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处的情形应当被看作是相当幸运的，这是过去20年中选择良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中国勤勉的劳动力，以及政府对经济繁荣的强烈渴求，使之成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地区，而这一投资给中国带来了技术转移、示范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促进了国内投资，从而大大提升了总就业和企业生产率水平。相应的，美国国内经济正在经历着“竞争优势”的扩散。美国工人原来是美国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和品牌的惟一受益者，但是现在中国工人也能分享他们的优势。作为工资率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的这一部分正在缩水，而中国的这一部分正在上涨。但是到了某一点，从美国和欧洲向中国发生的竞争优势转移将会停止。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将不得不通过内在的努力来赶上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水准，并增进管理和营销技能和诀窍。欧洲在战后半个世纪间就是如此，我对中国的这一过程也有充分信心。但是，最具挑战性的是，中国需要发展出高水准的经济制度，以激励企业高层中的人们选择出最具商业前景的想法。目前中国对世界各个成功经济体的制度进行借鉴，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即使在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内，也只有少数几国达到了这一目标。中国的经济繁荣明显受到海外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在中国持续20年繁荣的同时，欧洲几乎都停滞不前，而美国在最近三年半也是如此，投资回到了正常水平。全球真实利率因此下降，而中国从此获益甚多。简而言之，中国的投资热潮明显受到了美国和欧洲低利率的推动，这显然会提高就业率，增加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降低城市失业率。如果美欧经济复苏，中国难免受逆风向的影响，我们不知道这一复苏何时到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苏会提高利率。美国过去两年多的货币政策显然不是“中性”的，而是把真实利率推到了远远低于对应于经济均衡路径的“自然利率”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使就业下降速度减慢，我也相信中国目前的就业增长刺激，主要是由美国进口的宽松货币政策（如低利率）引起的。这一理论的怀疑者认为，在美国和中国并没有观察到上升的通胀现象，这与上述理论预测相反。问题在于，如果有某些紧缩性的冲击介入，那么这一时期可能通胀是减退的，甚至一度出现通货紧缩，直到紧缩性力量消失。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我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种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膨胀性后果，只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得以识别，甚至直到它反馈到预期通胀率之后。实际上，中国目前存在通胀迹象，特别是在资产市场，如大城市炙热的房产市场；美国也存在更快膨胀的迹象。需要考虑的是，美国和中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在标准的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实际利率不变，那么对有效总需求的刺激实际是财政刺激。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宽松货币政策就加速了投资行为，如果不是由于这一政策，这些投资决策将会被推迟。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这并不会造成问题，因为随着资本存量累积，真实利率将下降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但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中，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尚未占世界相当比例的经济中，真实利率水平不能比世界水平低太多。这意味着，真实利率的下降难以充分适应资本存量的累积。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由持续过度投资导致的资本存量累积将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效果可能在最后抵消目前非中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扩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