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孙立平一再说到，当前的中国是个断裂的社会。这一点，我近来感受颇深。1月4日-9日，我作为工作人员全程记录了嘉定区政协经济界别的会议。在企业家代表连城集团负责人张锡淼发言时，提到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自有资金和配贷额度问题，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这个比例是1:1，也就是自有资金一个亿可以从银行获得一个亿的贷款额度，上海方面则要低于这个比例，一个亿的自有资金只能获得两三千万的银行贷款。即时公司方面提供相应的担保，银行方面也不会给予更多的额度。针对张委员的发言，在座的银行和银监会委员发言说，这正反映了上海方面金融监管这一块发展比较成熟。我们都了解，上海是一个政府主导性比较强的城市，特别是和苏浙粤比较起来，这一点更为突出。但是，我想政府管理的要义不在于把所有可能发生问题的端口和节点都给塞死，而是当问题没有出现时候可以见微知著，因势利导，及时缓解乃至消除问题发生的根源，不至于任由问题愈演愈烈，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上海来说，不能借口说我们监管得力，就回避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实际发展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从小处讲，这是懒政思维在作怪，从大处看，也不符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大力发展中小金融的意见。企业界和政府监管层之间的断裂是我看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在学校时候，比较关注时政新闻和财经动向，当前最为重大的事件，比如欧债危机和国内产业升级，学界已经有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新闻界对此也有不少翔实的报道，但是当经济界别的一位委员拿出一份发言稿时候，我才发现，这些实际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士对于目前最前沿的信息掌握的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到位的。当然，在此我并不想否认这些人在实际工作中的成绩。但是假如他们能够把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完美结合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会少许多波折，发展的是不是可以更优质高效一些。学界和实务界的隔膜是我感觉很不好的一点。

      当前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大众之间断裂很深，在许多具体或者长期的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每当公共政策出台的时候，总会有不满意的声音出现。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难能可贵，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未来三十年怎么办。受限于资源和人力成本的约束，过去的发展方式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成为当务之急。我感受到了这一点的必要和紧迫，但是如果要我给出一个方案或具体的设想，目前我还不能够。只是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我们要尽可能地达成共识，然后再行动，而不能像从前那样，关起门来搞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