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多网民非议的问责制与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
编者按：“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铁道部决定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工作的副局长何胜利被就地免职接受调查，同时任命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任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铁道部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按通常理解，是来顶替被问责领导的救火官员，然而，铁道部蹊跷的地方在于，安路生此前任总调度长。
铁道部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按通常理解，是来顶替被问责领导的救火官员，然而，铁道部蹊跷的地方在于，安路生此前任总调度长。
在公众强烈质疑追尾事故是调度原因时，总调度长不是被问责，却用来救火，道理奥妙究竟何在？若调查公布原因，果真问题出在调度上，总调度长要不要负领导责任？
因此，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似乎是一个热点新闻。
因此，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似乎是一个热点新闻。
一、报道披露安路生详细的简历告诉了什么？
安路生，男，1965年11月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人，上海铁道大学（现并入同济大学）毕业。
1986年参加工作，历任南昌铁路局向塘西站见习生、运转主任、副站长；鹰潭站站长；南昌铁路局总调度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福州分局并入南昌时调离南昌任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局长；
2004年调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任分局长；
2005年3月18日，武汉成立铁路局后任武汉铁路局局长(正厅局级)；
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余卓民接任武汉铁路局局长)；
2008年4月28日，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问责撤掉铁道部总调度长一职。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原武汉铁路局副局长武勇接任成都铁路局局长）；
2009年4月17日公示为副部级待遇；
2010年5月7日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 723 D3115次与D301次列车追尾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二、简历证明安路生曾为“4·28”事故问责却能悄然复出
安路生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2008年发生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结果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5·12”汶川大地震后， 安路生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2009年3月14日， 安路生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随后为副级待遇；2010年5月7日，就是在 安路生被免去铁道部总调度长职务两年后，再次被任命为铁道部总调度长。
显然， 安路生是位经历极不平凡的高级官员，沉浮数载，如今“7·23”事故后，又回到了上海铁路局的领导岗位。
显然， 安路生是位经历极不平凡的高级官员，沉浮数载，如今“7·23”事故后，又回到了上海铁路局的领导岗位。
可是，浏览全国网友的评论却发现，对于安路生这位曾经因为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被免职的总调度长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一事，几乎都是对其调任产生极端不满之词。
比如说，新上任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有撞车经验；网友马关远则表示：“真是人间的奇迹，免掉上海铁路局长，换上的却是当年胶济铁路碰撞死70多人伤400多人被免职的安路生。”
比如说，两次事故，调度责任大不大？这次出事，安路生又回上海局当局长。
全国网民都十分好奇如此谜一般的游戏任命，非常希望国家铁道部能够做出一个让全国人民信服的解释。
网络上流传新编谚语：换汤不换药，换屎不换尿，换走了和尚来老道！
三、中国官员的问责之路——铁道部安路生版
安路生：7.23事故后上任的上海铁路局局长
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
2008年4月28日，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问责撤掉铁道部总调度长一职。——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问责了15天）——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2010年5月7日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 723 D3115次与D301次列车追尾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拭目以待：本次问责的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工作的副局长何胜利能否突破安路生15日问责纪录！！！
2006年12月调任铁道部任总调度长——
2008年4月28日，因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问责撤掉铁道部总调度长一职。——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任成都铁路局局长。（问责了15天）——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2010年5月7日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 723 D3115次与D301次列车追尾事故后，重新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拭目以待：本次问责的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工作的副局长何胜利能否突破安路生15日问责纪录！！！
四、官员“复出热”，问责制度怎么了
近日，一些下马官员出任新职的消息，使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下台官员的“复出热”。明显因为2008年发生的伤亡总人数为近30年之最的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安路生被从铁道部总调度长任上调职——而网友们耿耿于怀的，也正是那次震惊中外的重大责任事故的阴影。3年过去了，当人们正逐渐走出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的阴霾，安路生也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铁道部总调度长职位。而“7·23”事故后的履新，又一次把他推向了公众，引发公众的评价甚至非议，自然是很正常了。
两年前，媒体就曝出被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官 员鲍俊凯，一度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只是鲍副司长还继续干老本行，而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李长江，到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任职，属于跨行业复出。
与鲍俊凯复出一样，李长江的复出同样引起网民的热议。有人发帖说：“问责制成了‘蚊蛰制’”。之所以官场“蚊蛰制’频现，窃以为是当前问责制度本身的欠缺所致。我国今年7月下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29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职的干部，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予以“适当安排”。
可能就是源于“适当”，近段时间，一些免职和辞职的官员不少都“适当安排”了。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被问责，如今，多数被问责的官员已重获要职。其中，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一年后，调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一些失职官员纷纷复出，说明“问责风暴”并未产生制度性痛感，一些官员反而体味到了制度的“隐性关爱”。
失职官员“复出热”显示出，当前的官场问责缺失一种常态追究体系，每一次问责，基本上都是单方面依赖媒体和舆论的外在压力。这种官场问责惯例已经真实地显示出它的被动性与疲沓性。
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的运转靠的“失职就得担责”的内动力驱动，而不是舆论与“民愤”。是重新审视问责制常态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