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怀疑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袭扰，但中国经济始终处于稳定增长期。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意味着社会投资都会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也是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一直看好的投资市场。而同一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也处在由点及面、全面深化、资金规模和积累逐年增大的阶段。但是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因为固守 “安全第一”的投资原则而丧失了赢得较好投资回报的最佳时机，给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险收支矛盾留下严重隐患。

　　一、经济稳定增长为社保基金投资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投资的最佳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波动很大，就不会有安全的投资环境。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拉动作用。我国在先后两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袭扰后，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确，政府公共投资具有非盈利性和非排他性，即主要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如城市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项目，但实际上有些项目具有垄断性，有稳定的投资回报，而且这些项目还具有外部性，即一旦城市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项目投产后，会带动周围地产和商业设施的普遍升值和周围新一轮的投资热潮，这种外部效益性是其他商业盈利性投资所不具备的。正是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相互推动，确保了我国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袭扰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只有经济稳定增长才能为投资提供稳定回报的机会和条件。

　　过去的十几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深化的阶段，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跃居世界前几位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是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据统计，1995—2009年GDP从71176.6亿元增加到340506.9亿元，增长4.78倍，年均增长11.83%；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2913.5亿元增加到224598.8亿元，增长9.8倍，年均增长17.71%。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1995年为3.11∶1，2009年为1.52∶1，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投资拉动的。投资的大幅增长固然是经济增长的需要，但驱使投资增长的内在动因是各种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如果投资不能获得可预见的回报，不如把钱直接用于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动机就是获得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企业和个人投资尤其是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也是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目的。资金的逐利行为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现象。况且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市场和投资工具得到迅速培育和发展，个人和企业投资不再局限于工商领域，债券、股票、金融票据、期货、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正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我国资本投资市场推波助澜，许多人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致富，甚至一夜暴富。投资逐利的释放，应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想，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地方和企业没有自主权，更不用说他们有投资冲动和逐利行为，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窒息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放在分配体制的改革上，将原来高度集中的“吃大锅饭”的财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体制，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按照事权与财力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事权，而且通过税种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确保地方政府实现事权有足够的财力保障，从而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和提高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开企业用人和职工工资制度的改革的权力，并将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使企业效益和职工收入得到较快提高。客观上为企业和个人自主投资、选择更好的投资项目和提高投资盈利水平奠定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资本市场和投资工具的多元化为社保基金投资提供了选择空间

　　中国有句俗话：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意思是保证鸡蛋不碎要多放几个篮子。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既要安全，又要增值，不能把所有资金都投在一种投资工具上，既不安全，又难以增值，客观上要求对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在几种不同的投资工具上，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组合，获得较高的收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社保结余资金的投资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更大的选择空间。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经历了政治考验和逐步的发展过程。（1）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人们刚刚从计划经济体制摆脱出来，对每一项改革举措习惯用姓“资”姓“社”去衡量，改革处在小心谨慎中推进，人们不能提“资本”的概念，更不能说“资本市场”。当时，国库券或国债这一国家融资手段的积极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1年发行国库券40亿元，1990年发行国库券487.9亿元，1988年开始发行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并在小部分企业发行内部股票。这一阶段资本市场以一级市场为主，规模狭小，投资工具比较单一，且极不规范。（2）探索发展阶段。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0年股票二级市场交易额为18亿元，1996年发展到22693亿元。199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1993年国务院修改出台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1994年4月颁布了 《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标志着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规范了我国证券市场。1996年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规模、市场结构、法制建设、投资主体、管理体制步入理性投资、规范化建设的新阶段。1999年7月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我国资本市场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3）快速成长阶段。2005年4月开始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7年8月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并实施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意味着公司债券市场的全面启动。截至2010年年底，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6.54万亿元，相当于2005年的8.2倍，市值排名由2005年的全球第十三位跃居第二位。2005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迅速增长，初步建立起了商品期货产品开发、上市、交易运行及功能发挥的评估体系，共有13个新期货品种上市，初步形成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体系，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快速成长阶段。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投资工具由最初的国债发展为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股票、基金、期货等多元化投资工具组成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和国家融资、发展经济提供了资金保证。尽管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市场参与主体理念不成熟、国有资产流失、法制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但客观上为我国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提供了更大的保值和增值空间。关键是社会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要做好投资运营机制建设、风险监管、法制规范等基础性工作，在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更科学、更有效的保值和增值。

　　资本市场的发展固然给社保基金投资带来了机遇，但大家不会忘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把交通能源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1998年我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袭扰，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几万亿建设国债，大部分用于交通、能源、通讯和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过去的十几年是我国高速公路、民航、铁路变化最大的时期，而这些基础设施多半通过收费不仅收回了成本，还让投资者得到了较丰厚的投资回报，其中有些项目也适合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介入。而这个机会我们也丧失了。难道没有人心痛社会保险结余资金的隐性流失吗？

　　三、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正在错失“人口红利”的积累期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对社会保险而言，就是要借助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加大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力度，使适龄劳动人口承担的社保缴费除用于当期老龄人口社保支出以后，尽可能留下更多的基金结余，以满足未来老龄化提高、适龄劳动人口减少所引发的社会保险基金不足。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国家大政方针选择正确以外，客观环境也提供了便利。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直处于人口红利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出生率降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缓慢上升，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统计，1982年—2009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5.68%降低到5.05%，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1.5%上升到73%。正是总人口的控制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稳定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投资者除了从原材料、设备进口和产品出口赚取好处外，就是看中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有人估计，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工人46.5%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劳动力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适龄劳动人口增长也是储蓄和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从1995年的8255.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0288.2亿元，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从26944.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21129.9亿元，工资占消费的比例从30.6%提高到33.26%。说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不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消费增长的重要推手。

　　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借助适龄劳动人口稳步增长的机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险收入征缴，增加社会保险收入和积累，为未来人口老龄化提高带来的社会保险资金需求做出一定准备。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由点及面、由部分人覆盖到几乎全部人群的时期，1995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收入为1006亿元，2009年增加到16115.6亿元，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支出从877.1亿元增加到12302.6亿元，到2009年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8941.5亿元。应该说，社会保险基金规模增长迅速得益于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但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至今也是不健全的，城镇行政事业单位没有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还在试点。而且现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分散在县、市级政府，只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部分省、市实现了省级统筹。如果能及早健全这些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社会保险结余资金进行投资运作，就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险基金需求扩张的问题。

　　但是，从2010年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滑，从2009年的72.35%下降到2030年的67.42%，而人口老龄化率2010年已达12%，到2030年将达25%左右。意味着承担社会保险缴费义务的人群在逐步减少，而领取社会保险金的人群逐步增多。如果我国在未来20年里不能在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运营上取得突破和明显成效，要么将加大国家财政负担，要么将难以维持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转。

　　四、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的缺失将加大未来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风险

　　建立社会保险投资运营机制的目的就是在科学规避投资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实现投资的增值，满足未来社会保险资金日益扩大的需求。随着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保险结余资金规模的扩大，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不仅历年的结余资金需要保值增值，而且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沉淀资金也需要保值增值，以及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支付而注入国有股权资金都需要保值增值。投资运营问题不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就难有保证。

　　当前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问题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已有的投资管理办法虽然简单易行，但达不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一是决策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紧迫性缺乏足够认识。进入21世纪，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2010年老龄化率已达12%，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经济正从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未富先老”使我国社会保障筹资和承受能力受到制约。如何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成为未来几十年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除了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以外，还应健全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努力提高投资回报率，解决社会保险基金不足的困难。二是现有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职责和机构不明确。各级政府人保部门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职责交给了基金管理机构后，没有成立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而且将投资管理职责作为基金管理机构的附带职责，这样就意味着对投资效果不负相应责任。中央政府虽然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但目前担负的职责就是负责每年由财政部从中央预算中拨付的社会保险储备资金进行投资运营，而不包括社会保险结余资金。社保理事会近年来对社保储备资金的投资运营可以说相当成功，年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9%，而现行社会保险结余资金年增值率不到2%，可以看出数额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每年的投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即使中央成立社保理事会，也没有发挥它在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运营中应有的作用。三是现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渠道单一，制约基金投资效果的提高。按照原社保部和财政部关于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管理的暂行规定，社会保险结余资金只能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购买国债多是3年期以下的，其利率不会超过3%，在银行存款部分多是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于银行，其年利率不会超过2%，这虽然保证了社保结余资金的安全和方便支取，但严重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也给部分社保基金管理机构的部分决策者和管理者从中捞取好处提供了可乘之机。上海陈良宇案件和其他社保资金挪用案件大都与此有关。而面对日益繁荣的资本市场和众多的投资渠道，社会保险结余资金却无所作为。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在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运营上没有明确分工。现在社会保险基金处在省、市、县三级政府分散管理状态，只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部分省市实行了“省级统筹”，但是都没有建立专门的基金投资管理机构，使得目前社会保险结余资金处于无专人管理、无专门机构投资运营的状态。但是，按照现行基金管理现状和未来走势，基本养老保险要实现全国统筹，失业保险基金由省级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基金将由地市政府统筹或归省级统筹。按照这一设想，至少在中央和省两级针对自身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设立相应的投资运营机构，是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改革的基本取向。而现在中央设立的社保理事会管不到分散在地方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险结余资金的投资，地方政府又不重视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使得现在社会保险结余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得不到应有重视。五是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和安全监管不力。由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缺乏法律法规约束，或有法规也并未遵照严格执行，没有建立专门社会保障资金监管机构，使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过程中存在拖欠、挪用、截留等流失浪费现象，导致基金的不安全和缺乏诚信等问题。要保证社会保险结余资金依法投资运营，必须制定和执行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管理规定》，明确投资运营机构及其职责，明确投资运营的规则和程序，明确投资工具的比例，明确投资风险评估机构的职责，明确投资管理者、投资经理的职责，并定期对投资运营结果做出评价和分析，以期提高投资效率和规避投资风险。同时，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对基金的收支、缴费标准、支付待遇、投资运营情况实施定期和动态的监管，防范基金收支、投资运营过程发生不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风险等行为，有效保障基金安全。由于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效率低下，社会保险收支可持续性缺乏保障，构成对未来社会保障资金应对老龄化提高的直接威胁。

　　五、简单结论

　　要抓住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会延续十年或更长时期的时机，要充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趋于成熟的机会，我国“人口红利”期还未过去，抓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抓紧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结余资金投资运营机制，提高社会保险结余资金保值增值水平，为未来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提高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