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从规模来看看，工、农、中、建、交行早已是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不过由于上述银行的国际业务还相对有限，因此是否界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还要进一步研究。

　　假如能有金融企业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既是中国整体经济与金融实力上升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顶层分工并获取相应收益的迫切愿望。而从既有金融格局来看，对于迄今为止仍是世界超强经济体的美国来说，金融与武力一样都是美国的最后优势，绝对不可失去！再往前看，1944年以来，的确是美国引领了世界金融的发展方向，也相当大程度上承担了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任。但美国由此获得的基于金融主导国地位的经济红利实在难以统计。某种意义上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其经济政策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霸权下的依附型经济。世人不应忘记，在距今并不遥远的格林斯潘时代，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扩张金融霸权的边界，将各国投资者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其中，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头就是美国用来盘剥弱势国家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力量工具。

　　尽管由于华尔街金融寡头无休止的贪婪，加上信息不对称和监管的缺失，差点把美国的金融帝国招牌给毁了。但当华尔街摇摇欲坠其带头大哥高盛亦四面楚歌之时，美国政府还是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或者和高盛们大演“双簧”戏。这说明无论是小布什、奥巴马还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都坚定地认为：金融仍是决定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地位的核心要素。从来不乏战略眼光的美国是不会自毁王牌的。世人也发现，美国政府两年多以前一波三折的所谓救市计划和银行国有化行动，其实都是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基本面的工具性策略。

　　作为致力于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中国，决不能窃喜于国内的金融机构侥幸躲过这场金融危机冲击而暂时缩小与美国同行差距的表面繁荣。应当承认，从1994年开始启动国有银行改革，到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四大银行悉数上市，国内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迄今为止已走过了17年的历程。成绩还算比较显著。一个显性的证据是国有银行的指标水平不断提升，例如在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四大国有银行均有显著改观，有的甚至超过了国际一流银行水平。因此从银行业的改革路径来看，基本方向显然是正确的。不过，中国银行业取得的不俗成绩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黄金周期实现的。目前，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真正考验。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仍只是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的挑战无疑更大。国有控股银行的市值跃居同业前列并不代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已臻世界级水准。戴上“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帽子也并不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已是业内寂寞高手。

　　可见，在表征金融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体系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值得持续骄傲的资本。我们的银行体系暂时的稳定和经营实力的增强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情况下获得的。尚在发育中的证券市场更是很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国尤其欠缺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敢于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例如，中投由于投资经验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内尚难成为令国际同行敬畏的顶级投资机构；国内投行的代表中金，尽管在国内拥有巨大影响力，但与高盛等国际顶尖投行相比，无论是在承销能力、高端人才、机制设计和创意乃至全球话语权等方面都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

　　因此，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确需要类似花旗、汇丰、高盛这样“大而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有了这些金融力量工具，不仅可以使其在经济繁荣时期“躺在床上数钱”，还能利用其对全球金融定价和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于去年10月首次把中国纳入5个具有系统稳定重要性的经济体。标志着中国已经迈入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俱乐部。笔者也相信，规模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壮大的中国国有控股银行迟早会有几家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但是，志当高远的中国银行业要想成为广受尊敬且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亟需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并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否则，仅仅戴上“大而不能倒”的帽子，是无法成为“强而倒不掉”的全球顶尖银行的。

　　超级金融机构，你可以不喜欢，但必须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