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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鲁翔宇
一场口水战，让商务部、财政部这两大国家部委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场口水战的主题，是关于我国现行的“奢侈品税”是否应该下调。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曾公开对外表示，鉴于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我国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包括部分中高档商品的关税，也是大势所趋。
对于姚坚的此番表态，财政部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一篇文章中说：“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也就是对富人征税，无疑有利于社会公平，不但不应降低，相反还应该提高。就扩大内需而言，其指向的是国内产品，而不是进口产品。”
在这一举动中，尽管没有官方人士出面直接反驳，但财政部的态度却已经显而易见，概括起来简简单单三个字——不降税。
这场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掐”，让人看足了“热闹”，但对于引起争议的事件本身，却让公众“雾里看花”——“奢侈品税”降还是不降？该降还是不该降？
高税负“如影随形”
据记者了解，我国曾在2006年4月对消费税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将高尔夫球具、游艇、高档手表等部分奢侈品纳入到征税范围，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消费税税制。
而这一税制中，奢侈品税率居高不下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比如，高档手表需要缴纳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进口香水要缴纳10%的关税、17%的进口货物增值税和30%的进口货物消费税；进口化妆品的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也同样是10%、30%和17%。这样的税负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上水平。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近日发布的《世界奢侈品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统计，亚洲人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去年累计达690亿美元，中国人累计消费了近500亿美元，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中国人在境外消费奢侈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这一现状成为主张下调关税人士的主要论据。一个月前的6月1日，中国社科院在其发布的《商业蓝皮书》中就提到，由于奢侈品在国内外的价格差明显，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奢侈品多数在境外购买，如何鼓励国内消费者在境内购买奢侈品，政府亦能在流转税和收益税上增加税源值得思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表示，大量中国游客从境外采购商品,但并没有计入到海关统计，相当于中国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进口规模被低估。这一现象对中国的百姓来说，“不太合理也不公道”。
“代购者”观点不一
境内外商品的差价过高，促使代购这一行业应运而生。据了解，2010年海外代购的市场交易规模就高达120亿元。
一家旅行社的日韩线路专业领队徐小梅告诉记者，由于工作性质的便利性，她可以经常往返国内外，于是有了另外一个副职——为亲戚朋友在国外代购各式各样的高档商品。
“基本上每月都有十多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待在国外。”徐小梅告诉记者，“最开始只是给亲戚朋友带，很快又加入了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到最后打电话托我买东西的人还得先进行一番自我介绍。”
买的人多，自然是因为价格有优势，徐小梅告诉记者，国外某些名牌产品的价格对比国内市场还是很具诱惑力，“比如一个LV的皮包，国内市场价格大约是15000元，在东京很多商场里12000元左右就能拿下。”
根据徐小梅所述，记者推算出同一款商品，在日本的价格要比在国内便宜25%左右，而如果将抽查对象范围扩大，这个数值还可能更高。
有媒体曾统计，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等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高档消费品，内地市场价格比香港要高45% 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
这一数据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国内奢侈品价格的居高不下表示不满，认为政府应当降低国外名牌产品进入国内的门槛，满足民众的消费热情。
现居深圳的黄懿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她也是一名专业的“网络代购从业人员”。
“大学毕业后，男朋友用他第一个月的薪水给我买了一款香奈儿的香水，当时价格是685元，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然而，一次去香港出差的机会却让黄懿惊讶了，“在香港逛街时，我突然发现一模一样的那款香水，在香港的价格只要400多港币。”
惊讶之余，黄懿也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商机”，“不久之后，我就辞职专门从事代购生意，发现这真是一条不错的路。”
值得一提的是，当记者问起“奢侈品税”会不会下调的问题时，两位“代购从业者”的反应却截然不同，黄懿表示，相信“奢侈品税”会下调，“经常看到媒体报道，中国旅行团在外国抢购奢侈品如买白菜，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有这个消费能力，却只选择到国外消费，其实仅仅是出于一个实惠的考虑，政府应该多为消费者谋求实惠。”
而徐小梅认为，“奢侈品税”没有必要下调，“朋友托我代购的时候，经常会有人交代，几种品牌某个价位的商品里，任意一款就行，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些朋友并不是对产品本身多么推崇，而是单纯为了品牌而购买。”
这种对于品牌的盲目追逐，很难让人相信即使奢侈品税下调后，奢侈品商家会心甘情愿地下调其商品价格，“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奢侈品实际上就是为了‘显摆’，真要降成‘白菜价’，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不买了。”
降税应否“成行”
在我国奢侈品消费热情迅猛增长的今天，政府是否该降低关税，营造一个更好的购物环境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很多业内人士和专家眼中，这个问题并非“头疼医头”那么简单。
资深税务人士郭伟向记者表示，税收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的是经济杠杆的作用，同时，它也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绝不是能够草率做出的决定”。
在“奢侈品税”究竟该不该降的问题上，郭伟不仅表示更认同财政部的观点，同时还对商务部的态度提出了质疑：“ 众所周知，财政部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单位之一，同时还负责对国家财税制度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进行拟定和实施。在税收政策上，财政部相对于商务部更有发言权，也更加专业，其对于税收政策的决定，一定是经过大量调研和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
而商务部对“奢侈品税”下调抱持的支持态度，让郭伟觉得略有“推卸责任”之嫌，“现在国内的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国内消费者更热衷于海外购物，这是一个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商务部却把原因首先推给了税收政策，希望调整税收政策来使问题好转，这并不是理性处理问题的方式，试问商务部能够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降税就能使奢侈品价格降低吗？”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同样认为，进口关税并非造成国内奢侈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决定因素，“关税之外的其他流通环节成本，部分消费者的盲目追捧等因素都是造成奢侈品价格在华售价高的原因，既然有那么多人盲目追捧，商家何必要降价少赚钱呢？”
同时，梅新育还认为，“奢侈品税”如果下调，对民族企业将造成沉重压力，理想的关税壁垒应当是奢侈品壁垒高于中低端商品，“不能让外资产品，甚至是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形成中低高端通吃的局面，而是要能够给国内民族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让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壮大，最终能够与西方企业、西方品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