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实质是“从西边出太阳”：

　　——让农业这个夕阳西下的产业，变为旭日东升的朝阳产业。

　　21世纪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我认为要讲两句话：农业产业化，产业信息化。

　　前者体现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后者体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现代）化。

　　“产业化+信息化”，就是用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一起“带动”农业文明，只有产业化和信息化这两匹马一齐拉，中国农业才会跨越式地走上现代化之路。

　　“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我主张要以产业信息化（或者说实业信息化）为突破口，而农业信息化，是这个突破口最容易突破的环节；从农业产业化战略出发，我认为有必要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的产业化，实质是工业化；现代的产业化，实质是信息化。以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最终要迈向以信息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产业信息化。我认为，中国当前在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有必要率先迈向第二个台阶，为全国农业现代化打开突破口，也为国家信息化打开突破口。

　　产业信息化的含义，对于农业产业化，就是以信息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原来工业化生产方式意义上的“产业化”，进行更高阶段上的现代农业产业化，实现信息时代的农业现代化。

　　“西边出太阳”的历史背景

　　之所以提出“两阶段”论（“两阶段”指产业化、信息化两阶段，或传统产业化、现代产业化两阶段），是因为大背景发生了变化。

　　当初提出农业产业化（在两阶段论中，相当于传统农业产业化），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将农业经济融入工业化大盘子，使二元经济一元化。这个一元化，定位和统一于工业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此前二元经济的特征是，农业生产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自给自足），工业生产采用工业生产方式，中国经济整体上是半农业、半工业的混合生产方式。随着改革从农业深化到城市，客观上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形成城乡一体的统一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不可能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只能是当时相对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实质是用工业生产方式，完成农业生产任务。采用工业生产方式，与完成工业任务、办工业是两回事。调整之后，完成农业任务的农业经济和完成工业任务的工业经济，都采用工业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农业产业化的提出，是中国从半农业化、半工业化经济，走向工业化意义的现代化经济的转折点。

　　农业产业化，是姜春云领导山东经济时，首先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经验。后来，姜春云成为全国农业的领导者。90年代中期，最先把这一经验总结出来的，是现任《农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的张德修。在张德修的头版文章出来后三个月，我在《农民日报》三版头条以农业产业化代表农村改革与发展方向为大标题，在报界第一个提出把农业产业化作为总的农业政策。有关文献已客观记载了这一过程。后来，当农业产业化真的成为主要政策时，也到了我离开农业领域的时候。临别前，曾有人跟我说，你那篇文章内容是对的，但当时中央还没有提，你先提了，就是冒进，冒进有错。我无言以对。

　　今天，我还要再“冒”一下，因为我现在搞的是未来学，不用担心是否代表现行政策。正如我当年在工业化背景下看到农业产业化代表历史发展方向一样，现在我在信息化背景下看到农业信息化代表农业产业化的新阶段。所以把它直率地说过来。

　　当前背景上最大的变化，是全球正在从以工业化为标准的现代化，迈向以信息化为标准的现代化。我个人认为，以2000年为界，此前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今后的现代化，应当以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一个化都离不开信息化”为指导。当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后，我认为过去提倡的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需要注入新内容了。因为工业生产方式已成为一种传统生产方式，成为一种需要由信息生产方式带动改造的生产方式。单纯以工业生产方式搞农业的做法，在发达地区，可以向以信息化生产方式搞农业的方向适当调整，形成与全局上“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相协调的农业政策。

　　“从西边出太阳”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所谓“从西边出太阳”，就是农业产业从夕阳产业一下变为朝阳产业。如果说两年前我提出“农民比工人先上网”，美国未来学家戴森提出农民比工人更适应信息生产方式，许多人还不理解。但这一切，眼下突然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信息生产方式，与农民、农业的相近程度，大于与工人、工业的相近程度。在经济学理论上，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同属直接经济；而工业经济属于相反的迂回经济。直接经济，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结合的经济；迂回经济，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中间环节）间接结合的经济。以自然血缘关系直接结合，是自给自足的直接经济；以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直接结合，是社会化的直接经济。工人接受网络，需要逆着改变生产方式；农民接受网络，却可以顺着接受生产方式。这就是农业信息化的机遇所在。

　　把农业产业化发展到农业信息化阶段，实现现代化，可以顺着农民的本性改造农民，而不必逆着农民的本性蛮干。我一直认为，农民有天然的接受网络的倾向，这不是训练出来的，这和工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关村全体小男生小女生让一个陕西农民领导上网潮流，接受飞宇网吧的文化洗礼，偶然之中有一定必然性。因为“地球村”文化与“地头村”文化骨髓里相通，都是直接性至上的文化，这个陕西农民对网络的直觉，是从村里培养出来的；而中关村的小男生小女生娇生惯养，哪懂“村”的妙味，只好被农民牵着鼻子走。中关村现在到处是农民，快成农民村了。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直接结合的文化现象，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现象极具前卫色彩，历史将证明，它反映了中国下一步现代化的某种基调和前兆。只是农民现在还不能普遍具备相关的教育条件和设施条件，一旦条件哪怕达到工人上网条件的程度，农民搞信息化的积极性，就会象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如火山爆发，再闹出一二“伟大创造”，把中国经济的面貌改变得底儿掉。中国的战略设计如果对这种时代动向不敏感，将实在遗憾。

　　“西边出太阳”的理论基础

　　第一阶段的农业产业化，同传统农业相比，提高了一个文明层次，所以是历史进步。现在的问题是，它提高到的那个文明层次，现在又落后了，不代表最“先进社会生产力”了。第二阶段的农业产业化，同工业方式比，又提高了一个文明层次，再次指向新的历史进步。我们对此需要有所认识。清晰界定政策的含义，有必要指出它的理论特征。我们需要讲清楚：两个阶段的农业产业化，根本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1、“工业化带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

　　“工业化带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它所引入的工业生产方式，核心特征是“社会化”生产方式。具体说，是用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自然经济）。是用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基本面：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拉开后，通过增加中间环节（如产供销中介等），实现价值增殖。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时空距离拉得越开，社会化程度越强，管理层次越增加，管理费用越上升。农业产业化的规律，是由这种规律支配的。

　　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呈现为产、供、销各种中间环节的不断增加，它提高了社会化程度，使农产品增值，带来了新的收入。带来的新问题是，增加的利益，到底归中间（龙头企业、中介组织），还是归两边（生产者与消费者）？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上的一系列矛盾由此而起。按工业生产方式原理，增值既然来自中间环节的增加，应归属中间环节；但政策总是希望“龙头”让利给农民和农产品消费者（如居民）。对这种矛盾，传统农业产业化难以从根上解决，但农业信息化却有自己根上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社会化服务程度越高，按工业规律，应当管理层次越多，管理成本越高。但农业产业不同于工业企业，不是企业内部管理，而是市场契约联系，市场无法象企业那样关起门自己分层。虽然客观上存在要求分层的实际压力，但政策和农产品市场的特殊性，要求只有两个层次，即家庭经营这一层和社会化服务这一层。按工业生产方式的规律，社会化提高，分层水平不提高的代价，一定是市场交易费用比企业内部交易费用高，结果是服务组织不是以降低效率，就是以更多的管理费用为代价。表现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艰难处境，按现有方式经营，不仅效率提不高，达不到真正的工业组织的水平；而且达到同等效率的管理成本还比工业组织高，除非他放弃不做。这是传统农业产业化另一个难解之题，而农业信息化也有根本上的解决办法。

　　工业化生产方式带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以迂回生产方式替代传统直接生产方式，确实带来了增值利益，也确实提高了社会化水平；但是，迂回生产方式要求的是“利益多了归中间”，直接生产方式要求的是“利益不多归两头”，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2、“信息化带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

　　信息化带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是用信息化生产方式，再造工业化经营行为，完成农业任务。信息化生产方式的核心，是“直接化”生产方式，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在更先进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信息化生产方式也有两个基本面，一是价值增殖来自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融合，关系越直接化，价值越高，中间环节的磨擦越小，价值创造越多。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时空距离拉得越开，社会化程度越高，管理层次越少，管理费用越降低。这两个基本面，都与工业社会化生产方式相反，却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形似”。但它并不是回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是否定之否定。即肯定了自然经济和家庭经营在生产和消费直接结合的优点，否定了它们缺乏社会化的缺点；肯定了工业经济和社会化服务在社会化上的优点，否定了它们在迂回过程中，中间耗费随效率提高增大的缺点。

　　将农业产业化提高到信息化阶段，可以有效解决农业产业化第一阶段的两个突出矛盾。一是从根子上缓和与理顺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用信息化方式进行产业化经营，依据的价值论是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中间人利益最大化。但这不意味着让龙头去“学雷锋做好事”。举个例子，康柏经营电脑是靠分销商代理，分销商相当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龙头企业，利益大半被它们获得。戴尔公司搞电脑直销，用成本更低，效更高的电脑网络替代了分销商，这部分利益就可以增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价值。传统观念是，在农民（生产者）和居民（消费者）间，要想社会化，离了有形的中间人就办不成事。但信息化的思路是，让那些龙头企业去进行信息化转型，从原来发100分功，耗100能，转变为发200分功，耗50分能。正如戴尔公司用网络这个中间环节取代实体的分销商，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牺牲一样，龙头企业一旦实现转型，是利用“先进社会生产力”达成增效减耗，而不是农民向他“争利”的结果，自然也谈不上让他“学雷锋做好事”。用先进生产力为市场经济铺路，使生产关系趋于协调，减少改革阻力，可以替代农业产业化中各种“为了市场”而进行“非市场”干涉的怪现象。

　　解决的另一个矛盾，是为社会化服务组织解围。传统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双层经营制度设定下，业务运转有点类似价值链管理。这本是一种比工业企业组织更先进的管理方式。但有一点，价值链管理不可能在工业生产力下实现，这一点并没有被充分考虑到。国际管理学界，也是最近才找到问题的症结。这个症结是，价值链管理的本质是用市场契约替代企业组织，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经典理论，企业组织替代市场契约，正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二者打起架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用SAP原有ERP软件管理价值链，结果成本不仅没降下来，反而提高的原因。解决办法，去年刚找到，就是用网络扁平化，替代市场扁平化。因为网络的产权边际收益递增，而市场的产权权际收益递减。农村原有社会化服组织的制度设计，酷似SAP的ERP软件遇到的问题，是由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而不是实施和操作不当产生的问题。SAP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将企业ERP改造为基于WEB的ERP，利用“网络效应”（边际成本递减）这一“先进社会生产力”特性，去冲管理成本，让交易费用不随市场契约范围扩大而递增，反而是交易范围越大，管理成本越小，这样就解了价值链管理的“套”。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来说，信息化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因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还没工业化，没有金字塔化，也就免了，可以“将错就错”， 两步并做一步，将原来“既要效率，又不分层”相对工业化而言反常的操作，一步同信息化方式接轨，用网络替代市场，大白话叫“把市场搬到家门口”（确切说，市场搬到屏幕上，已经不是门口，而是进屋了）。最妙的是，“既要效率，又不分层”放在网络环境下，正好再正点不过了，于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就可以“歪打正着”，直中信息化的靶心。这种制度设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持现有双层经营体制不变，只要把“工业”生产力替换成“信息”生产力，就齐活了。马克思也早把这个思路理论化了，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用现在的话说，叫用发展促改革；最后，还可以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一举三得。

　　“西边出太阳”，不是大白天说梦话，而是群众实践的总结。

　　我认为，有几个地方的经验值得提到一定高度上来总结。

　　一是海城经验（以农业信息化促农业产业化）：海城从上到下建立了把信息化与产业化结合起来的体系。其中既有辽宁省农村信息科技示范户工程，“农家网吧”等，又有自己的网络设施、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化体系，以及龙头企业、服务组织和家庭经营的产业化体系。另外，北京也有学习法国农业信息化，实现现代化的经验。

　　二是黄冈经验（虚拟龙头，农民得利）：该市已建成了以网络信息企业黄冈网朝公司为龙头，县市区信息中心为支撑点，乡镇中介服务公司为联接点，村级农户直接上网为基础的电脑农业信息网络。据介绍，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市农民通过上网，销售蔬菜、茶叶、水产等农副产品20大类40多个品种，销售数量达到1.5亿公斤，销售收入8亿多元。

　　三是安徽经验：（网络替代市场，实际进行交易）：安徽实施“信息入乡工程”。到去年11月底，在全省18个市地、61个县区全部建起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服务中心的基础上，1800多个乡镇中又有1500多个乡镇建起了信息网站，为农民致富架起可靠的信息桥梁。据不完全统计，仅农产品网上交易一项，就已累计实现3亿多元的交易额。农民说：“过去出门找市场，如今在家上农网。

　　国家科技部李学勇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农业信息化将是21世纪农业的重要标志。这话要在中国成了现实，太阳从西边出来，就”虚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