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面世，或将使银行业迎来全面转型“时间窗口”。以成为广受尊敬且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商业银行为发展目标的中国银行业，切不可继续品味侥幸躲过金融危机冲击而录得的表面繁荣，亟须从现在起，尽快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切实推动公司治理改革、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

　　被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且监管要求比其更严格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于日前面世，这对一向喜欢“躺在床上数钱”的国有控股银行来说，或许是一针清醒剂。

　　尽管银监会表示，新监管要求不会对银行产生太大影响，业界也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自我加压理解为监管层的未雨绸缪。但银监会此番对国内银行尤其是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加严厉的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监管的要求，显然是以此倒逼银行业加快改革。

　　先得承认，对中国银行体系一向不喜欢用溢美之词的美欧媒体如今也认为，中国庞大的国有控股银行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事实上，各家银行今年一季度的盈利势头的确强劲。其中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一季度净利润达到83亿美元，同比提高29%；但谁都知道，银行业赖以盈利的“铁饭碗”就是靠固定存贷差。也正是有了这个盈利王牌，才使得主要大银行对加息根本不在乎。因为信贷需求的任何下降可以被更高的利差抵消。而在去年的银行业利润构成中，来自于净利息收入的比例竟然高达66%。很难想象，一旦这个“铁饭碗”被打破，情形会如何。诚如不乏国际眼光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所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银行业曾长期赖以生存的那种以经济高增长带动信贷高投放、以此能带高投放促进经济高增长的经营环境将渐行渐远。

　　应当承认，从1994年开始启动国有银行改革，到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四大银行悉数上市，国内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迄今为止已走过了16年的历程。成绩还算比较显著。一个显性的证据是国有银行的指标水平不断提升，例如在衡量银行业竞争力的资本充足率、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率以及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关键指标方面，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均有显著改观，有的甚至超过了国际一流银行水平。因此从银行业的改革路径来看，基本方向显然是正确的。不过，中国银行业取得的不俗成绩主要是在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黄金周期实现的。目前，主要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尚未经历过经济不景气周期的真正考验。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仍只是迈出了关键一步，后续的挑战无疑更大。国有控股银行的市值跃居同业前列并不代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已臻世界级水准。去年全行业净利润突破8000亿元，不良贷款比率和余额降至历史新低，也并不表明中国银行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全面提升。戴上“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帽子也并不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已是业内寂寞高手。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仍在于符合现代银行体系发展需要的相关制度缺失，在于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尽管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外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得益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决策层对银行反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政府控股银行管理高层的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由于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使得决策层在经济不景气时候确实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在经济下滑时可以增加放贷，为国家的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而这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最期待他们金融机构所做但又力有不逮的事。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银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否因为先前的政府注资或如今的再融资而减少，而是银行是否建立起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有效机制。

　　最近两年，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规模持续扩张，2009年和2010年的总计新增贷款约18万亿元，其中不少流向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管理层采取的“先放贷，以后清理乱局”的政策不仅引发了许多分析师和银行家的忧虑，担心这可能导致不良贷款数量激增，甚至银监会也很担心触发系统性风险，下令各国有银行递交“全面的”贷款账目评估报告。假如真的存在违约风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银行业迄今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和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没有一个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运营机制。

　　而今，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面世，或将使银行业迎来全面转型“时间窗口”。以成为广受尊敬且具有持续竞争优势商业银行为发展目标的中国银行业，切不可继续品味侥幸躲过金融危机冲击而录得的表面繁荣，亟须从现在起，尽快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切实推动公司治理改革、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

　　的确，相较几年前的市场竞争压力，目前正是中国银行业者抓住机遇、培育内生优势、做大做强的难得时机。曾经濒临崩溃的美欧银行体系如今正在积蓄力量，力图巩固金融高边疆。因此，中国银行业应当把握这段难得的时间窗口，切实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力争将自己打造成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世界级金融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