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战略性金融人才的基础上，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使更多金融家进入到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任职；期待这些专业人士在与国际同行进行“跨情景对话”的同时，更能够在关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规则、概念、议题甚至整体制度框架上拿出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建议。

　　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光练不行。

　　就像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果不能做主旨发言，最多也只是个高级听众。

　　中国不仅需要能在国际金融博弈平台上做主旨发言的人，更要有人参与制定金融规则。

　　可以说，这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2010年2月24日，作为在国际金融圈中较受尊敬的央行副行长朱民，被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卡恩任命为特别顾问。卡恩在解释委任朱民为总裁特别顾问一职时，曾经这样说道：对朱民的任命，非常重要的考量是以此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2011年5月，卡恩在一场既像阴谋又像阳谋的性侵闹剧中狼狈丢官。看来，不仅政治丑陋，浸润着太多国家利益的IMF更是美国不可触摸的敏感地带。

　　卡恩挂冠而去，但IMF的运作还要继续，2011年6月28日，拉加德击败墨西哥中央央行行长阿古斯丁·卡斯滕斯，成为该组织自1944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总裁。不过世人皆知，一向视IMF总裁之位为囊中之物的法国此次遇到了空前挑战。若是在10年前，法国根本不必让候选人赴新兴经济体展开密集的拜票之旅。但是时移势易，像法国这样一个正在走下坡路、本身又没有多少金融力量工具的二流经济强国，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行为空间现在不会，将来也不大可能如法国人自己认为的那么大。即便拉加德最终接掌IMF也是如此。

　　于是，来自中国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法国人当然心知肚明。于是就有了2011年7月13日凌晨，拉加德正式提名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为IMF副总裁，这是IMF增设的第四个副总裁职务。7月26日走马上任的朱民也成为IMF名符其实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

　　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到1996年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随后回中国大陆发展，先后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及副行长。2009年10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先得承认，假如没有这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IMF中的配角地位几乎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既然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导火索，是很难被人为熄灭的。

　　过去，优越感十足的G7成员国财经领袖们可以漠视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呼声，可以凭借其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掌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高级别的忽悠；但如今即便是美国都在担心自己的头号经济大国地位在不久的将来会否被中国取代，也因此格外担心自己能否继续维持金融主导国地位。更何况那些相对实力下降更快但仍是重要既得利益者的二流资本主义强国了。

　　还是一向信奉实力至上的美国更为老辣，刻意在不久前通过罗伯特·佐利克放出风声，颇富煽情的地呼吁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进一步增至50%，认为世行的改革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世行投票权的安排应该反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现状，体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作用，增加其话语权。

　　其实，当2007年，美国人在具有符号意义的林毅夫脸上贴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标签时，既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更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林毅夫在佐利克领导下的一种责任担当。况且美国人早就看出，世界银行在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即便将来由中国人接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大概也不会对美国根本利益产生多大影响。但IMF就不一样了，这个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最后贷款人”，是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的“领地”。并不喜欢美国的卡恩在回应IMF治理机制改革问题上，就曾声称：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需要新体系，但IMF职责改革仍无路线图。

　　只不过，今天的国际政经情势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召开的1944年相比已经大大不同了。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机制改革正在不以发达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到来。在此情况下，IMF更应审视的是如何适应业已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洗牌，通过自身建设性的改革来确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新坐标。而非一味拖延改革或者转移改革视线。因为假如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世界银行迈出了自身改革的关键一步，则作为战后世界经济权力符号表征的IMF将越发显得孤立。

　　但是当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策略，更要有能够引导国际金融话语权并有相应国际声望的专业人士为支撑。换句话说，假如西方国家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愿意赋予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更大的行为空间，则届时中国必须能够派出更多类似林毅夫和朱民这样的国际型人才。而就国内的存量金融官员以及金融专家结构来看，金融专才尤其是战略人才的欠缺恐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中国布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瓶颈。

　　其实，早在1984年，具有开放视野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力主培养能够有效代表中国利益的国际化金融人才。应当说，这些年来，通过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战略性金融人才陆续成熟起来，并在主要金融机构和管理部门担任要职，也出现过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章晟曼等世界级银行家。不过，整体看来，中国在介入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方面的现实能力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欧和日本，甚至比不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乃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领军金融强国建设和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专业人士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使他们尽快进入到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任职。期待这些专业人士在与国际同行进行“跨情景的对话”的同时，更能够在关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规则、概念、议题甚至整体制度框架上拿出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建议，进而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制设计范式，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