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税”再次被媒体拉上议程。所谓“再次”，是因为“月饼税”早在往年就已经热议过了。据媒体报道，“月饼税”早已开征，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有明确规定，之所以该税被持续关注，是因为法律和情理发生了冲突，工薪阶层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不久前，在南京，领导一个电话，当地税务局就打算对婚前财产征收“加名税”。或许，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大盘中，加名税、月饼税等“小税”，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但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种”中，笔者看到的，是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征税陷阱”。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征税陷阱”几乎是每个王朝的最终命运。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王朝的重复更迭，与中国的传统税收体制紧密关联。在开国之初，统治集团都短小精悍，税收效率高，税种简单而轻便，但随着宫廷、驿道、军费的增加，享受特权的人也越来越多，纳税人口越来越少，于是，政府开始以各种名义加老百姓的税，最终矛盾激化，王朝灭亡。

　　在封建社会，官僚不是世袭的，不能获得永久性的税收剩余索取权，涸泽而渔的行为就是其唯一的最优策略。这就是一个税收的公地悲剧。而危难之时（比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皇帝无限制的征税权，则进一步将这个悲剧演变为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国王的一切花费都出自他个人领地，对于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没有权力直接征税。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爆发，国王加征非常税必须与纳税人协商，这便是中世纪欧洲的税权协商制。由于没有中国皇帝那样无节制的“征税权”，国王只能通过“借债”来度过危机。正是“国债”，成为证券市场的原始驱动力。英国当时的首相皮特就认为，“国家的强盛乃至于独立取决于公债的成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西方发达国家仍在拼命借债的时候，我们却在税收的公地悲剧中积累民怨。在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2万亿，而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为5.7万亿元，增长31.2%，按这个趋势，破10万亿已经不在话下。八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近5倍，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增长1.2倍。税收理论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适度。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早就证明，高税收会导致人们失去生产性努力。

　　荀子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要藏富于民，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首先就要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在我国，征什么税，该怎么征，几乎都是由行政机关说了算，正因为这种随意性，才会导致“领导电话通知征税”的荒唐现象。“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征税权与公民赖以生存的财产权紧密相关，在宪政上，税收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或议会立法开征。因此，无论从法理，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全国人大都应废止税收授权立法，回收征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