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为流传的戏剧《铡美案》在中国恐怕是家喻户晓的。故事说，一个叫陈世美的皇亲国戚，因为犯了王法，被包青天用铡刀铡掉了脑袋，真是大快人心。

　　这其实是民间社会的一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乌托邦理想，事实上历史上庶民告驸马、老婆告老公，本身就是犯罪，谁吃了豹子胆敢铜铡铡驸马？

　　历史上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美事。中国古代，无论儒家、法家，都极力推崇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而“尊尊亲亲”尤其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是皇帝为首的贵人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以法律的手段维护“尊”，维护“亲”。皇帝不去维护天潢贵胄、皇亲国戚的特权，就是违背了“亲亲”的人伦天理和道德义务，是要受到谴责的。隋文帝要处死为非作歹的儿子杨俊，结果召来满朝反对；虽然隋文帝放了儿子一马，但儿子因此郁郁而终。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隋文帝为人刻薄寡恩，不懂“亲亲”，因此二世而亡。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亲亲”资格的人而不去关心、照顾、提携、庇佑自己的亲戚，那就违背了“亲亲”义务，成为孟子所谴责的禽兽。

　　在今天，人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是不是犯法，只是看他的行为是不是触犯了法律，一般是不看他的身份的。但是，古代的法律正好相反，一个人是不是犯法，犯了什么法，首先看的不是他的行为，而是他以及他侵害的人的身份。历史上的皇亲国戚，比如戏剧中所说的驸马陈世美，自古享有“八议”的待遇，犯罪不受国法处理。“八议”体现的是《周礼》“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古代社会的刑罚普遍使用残酷的肉刑，打屁股、刺字、砍头、凌迟，都是肉刑，但是，贵族们有“八议”特权，经过“八议”，就没有什么大事，就是犯了大罪也不能刑具加身。所以说，他们是一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士。

　　１１１７年，宋徽宗发布一份诏书说：朕“嗣承大统，岂有恩不及于祖宗之裔乎？追远念亲，为之恻然。自今有犯除情理巨蠹、事涉重害即己杀伤人，并别有御笔处分外，余只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辩，并不得辙加棰栲”。宋朝（其实以后各代都一样）的宗室子弟犯法，不必上法庭接受审判，而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专门管理皇家事务的大宗正司予以审理，对于普通人来说必须承受的肉刑，皇亲国戚都会以罚款、贬责、庭训、锁闭了结，严厉一些也就是除名，就是开除出贵族的队伍，从此享受不到任何皇亲国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至于最严厉的赐死，那当然是犯罪太严重了，不得不追究，但是又不能接受法律的惩处，就赐他自我了断。相对于凌迟处死之类的酷刑，皇亲国戚可以选择喝药上吊之类能够保全尸首的体面死法。

　　等级社会的法律不仅仅维护皇家贵族的特权，它事实上维护一切等级秩序和所谓的纲常伦理。

　　比如，在当时社会最为普遍存在的主奴关系中，明清的法律就规定：“凡官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故杀者，降二级调用；刃杀者，革职，不准折赎，鞭一百”。就是说，一个当官的把自家的奴婢打死、杀死，最重也不过是撤销职务，打一百鞭子。杀人偿命，这是刘邦入关争取人心的第一项措施，是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但是，官员杀死奴婢，处罚如此之轻，只是因为加害者是尊贵的官员，又是主人，而被害者是卑贱的奴隶。那么，奴婢犯了罪呢？法律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绞、斩、凌迟，中国古代死刑的三种，轻罪绞，重罪斩，极刑凌迟处死，一点一点地割肉，直到疼痛气绝。奴婢甚至没有针对主人的诉讼权，奴婢告主人，要挨四十大板的处罚，还要没收到官府，变卖。主人与奴婢之间身份不同，那么，与奴婢无关的其他人打死了他人奴婢，责任是什么？法律规定：“平人将奴仆责打身死者，枷号四十日；故杀者，枷号三月；刃杀者，枷号一百零五日，各鞭一百”。因为奴婢是社会的贱民，卑贱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主奴之间因为身份不同，罪罚不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古代也是尊卑贵贱，泾渭分明。且不说家庭中的父祖子孙这些关系，就是家庭中的丈夫、妻子和妾，贵贱尊卑不同，犯法后的刑罚也大有区别。夫妻打架，妻子打死了丈夫，就得斩首；故杀则凌迟处死；如果丈夫打死妻子，绞刑；丈夫故意杀妻，才判处斩首。如果妾与丈夫打架，丈夫打死了妾，不过挨一百板子另加三年徒刑，如果妾打死了丈夫，就是斩立决，如果是故意，凌迟处死，毫不含糊。总之，尊犯卑，罪减若干等，到底减几等，看他们之间身份悬殊的程度；卑犯尊，罪加若干等，到底加几等，看其间身份悬殊的程度。

　　所以，西方法律来到之前的中国法律，不是平等的法律，而是基于不平等身份的不平等法律。今天，基于身份不平等而罪罚不平等的条文已经不见于刑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理论上没有异议，但是，法律的执行中，身份尊卑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人们为什么会对“我爸是李刚”那么反感？因为现实中，官员和官二代的身份足以影响司法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