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多网民非议的问责制与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


  

 

受众多网民非议的问责制与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
   
编者按: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铁道部决定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工作的副局长何胜利被就地免职接受调查,同时任命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铁道部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按通常理解,是来顶替被问责领导的救火官员,然而,铁道部蹊跷的地方在于,安路生此前任总调度长。
  在公众强烈质疑追尾事故是调度原因时,总调度长不是被问责,却用来救火,道理奥妙究竟何在?若调查公布原因,果真问题出在调度上,总调度长要不要负领导责任?
 因此,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似乎是一个热点新闻。
  
 
一、报道披露安路生详细的简历告诉了什么?
   安路生,男,1965年11月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人,上海铁道大学(现并入同济大学)毕业。
 1986年参加工作,历任南昌铁路局向塘西站见习生、运转主任、副站长;鹰潭站站长;南昌铁路局总调度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福州分局并入南昌时调离南昌任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局长;
  2004年调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任分局长;
  2005年3月18日,武汉成立铁路局后任武汉铁路局局长(正厅局级);
  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余卓民接任武汉铁路局局长);
  2008年4月28日,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问责撤掉铁道部总调度长一职。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原武汉铁路局副局长武勇接任成都铁路局局长);
  2009年4月17日公示为副部级待遇;
  2010年5月7日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 723 D3115次与D301次列车追尾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二、简历证明安路生曾为“4·28”事故问责却能悄然复出
   安路生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2008年发生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结果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5·12”汶川大地震后, 安路生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年3月14日, 安路生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随后为副级待遇;2010年5月7日,就是在 安路生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两年后,再次被任命为铁道部总调度长。
 显然, 安路生是位经历极不平凡的高级官员,沉浮数载,如今“7·23”事故后,又回到了上海铁路局的领导岗位。
    可是,浏览全国网友的评论却发现,对于安路生这位曾经因为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被免职的总调度长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一事,几乎都是对其调任产生极端不满之词。
    比如说,新上任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有撞车经验;网友马关远则表示:“真是人间的奇迹,免掉上海铁路局长,换上的却是当年胶济铁路碰撞死70多人伤400多人被免职的安路生。”
    比如说,两次事故,调度责任大不大?这次出事,安路生又回上海局当局长。
    全国网民都十分好奇如此谜一般的游戏任命,非常希望国家铁道部能够做出一个让全国人民信服的解释。
    网络上流传新编谚语:换汤不换药,换屎不换尿,换走了和尚来老道!  
三、中国官员的问责之路——铁道部安路生版
   安路生:7.23事故后上任的上海铁路局局长
    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
    2008年4月28日,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问责撤掉铁道部总调度长一职。——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问责了15天)——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2010年5月7日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 723 D3115次与D301次列车追尾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拭目以待:本次问责的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工作的副局长何胜利能否突破安路生15日问责纪录!!!
 
    四、官员“复出热”,问责制度怎么了
   近日,一些下马官员出任新职的消息,使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台官员的“复出热”。明显因为2008年发生的伤亡总人数为近30年之最的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安路生被从铁道部总调度长任上调职——而网友们耿耿于怀的,也正是那次震惊中外的重大责任事故的阴影。3年过去了,当人们正逐渐走出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的阴霾,安路生也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铁道部总调度长职位。而“7·23”事故后的履新,又一次把他推向了公众,引发公众的评价甚至非议,自然是很正常了。
    两年前,媒体就曝出被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官 员鲍俊凯,一度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只是鲍副司长还继续干老本行,而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李长江,到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任职,属于跨行业复出。
  与鲍俊凯复出一样,李长江的复出同样引起网民的热议。有人发帖说:“问责制成了‘蚊蛰制’”。之所以官场“蚊蛰制’频现,窃以为是当前问责制度本身的欠缺所致。我国今年7月下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29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职的干部,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予以“适当安排”。
  可能就是源于“适当”,近段时间,一些免职和辞职的官员不少都“适当安排”了。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被问责的官员已重获要职。其中,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一年后,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一些失职官员纷纷复出,说明“问责风暴”并未产生制度性痛感,一些官员反而体味到了制度的“隐性关爱”。
    失职官员“复出热”显示出,当前的官场问责缺失一种常态追究体系,每一次问责,基本上都是单方面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外在压力。这种官场问责惯例已经真实地显示出它的被动性与疲沓性。
   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的运转靠的“失职就得担责”的内动力驱动,而不是舆论与“民愤”。是重新审视问责制常态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