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认为，要是让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千美元的中国门口乞食，将会是界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对于中国援助欧洲问题，我认为，欧洲这些国家，对债务的控制无度，特别是高福利底线无度，导致债务缠身，麻烦是他们自找的；但从中国的角度讲，不是“穷人”不能借给“富人”钱的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个结构分布的问题，不买美国的国债，就买欧洲的，不买美国公司的企业债，那就要做股权投资，这是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发挥自己劳动力优势的现状决定的。我们不能谈‘救’这个词，而是要看怎样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最大化，现在中国适当地在欧洲市场投放一些外汇储备，这对中国是有帮助的。第一，可以分散我国投资的风险；第二，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提出一些条件。总之，从算‘大帐’的角度讲，中国现在援助欧洲，还是有算盘可以打的，是可以救的。

　　对于现在备受关注的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现象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打报告审批经费有一个过程和流程，钱款往往会集中到最后一个季度才到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局面。同时，这还和目前的制度设计有关系，因为目前的状况是，今年花费了八十万，明年的经费也是给八十万，那为了明年有一百万，今年就要多花二十万，这就诱发了很多的不合理举止。所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零基”预算，就是每年预算不是以去年作为基数对比，而是以每年办多少件事来做对比，这样就显得合理了，也避免了突击花钱。此外，还应在预算方面进行调整，不应该以年为单位，当年发完，可以做结转或者置于其他基金里面做留存，这样可能更科学、更严谨，避免突击花钱造成无谓的浪费。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制度上，预算法要进行大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