牛已经吹得离谱了！只要看看《周易科学观》[徐道一 1992]就知道，凭那些区区的2－3位有效数字的几个“数据”，何来“非线性”？何来“小几率”？他们的“复杂性”又从何谈起？大学一年级数学水平的都会识破这样的“学问”。眼高手低到这个地步，堪比夜郎。

 

那种学问只有一个避难所，就是脱离实际，一联系实际就必定出问题。自然国学还是留在哲学的天堂里好，居高临下地、永远地作原则性的指导，因为只有这样才可避免露怯。

 

其实，现代科学一点也不避免复杂问题，只是因为要实实在在地着手研究自然界的问题，所以必须首先从简单问题下手，先得到解决，然后再解决复杂问题。随着科学的发展，留下来的问题自然复杂的居多。自然国学论者贬低现代科学“以探索自然界之简单性为主”是毫无根据的。

 

总之，在无生命的物质科学领域里，自然国学论者至今拿不出一件确实需要科学界认真对待的非哲学学说。只要他们坚持拒绝现代科学，他们是不可能有作为的。

 

 

“科学”不是任意定义的，是它的社会使命唯一决定的

 

既然自然科学背靠的是客观世界，搞清其中的规律就是“科学”的任务；那是人类认识、改造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所唯一决定的，不是一个任凭喜好随意定义的问题。正因为科学家背靠客观世界，所以面对来自“哲学”的外部压力是无所畏惧的，统统要把它放在客观世界真理的天秤上接受检验。即使冠以“科学哲学”的头衔也无例外。

 

闭上眼睛，撇开自我，余下的就是客观世界，它只有一个。无论你怎么定义“科学”，认识那唯一客观世界的使命总是存在，那就是真正科学任务的所在。所以定义“科学”是个伪问题。显然，自然国学论者把还原论－整体论的争论归于“科学”的定义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明知不行，力图把争论归于“科学”的定义不同，找一个最后的避难所。

 

其实，五四运动早就宣判了遗老遗少的命运。当然，愿当遗老遗少各有所志，正如街上人们的穿着一样。前几年闹腾一时的香功等，没有人去理睬也就很快消失了。也许自然国学也是如此，批评反倒延长了它的寿命。在五四运动被淡忘的今天需要提醒人们：《周易》与科学是两码事，宣扬《周易》对今天自然科学的进步意义是不可信的。《周易》在中国两千年都没有推动出来的现代科学，今天又能指望《周易》多少呢？[杨振宁2004]

 

 

参考文献

Deutsch, D. 2002. 《真实世界的脉络》.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arr R. G., Yang W. 1989. Density-Functional Theory of Atoms and Molecules, New York: Oxford Science Publications.

Prigogine, I. 1962.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Mechanics, New York: John Wiley. （中译本《非平衡态统计力学》. 陆全康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Prigogine, I. 1980. From Being to Becoming: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reeman, San Francisco. （中译本《从存在到演化——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及复杂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Tolman, R. C. 1938. The Principles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Oxford. (New York: Dover edtion, 1979. pp. 102-104, 163, 395-399)

Weinberg, S. 2001. 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pp.47-48.（中译本《仰望星空——科学反击文化敌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Werkmeister, W. H. 1940. A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rper & Row Publishers.（中译本《科学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106）

狄拉克 1981.《物理学的方向》，北京：科学出版社. 页9.

海森堡 1958.《物理学和哲学》（西方学术名著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塞尔 1999.《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康德 2001.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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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敏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从事过核化学、理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