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自主增长”主要有两层含义：
首先，要使国内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假如国内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这就可以叫做“自主增长”。其次，对国内因素需要细分。主要来说，一种是市场的因素，一种是政府的因素。而靠市场实现经济增长才能被称为“自主增长”，如果主要靠政策刺激，那就是政府主导型增长。
衡量经济是否实现“自主增长”可以依靠这样几个参考指标：
首先，要看消费。因为市场经济是需求经济，而消费主要看民间消费需求，如果居民消费保持增长，并且和经济增长是同向的，那么可以判断这是通过自主因素实现的增长，但如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消费在萎缩，则不能得出“自主增长”的结论。
其次，要看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如果和经济增长是同向的，并且增长速度快于政府投资，也可以认为这是“自主增长”的因素，如果民间投资是萎缩的，政府投资是增长的，就不能得出“自主增长”的判断。
最后，要看出口。如果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下降，则可以认为“自主增长”状态正在形成之中。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16.8%，GDP增长9.6%，消费增幅大大快于GDP增幅;出口增幅连续3个月放慢，6月份增长17.9%，5月份增长19.4%，由此可见，从消费和出口来看，当前我国“自主增长”的因素在加大，“自主增长”的状态正在形成。
虽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含很多内容，比如资源的利用、能源的消耗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但从增长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主增长”状态的形成。换句话说，“自主增长”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落脚点。
稳固“自主增长”基础需加大消费刺激力度
邹正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自主增长”基础还不稳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主要有：
首先，一些宏观调控措施行政色彩过浓。例如，为了达到控制房地产过度开发等目的，政府直接干预银行资金运用，使要素的供给弹性大大降低，自主投资的空间缩小。
其次，民营经济发展尚有许多问题。笔者认为，能否实现“自主增长”取决于企业能否真正实现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几点，由此民营企业应该称为市场主体，起到主导作用。
最后，价格机制应进一步加以完善。市场经济说到底是通过价格调节和引导经济活动，价格是主要的调节手段，价格的波动引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整。理论上讲，应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自发作用，这是实现“自主增长”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应鼓励民间投资。只有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得到发展，经济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而当务之急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这方面，北京的做法值得参考。北京出台了很多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政策措施，比如，允许企业用知识产权和专利进行抵押以获得贷款。
――应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当前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其原因有很多：首先，消费者预期不稳定;其次，收入的增长相比GDP增长明显偏低;第三，政策体系不完善，如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还没有到位。
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有针对性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例如，对城市居民来说，应扩展消费的领域，鼓励新型消费和旅游消费。比如就可以考虑把奢侈品的消费留在国内。现在我国奢侈品的高关税、高价格限制了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在巴黎、东京等地，同样的高档消费品，价格只相当于我国的一半左右。把奢侈品消费留在国内有很多好处，可以增加国内税收，增加就业，还能带来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以北京为例，可以考虑开辟奢侈品消费的免税专区。
又如，应完善社保和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和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覆盖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大的空间。
此外，还应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应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使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发展的成果。
最后，还应整顿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使消费者敢消费。
完善“自主增长”机制需关注四个方面
杨孟著(民建湖南省委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
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从环比看，二季度GDP增长2.2%，较一季度上升0.1个百分点。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为，消费47.5%，投资53.2%，进出口负0.7%，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点数分别是4.6、5.1和负0.1个百分点。这些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二季度较之一季度，经济增速适度减缓，增长方式正在朝着预期方向发展，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取得初步成效。这表明，中国经济已步入“自主增长”轨道。
笔者认为，建立完善我国经济“自主增长”机制，需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扩内需、促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应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美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约为92%，而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3%,增长空间巨大。
其次，固定资产投资。重点放在以投资促进消费为重点的投资结构优化调整上，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自主创新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倾斜。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我国经济处于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我国目前的经济成长阶段尚处于“起飞准备”阶段到“起飞”阶段的过渡期。与此相适应，重视民间投融资能力培育，采取有利于民间资本形成的政策，应是该阶段的主要经济政策。
第四，“人口红利”。近年来，沿海地区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实质是用工结构失衡问题。
汽车产业发展也要“自主增长”
“自主增长”是当前社会讨论宏观经济发展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就汽车产业而言，透过其上半年来的表现，众多专家普遍认为，实现从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也将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915.60万辆和932.52万辆，同比增长2.48%和3.35%，比2010年增速的32%回落约29%。其中，今年前6个月国产汽车产销增幅只有3%左右，较上年同期下滑29个百分点。今年4月，国产汽车产销出现27个月以来首次月度负增长，5月份环比同比双下降，6月份情况略有好转。汽车产销不仅同比增幅大幅度下降，而且远远低于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合湘认为，汽车产销量的下降是市场的正常调整。其中，刺激政策的退出是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两年中，由于国家政策刺激，在东部沿海尤其是大城市出现了汽车需求的集中爆发。而政策退出之后，市场增量需求跟不上，导致汽车产销增幅急剧下滑。“当然，除了刺激政策的退出，导致上半年汽车产销下降的原因还包括汽车使用环境的恶化，如停车紧张、交通拥堵、油价上涨等，以及中小城市汽车需求滞后等。”
他指出，在政策的刺激下，我国汽车需求得到充分挖掘，要实现新的高速增长，有待于对新市场和新需求的开发。举例来说，汽车行业的“十二五”规划总体目标强调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要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由此，我国汽车产业应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除中东和俄罗斯等传统市场之外，也应该积极参与拉美、欧洲、北美和亚洲其他市场，相关部门应该在资金和税收上给予政策支持。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也表示，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大量的政府干预是计划经济下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式，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具体到汽车产业来说，政策的刺激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增加市场有效需求，还有可能导致市场的剧烈波动，扭曲市场预期，干扰企业的自主决策和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而只有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所实现的增长才有可能持续，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应该寻求“自主增长”。而政府应该更多地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强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
七大变化凸显经济增长动力“变轨”趋势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凸现出以增长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长的协同发展路径，协同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是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这表明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将从最初“保增长”的短期被动调控逐步过渡到强调“增长与民生协同”的长期主动调控。这一转变也意味着2010年已处于“常态化”增长路径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发生变轨，宏观经济由复苏期进入转型期，经济增长模式期望步入“投资少一点、消费多一点、顺差(储蓄)少一点”的“黄金律”增长路径。
具体来看，2011年宏观政策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举措，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
――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这意味着过去节能指标、就业、收入增长等更能反映民生问题的指标被忽视的趋势将得到扭转，在体制性上为民生目标提供了预期和行动指南。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的变化，尤其是干部考核指标中，民生权重的加大将改变整个政府官员的促民生政策行为，具有长期效应。
――消费被提高到从未所有的高度，新规划和新举措带来的消费支点将会逐步得到释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贸易规划将刺激消费的增长。据悉，《国内贸易发展规划(2011～2015)》这一国家级规划正在编制和完善。规划旨在扩大消费需求，规划愿景是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比2010年翻一番，超过30万亿。这意味着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以每年超过3万亿的增幅递增，消费市场空间将大幅扩张。
其次，减税计划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将在下半年得到体现。
第三，收入倍增计划将提升消费。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不低于7%，加上4.7%的CPI增幅，名义收入增长不低于11%。如果能够维持这一增长速度，名义收入倍增计划基本可以实现。
第四，从预期来看，消费意愿出现了低位反弹。据央行今年2季度的调查数据，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5.3%，与上季基本持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仍不乐观，但也未出现下滑。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2季度17%的倾向于“更多消费”，而1季度只有 14.2%的倾向于“更多消费”。
――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将刺激消费的增长。
首先，财政支出结构改变了反危机时期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建设财政性质，开始向民生支出。其次，社会安全网，包括救助计划等的实施也将刺激消费的增长。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社会救助增加1元钱，居民的人均消费增加0.42元，而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增加1元钱拉动的人均消费为0.31元。这个结果可能表明，同样增加一元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补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拉动消费。福利救济模型计量结果显示：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每增加1元的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带来约0.58元的消费支出,比社会保障支出模型中增加1元资助带来的消费效应高约0.16元，社会救助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大于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而对比国外的社会救助情况，我国政府公共支出所占比重相当低，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此外，依据相关研究 ，保障性住房的实施也将增加居民消费600亿元左右。
――房价问题被提高到政治高度。部分城市房价的“去泡沫化”有利于降低高房价带来的社会“分裂效应”和不平等效应，房价适度下调换取楼市回暖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
――保障性住房融资渠道有保障。在目前可见的相关制度落实和土地出让收入与去年持平的假定下，资金缺口比例大约在18%左右，约2500亿元。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考虑到今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那么资金缺口将达到3300亿元左右，资金缺口比例大约为23%。但如果考虑到央企的进入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或允许企业发债用于保障房建设，今年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有保障。
――从就业来看，区域产业转移将为东西部劳动力就业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消费增长点。具体分析：首先，区域产业转移加速了不同区域经济的收敛性和农民工工资的趋同性。其次，产业区域内转移的趋势使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东部吸纳就业的优势将体现在服务业上。
――中小企业信贷增速的快速上升对于保就业和促增长有积极作用，但要防止信贷紧缩政策下的逆转风险。
(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对话适度放缓与增长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无近忧，有远虑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目前电力短缺、汽车消费下滑等问题与历史水平比并不严重，应属于正常回归，此可谓“无近忧”。但“远虑”的情况则相当复杂，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外部经济环境动荡持续、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财政格局没有根本转变等。大幅减税降费、垄断国企让利 余丰慧：财经评论员
应对滞胀最佳选择是：大幅减税降费、垄断国企让利。这样，物价刚性成本下来了，通胀自然减轻了，同时，给企业大幅度减轻了负担;再者，鼓励刺激了居民消费，再就是推进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改革，一举四得。通胀不下都不行，经济不想增长都不行。
未来经济增长无忧，
但调结构任重道远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增速比市场预期要高，主要得益于投资和出口的较快增长，而增速逐季回落主要原因是消费增长明显减缓，这与房地产调控和汽车行业支持政策的退出相关。未来经济增长无忧，但控通胀波及消费发展，调结构任重道远。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兼顾始终是个不小的难题。价格型工具的使用空间会加大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上半年GDP9.6%、CPI5.4%，仍处双高运行状态，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市场上对中国经济“硬着陆”、“滞胀”等问题的担忧，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仍将放在控制通胀和调整经济结构上。预计下半年将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的使用空间会加大，利率水平会上调1到两次。
保增长需要解决实现增长结构和效率的变化问题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我们稳定物价的愿望不是简单价格关注，而需要从基础改变，包括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合规以及农业知识和素质的教育提高等等，不是简简单单的价格指标。我们保增长的宗旨是需要提高经济质量和品质，解决问题实现增长结构和效率的变化。政策短期内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样放松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总体流动性仍然充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微观上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渠道，局部出现流动性偏紧，因此政策短期内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样放松。
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余丰慧：财经评论员
必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当前以高利贷为典型的混乱金融市场、金融秩序问题，都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整顿措施。通过调控适度控制原材料价格过猛上涨。从长远来说，一定要遏制投机炒作行业的利润，引导资本资金向实体经济、实体企业流去。
基础设施建设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明显下滑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随着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基础设施项目在今明两年陆续完工、商品房投资增速在调控中跌落、通胀常态化导致的货币信贷紧缩行为持续、融资平台风险管理导致地方政府杠杆率降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明显下滑。——中国工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