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在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终究达成了“一致”。自标准普尔评级公司将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为AA+之后，使得美国在负债累累下又雪上加霜，美国在最坏的时刻遭遇到最大的打击——这是自1941年以来美国首次成为标普债务评级上的“二等公民”，比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还要低。全球股市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性地暴跌下来，数以万计的美元资产被瞬间蒸发，全球投资者的信心遭受重挫，人们担忧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即将到来。现在美国的债务似“滚雪球”一般愈滚愈大。美国政府在应对各种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危机上总是在交替地使用两种办法：一是利用美元的世界霸权，继续自己货币的“量化宽松”；二是变更自己的赤字或债务上限，借新债还旧债。

　　美国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总是用自己的负债消费吸纳着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国则很难从它的市场中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唯一可大量买到的就是它的国债。这是一种独特的“三角交易”。美国先拿自己印钞机印制出来的美元交换中国用自己的宝贵资源和血汗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然后中国再拿用自己的产品交换来的美元去认购美国的国债以打消它的去处。在这种“三角交易”中，中国的债权与美国的债务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很少有亚当·斯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那种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的公平交易。事实上，中美之间的贸易就夹杂着不少这种半强制性的交换，它们只允许中国用自己产品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债，至于美国的高科技与优质企业那都是“非卖品”。靠什么把中美之间的“三角交易”不断地延续下来，美国的精英们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主权债券的优质评级与海外美元对国债的买卖。

　　国债曾经是美国崛起的最大秘密和无以伦比的福音。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借助国债赢得了独立；19世纪60年代国债拯救了合众国；20世纪30年代国债又再次拯救了美国经济；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债作为定海神针“拯救”了全世界。但这一次不仅国债不再灵验，而且美国还显示出无比的艰难，进而美国的能力和声誉也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质疑——这一轮美国国债的困局其实是一次政治危机，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华盛顿功能紊乱的政治文化和美国的民主“赤字”。

　　为了减少向中国、日本及其他债权国家的利息支付，华盛顿的政客们聚到一起争论如何推迟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时间。共和党希望利用债务问题来抨击民主党的施政，而民主党则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将债务上限一次性提高到可以维持到2012年大选之后的水平。因此，美国国债之困不在债务本身，而在政治决策本身和过程的紊乱。西方民主制度在理论上强调民主与人权，但操作过程中往往“挟民主以利私利”，其结果只能以牺牲民众未来为代价来解决当前困境。托克维尔早就说过：“民主制度松弛了社会，但是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接近的同时却使公民彼此疏远”。因此，过多的利益交织使得美国政府任何党派不敢冒政治风险寻求刮骨疗毒，而只能是吗啡式治疼。这一次美国两党虽然达成协议，但仍走的是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最终只能是加剧国债的刚性累积。长期以来，美国是低税收、高消费、高赤字，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低税收拉高债务规模，高赤字加剧国债规模放大，高消费则刺激信贷扩张。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导致相互间构成一个链条，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强化国债的风险，也损害了美国的实体经济。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享受着全球的“霸权红利”，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而且借助美元独霸经济各领域。美国利用霸权主导着话语体系，从而形成在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己立场和标准裁定一切事物对错的心理，以单边主义的思维和逻辑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理念。一旦美国自己有什么问题总是转嫁矛盾和责怪他人。多年来，美国一直利用“霸权红利”悠然地独霸信用评级中的“优等公民”地位。这次国债规模上调表面上帮助了美国履约和信用承诺，但事实上只是在让美国饮鸩止渴，加重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本次标准普尔下调信用评级是迟来的正义与判决——不仅使美国霸权在“量”上减少，也将让美国从此以后很难再无所顾忌地享用霸权红利。

　　中国用自己的市场或出口创汇来的美元交换或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这条暗线一直都隐存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战略之中，而这种市场技术交换战略却正中美国负债消费的下怀。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三角交易”，把中国的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紧紧地“捆绑”在美国负债消费的“战车”上。作为世界的金融霸主的美国从来都不用愁自己债务的清偿，要债要急了就量化宽松货币、直接印钞还债；也还可以放任债劵抛售与美元贬值，通过市场自我偿付。当然，美国也不希望自己的主权债务被美元的贬值或市场的抛售给崩溃掉。这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它还要指望自己的美元继续跑到世界各地的市场“空套”别人的产品。对于美国债务的这种慢慢稀释、隐性赖账，俄罗斯的普京痛骂道：“美国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活脱脱的寄生虫。”

　　寄生性的美国具有一种隐蔽稀释债务和长期赖账不还的刚性。美国政府的保值承诺根本就不值得信赖。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不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造成的，其根子在于两国经济的分工与结构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的歧视性政策。摆脱对美国经济的出口依赖，减少贸易逆差，尽可能地保持进出口的平衡增长，这是中国基本的出路。中国要在自己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转型中，要坚决贯彻“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的方针，不要害怕出口行业的萎缩和失业加剧的阵痛，只要能够通过这种资本的重组与企业的转产，战略性地把原本出口导向、外需优先的经济结构调整过来，中国就可能从这种美债的捆绑和经济的寄生中解套出来。美债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既是机遇更是动力，它会让中国从对市场经济和美国政治制度的过度迷信中顿悟与觉悟，从而牢牢抓住结构调整这根主线，下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保障民生”这个大棋局。

　　一千个读者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在美国的民主和霸权正面临着种种挑战。美国人福山曾经喊出的“历史的终结”正在应验于美国，看来托克维尔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气数已尽，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和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引领势不可挡，或许，还有更多挑战美国的英雄现身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