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徐徐展开之际，有一个幽灵正在中国游荡，那就是公民精神面貌的普遍懒化。

　　    历史表明，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是工业化初中期。在此阶段，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类群体，他们对发财致富的愿望最为强烈。为了能在不久的将来过上好日子，他们起早贪黑、不分昼夜，用命换钱。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农村起步的，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

　　    但如今，这类群体开始变得慵懒。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慢慢开始退出城市和工业，而新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对耕地、插秧、收割已不再熟悉，他们已无力承担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任。因此，尽管农产品价格、猪肉价格、蔬菜价格等节节攀升，农村生产的收益已不很低下，但也无法撼动他们回家种地的渴望。

　　    除了经济收益的因素外，城市生活习惯和环境的熏陶也使第二代农民工不再想回到漆黑、肮脏、落后的农村，他们对“家”的向往远不如第一代农民工强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已成为过去式。可以说，这一代农民工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群体。他们像候鸟一样辗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在城市里度过的。虽然城市里的机器、工厂没有对他们表现出多少温情，而家乡熟悉的玩伴、父母的温情、亲戚的关切都带着温度，但他们宁愿在城市里哭，也不愿意在农村里笑。

　　    因为不愿意回到农村，中国社会变得不再富有弹性。过去，中国像个巨大的海绵，城市里的工厂一旦停止生产，这些暂时看来多余的人就会回到农村，过一段时间就像度了假一样，等到工厂恢复生产后又再回到城市。尽管城市曾经无情地抛弃了他们，他们却对它报之以极大的宽容。而如今，即使在城市失业，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而宁愿选择在城市里游荡，成为社会中极不安定的因素。

　　       一个人没有弹性，不能能屈能伸，其生存的空间就有限。一个社会没有弹性，不能够膨胀挤压，其发展也会遇到限制。毕竟，社会经济不可能永远是直线式向前加速发展的，它也会放慢脚步，也会出现颠簸，甚至出现倒退。当经济出现倒退，而社会结构没有足够的弹性去应付时，这个社会就会出现“硬着陆”，会像一个抛起来的物体一样，重重地落在地上。

　　    不仅农民工如此，中国的大学生现在也出现了“三十不能而立”的情况，一大批“啃老族”、“草食男”充斥于社会中。他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或工作中遇到挫折时，首先不会扪心自问，不会反思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怪罪社会的不公，认为是现存的体制限制了他们的作为。他们喜欢在博客和微博里“发牢骚”，而不愿脚踏实地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他们总梦想着“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不愿意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通过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

　　    不愿劳动，不去实践，梦想就只能是空想。虽然经过十年寒窗学了一些“招”，但却没“练功”，学到的知识仍然只是“花架子”。现在的学生空想主义者太多了，而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有些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到衙门的“三门”干部，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总结。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鸭子”，而不是“鸬鹚”。鸭子虽然把头扎进了水里，但因为身子没有扑下去，因此捕捞的食物有限。而鸬鹚连头带身子扎进水里，过了一段时间，满腹上岸。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开始慢慢涓滴到每个人头上。有些人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成的情形是，一边失业严重，另外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正如当年美国的情形，“低贱”一点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撑起这些脏活累活蓝天的是“外来越境者”。欧洲的情况更胜一筹，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慵懒病”的苗头，开始习惯少劳动、多获得的“美好”生活。企业不愿意去创造财富，而老想着去利用国家政策，让国家政府给多拨点“款”；居民不想按部就班靠工作挣钱，而老想着靠炒股和买彩票发一笔横财；有点钱的公民，不想着去创业，而喜欢去买房，然后靠房租过活。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分利阶层开始出现的标志。

　　    不能不说国家领导人不知道这些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是，如今福利制度已像一个指标，考量着领导人的执政能力，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政治家敢像约翰肯尼迪当年那样，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像无痛分娩一样，不能产生“疼痛”。

　　    当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征程中，“农民的终结”不久必将会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随着这群最有创造精神的人群消失，中国的发展动力是否还会如原先一样强劲？应该是中国各类专家学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中国整体出现的价值观“疲顿”，似乎正在预示着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