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项关于美国贫困人口比例达到15.1%的数据惹来国内媒体甚至是达沃斯论坛的热议。其中不乏讥笑的口吻。联想到昨日欧盟27国财长会议上欧洲人对美国人指手划脚所表示的强烈不满，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是否有资格对美国的贫困问题说三道四？

　　美国人设定的贫困线是人均日收入15美元以下，极贫困人口标准是人均日收入7.5美元。反观国内，政府2010年设定的农村居民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274元，人均日收入3.49元，按当年汇率换算为美元人均日收入不到0.53美元。

　　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全球贫困线人均日收入2美元衡量，2010年，全国共有9个省级地区的农村人均日纯收入在2美元以下，另有15个省级地区的农村人均日纯收入在2～3美元之间，只有7个省级地区的农村人均日均纯收入超过3美元，后者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内。

　　不妨做一个匡算，假设人均日纯收入2美元以下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为60%，贫困发生率为80%；人均日纯收入2～3美元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为55%，贫困发生率为40%，那么，合计贫困人口多达2.75亿人。如果再将其他地区的农村及所有地区城镇的贫困人口计算在内，201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无疑会突破3亿人，是国统局公布当年贫困人口的11倍以上，占总人口的22%。

　　不言而喻，贫困连同贫富分化问题，是中国经济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首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远远大于所谓的通胀。

　　之所以消除贫困是比抑制通胀更为紧迫的国内经济问题，是由于再过1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大致是13.7亿人，随后将步入至少4代人或100年之久的总人口递减周期，其中前50年伴随着不断加剧的人口老化危机。在总人口抚养压力与经济增长成反比的财富定律作用下，这意味着2028年后的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衰落期。

　　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战胜这一长期风险呢？答案无疑是在2028年之前将目前7亿农民当中的大部分人从生产率极其低下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进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农业劳动的第二、三产业，进而极大地提高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当贫困问题遭遇人口大限，要回答“增长的质量”这一问题，会变得很不轻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总是以稳定物价总水平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有关“2028中国经济减速元年”的魔咒终将应验。

　　20年前，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20年后的今天，发展依然应当是中国宏观政策的第一选项。惟有加快发展，中国才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而只有在那一天，中国人才真正扬眉吐气。否则，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人论人均财富依旧是世界的二等公民，并且很可能会在此后的20年内被印度赶超。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曾至少在过去两千年历史当中的绝大部分时期扮演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