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罗麦药业董事长：汪静女士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通过采访汪道涵本人还原了几个精彩的历史瞬间。

　　1949年9月，刚刚担任华东工业部部长不久的汪道涵，去下属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视察时，认识了一位年轻人———江泽民。

　　两人同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当时，江泽民23岁，汪道涵34岁。

　　“此后，我们就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和妻子把他当小弟弟看待。”汪道涵对《江泽民传》的作者库恩说。

　　在以后的日子中，汪道涵和江泽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汪被江称之为“终身的良师。”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年仅25岁的江泽民被任命为副厂长。

　　1953年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当时中国正采用苏联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

　　“非常和善，没有架子，给人感觉很亲切。”该部原机械研究院院长华国柱告诉《新京报》记者，汪脸上通常的表情就是微笑。

　　1957年中央制定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派团去莫斯科听取苏联专家对规划的意见时，华国柱成了汪道涵的助手和翻译，一起工作了二三周时间。

　　此时，汪道涵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他再次想到了江泽民，把他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

　　在十多年的动荡岁月中，汪道涵和江泽民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互相照应。在汪道涵被迫害得家人离散时，在上海的江泽民妻子王冶平，冒着风险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汪道涵恢复平常人的宁静生活，江泽民经常去看还在谪居的汪道涵，这在当时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届满。在中央物色接班人时，汪道涵推荐了江泽民。

　　“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汪道涵对库恩说。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已经退休的汪道涵赠给他一幅林则徐的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汪在接受库恩采访时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幅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1995年1月30日，身为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迎新茶话会上。

　　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

　　两岸融合的商业之道

　　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回忆，汪道涵最关心三方面的问题，即我国对外开放、加入WTO后的各种研究，以及海峡两岸的关系。

　　熟知其人者说，汪的这些爱好与另一位国家领导人荣毅仁有关。

　　1991年12月16日，海协在北京宣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彼时，荣毅仁当选为海协名誉会长，汪道涵出任首位会长。

　　此前，荣毅仁和汪道涵均在上海市政府担任过要职，尽管并不同期，但在其卸任之后数十年内，两人均承担着上海市府的顾问工作。

　　两位老人全身心地投入于统一事业中。荣毅仁以全国工商界首脑的身份，频频呼吁两岸工商界同仁尽快坐到一起来，共同就感兴趣的事情交换意见，开展经贸合作。

　　1988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会前荣毅仁指示专门致函台湾工商总会、商业总会，邀请对方派代表前来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的大聚会。

　　可惜这个行动未得到回复。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荣毅仁说：“这在两岸目前的关系条件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他表示相信，总有一天，大陆和台湾的工商界一定会紧密联系起来的。

　　说这番话时，荣毅仁已是72岁高龄。他曾多次表示，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祖国完全的统一。

　　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其积极开展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对首次“汪辜会谈”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年11月，汪道涵也被推荐为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

　　“汪老一直很关心经济，尤其是台海经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江春泽，曾与汪道涵有过几次接触。

　　早在1980年，江春泽从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参加大规模经济调研工作，曾去向汪道涵咨询请教过。

　　1982年左右，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制定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再次听取汪道涵的意见。

　　交谈时，汪老给江春泽的印象是：学识非常渊博，知识面很广，是个慈祥的长者。思想敏捷开放。

　　1992年，在一次海协的会议上，汪道涵一眼认出江春泽，并主动打招呼提供家庭住址，要求江将研究成果寄到自己家里。

　　在1999年，上海办了一家民间亚洲研究所，汪道涵任理事长，江春泽任所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一次上海召开的金融危机国际研讨会上，汪道涵与国内经济学会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其中关于台海的经济成为一个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