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年轻人说来，中国如今的经济发展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很难想象这其中的过程对于一个曾经的红色国度说来，是那么的艰难曲折。搞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突然要将曾经的敌人当成朋友，甚至尊为老师，这其中的反差该是多么的巨大。当年邓小平提出要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时候，残留在国人心中、尤其是那些“坚定的信仰者”们会有多么大的抵触情绪。邓小平的深谋远虑的确无人能够比拟，他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阐述自己的逻辑，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言外之意，别管姓社还是姓资，能够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硬道理。的确，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共产党重新回归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国人过上好日子，这是压倒一切的真理。在如此务实而又强硬的简单逻辑面前，那些坚持红色理论的死硬派们顿时被弄的灰头土脸，哑口无言了。被压抑如此之久的中国经济，在去除了精神枷锁之后，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作为这段中国历史的亲历者，是何等的幸运而又光荣啊，我深深地懂得这其中的艰辛和必然。以致现在有一种担心的情绪在蔓延，觉得那些怀念过去“一大二公”红色年代的鼓噪者们，是否会将已经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经济动车，重新拉回到那不堪回首的非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呢？对此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杞人忧天，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取向是不可逆的，任何企图逆潮流而动的行为，都是极为荒唐而徒劳的。就好比中国的老百姓好不容易吃上了红烧肉，你却要夺下他的饭碗，重新塞给他糠菜团子，他又如何能够不和你拼命呢？只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大业目前并未真正完成，经济起飞的马达尽管已经发动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的局限和弊端已经越来越多地称为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和同时代的伙伴比起来，我是幸运儿，由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末班车，我彻底颠覆了自己曾经貌似很革命、实际很可怜悲惨的命运，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自己又抓住了改变命运的几次关键的机会，成功地游离到体制之外，成为民营企业人士，过上了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职业小康生活。我非常认同关于需求层次划分的理论，只有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真正不成为问题的时候，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努力才会愈发现实地显露出来。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经有过两段极为看重精神需求的阶段，第一段就是在那个红色革命的年代，当我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受当时极左思潮的蛊惑，尽管物质生活非常匮乏，还是每天热血澎湃地饿着肚子闹革命。那是一段不可思议、不堪回首的岁月，根本无法用正常的人生价值理论来做解释，惟一的答案就是，当时是处于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状态，行为完全是非理性的。

第二段看重精神需求的日子似乎就是近几年了，企业经营早已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我则成功实现了由注重经济效益的企业经营者到看重个人价值实现和社会公益服务的职业咨询师的角色转换。女儿顺利完成留学生涯，并开始了海外职业历程，家庭生活和谐、幸福，物质生活似乎到了别无所求的境地。我更加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质量，反映在表面上，似乎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忧国忧民，其实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感受更加重视社会的和谐、稳定、友谊和亲善了。由于中国社会脱胎于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又在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初的二十余年中走上了一条不顾百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极端地追逐所谓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以致采取了实际是惨无人道的阶级斗争手段，将本来重现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社会变成了人间地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由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当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却为我们社会特有的政治劣根性使然，迟迟不能展开，以致造成了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严重畸形和不协调。

这是使我非常郁闷的社会现实，也大大降低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指数。比如在自由的层面上，比起那个曾经的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似乎应该很满足了。哪怕你对社会的不满言语再过激，也不会有人给你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即便你以国家领导人作为黑色幽默的调侃对象，也同样不会受到任何的干预及不公的待遇。尤其是现在有了网络，人们拥有了发表文字和观点更自由的空间。只是在那有数的几个传统媒体上，还在说着套话、空话、言不由衷的话，甚至是假话罢了。对此，所有的人，包括写文章、说官话的那些人自己，也都是带着面具的，一旦回归自然人状态，同样是满腹的牢骚，甚至开口骂娘。我惟一不解的是，既然所有人都清楚我们的信仰和坚持是怎么一回事，为何还要自欺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