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个思想观点是否正确，用什么方法呢？一般人可能会异口同声的说：用实践方法，实践检验什么观点是正确的，就选择什么观点。实际上，这是个看似简单却一点也不简单的问题。人们经常看到，经济学家和普通百姓、政治家在不少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比如面对当前物价普涨的局面，百姓强烈支持并呼吁政府干预价格，而一些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则认为农产品涨价是好事，究竟谁的观点正确呢？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些观点的是与非呢？笔者以为：
在对一个思想观点进行检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观点是政策观点还是抽象理论观点。
所谓抽象理论观点，指的是由理想条件出发，在规范的理论框架（范式）基础上得出的应用广泛的一般性真理结论；而政策观点，则是从具体条件出发，应用多种理论框架和观察范式，经过权衡比较，得出的适用于具体情况问题特殊结论。政策观点是抽象理论观点（原理）的综合运用，是实践性应用性观点的统称。
1+1是否等于2，或1+1等于2正确不正确，属于抽象理论观点；而1只大苹果与1只小苹果相加是否等于两只苹果，采用一人一只的方法实施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分得下去，则是1+1=2或2/2=1等数学原理加上其他政治学伦理学原理的实际运用，属于政策性观点。
同样，“市场是自由的交易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是合理的价格”，“市场调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市场是有效率的”，“价格调节供需使之均衡”，论证这一类观点是否正确，属于现代经济学抽象原理观点的讨论。而“放开铁路客运票价（或者说提高火车票价格）能否增加供给、解决火车票供不应求的问题；”“房地产价格飞涨是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吗”？“能否通过增加绿豆大蒜的产量来稳定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有“如何解决火车票买票难的问题”，“如何平抑房价”等等。有关这后一类问题的讨论解答，需要应用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原理观点，是应用理论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其答案涉及许多具体环境和具体约束，属于政策性的观点。
既是政策性观点，便与抽象的理论性观点有别。抽象理论观点是普遍和一般化的，其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政策性观点是具体特殊的，其结论正确合理与否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抽象理论观点观察研究的框架是纯粹的不变的，观察认识范式具有规范性统一性，也就是说，抽象理论观点观察特定研究对象，用数学框架就不能同时用物理学框架，用经济学范式就不能同时用政治学范式。而政策观点观察研究的方式框架是多元的，认识论框架是非纯粹非规范的，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既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可同时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既可以用经济学方法，也可以同时用伦理学心理学方法甚至政治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得出结论。
举个例子，如果针对某一项工作一个人去做效率高，还是两个人去做效率高这样的问题，抽象的数学专家倘若这样表达意见：从数学角度而言，1=1=2乃颠覆不破的真理，1个人+1个人等于两个人，2显而易见大于1，最终结论是两个人工作的效率一定高于一个人的效率，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合理的。但是，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并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往往更具有实际的真理性，便于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两个性格思想截然对立，不能按照统一意志行事的人，其完成特定工作的效率不如一个人。就完成特定工作的力量能力效果而言，两个人小于一个人，而且，如果增加一个拆台捣乱的，使原先干事的无法干事，从实际效果看还非常可能出现“1+1=0”的情况。
这个例子中的前者，是从抽象的理论原理出发的观点，后者是综合的从现实角度出发的结论。所以我们说，从事政策性观念思考的人，不能单单从数学框架或者某个单一角度看问题，还应该从人际关系、伦理道德、性格匹配以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方面分析看待问题，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有益于实践的结论。
从事政策性研究与从事抽象经济理论观点研究的人，如果就同一现象问题上展开辩论，由于观察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采取的观察范式，运用的衡量尺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会完全不同。
当经济学家看到供求不平衡，火车票价格管制会带来消费引导错误，出现黑市和寻租现象的时候，政策观点思考者或者说实际工作者会更多的从其他角度看待票价合理性以及票价政策问题：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也存在其他问题：铁路企业非同于一般性质的企业，其投资管理运营具有高度集权的特性；就其提供的服务安全高效经济和无法替代而言，铁路客运举有单一商品服务提供者的地位。在铁路客运服务高度垄断的条件下，要通过供求双方自由博弈产生一个令铁路部门和消费者都满意的票价是不容易的。而由政府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制定一个实事求是各方可以接受的火车票价则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不仅如此，为了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问题，政府还应协调航空海运公路运输等多种交通工具和手段，共同应对春运难题。因为，化解春运矛盾绝不是提高铁路票价所能完全应对的,需要超越铁路运输范围，超越票价调整来认识和解决问题。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经费投入制度、住房制度的不合理及其缺陷，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常年工作在城市，在城市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没有其子女可以享受公费教育的学校，没有享受失业救济、公费医疗等社会福利的条件。每年，他们历尽千难万难大年三十赶回家乡，不仅仅是回家看一看父母那么简单的一桩事。而是事关他们人生幸福与生活质量的天大的事：许许多多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需要他们回到家乡办理手续签字盖章，许多应有的生活享受需要他们回到家乡才能获得：比如享受自己宽敞的住房，享受与儿女父母团聚的幸福，甚至享受家乡政治文化生活待遇，享受家乡学校的公共教育经费补贴，回避冬休城市昂贵的生活开支，都需要他们返回家乡。
而长途返乡能够依赖的交通工具，对他们来说唯有火车才是最经济最安全最快捷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千万农民工的利益，国有铁路为它的中低收入所有者提供一张付得起的车票，完全是做得到的，也是必须的。
房地产问题同样，当经济学家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到供不应求是造成房价地价涨升的主要原因时，政策观点研究者、经济管理实践者看到的则是非经济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人买那么多套房子，为什么严格的贷款资格限制在一些人那里形同虚设？西方发达国家对贷款条件拥有那样严格限制，都出现了非常大的房地产泡沫，我们难道可以例外？为什么很多房地产企业拿了地并不开发，守着一片长满荒草的土地就能发大财？都说住房刚性需求很大，为何稍微限制一下三套房贷款，提高一下首付比例、提高一点贷款利率，商品房的需求量就会那么大幅度的下降呢？
人们从常识、从生活经验出发，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而从抽象观念出发的经济学家却看不到。当纯经济学家还在那里大谈问题是供给，供给（土地供给与商品房供给）问题不解决，房地产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的时候，就像数学专家对实际管理者谈论1+1=2永远不会错一样。实际工作者心里必定坚决的认定：1堆棉花+1把火=0，1个脱离实际的方案+N次扎扎实实的实践=0，后面这两个非主流的公式才是血的教训反复证明了的实实在在的真理。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经济管理者、普通百姓在一些经济问题上认识的巨大差异，往往不能归咎于他们立场和价值观的差别，而应归咎于经济学理论框架特有的局限。当经济学家从纯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把非经济的因素和差别舍弃不计的。正像数学家所以坚信1+1=2的信念，是因为他们在看待分析现实问题时，从数学理论框架出发，把事物量的差异之外其他结构性质的差异忽略不计。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则需要全面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差别所带来的具体影响与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