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与民主的反思
（文弧焰谈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
中国近五百年来，思想发现和科学发明几无建树，是中国人智商低吗？显然不是，海外华人都有获诺贝尔奖的，那么必定是中国的外在学术环境出现问题了。
独裁者都能创造经济奇迹
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尽管可能使这个国家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但是他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不如他给这个社会带了的退步快。尽管纵向比较进步了，但是横向比较起来，特别是跟民主国家的成相比，社会不仅没有进步，反倒明显的退步。仅制度落后一项，就让国家倒退一百年。
前苏联，是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一个，独裁者的功德比本国历史上的任何人、任何时代无法比拟，可是，由于独裁者的罪孽累积，导致“一夜回到解放前”，超级大国除了武器之外一点也没有什么自豪的了。
印尼的独裁者苏哈托，在位期间，经济是在位前的32倍，可是多年的独裁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非但没有与时共进，反倒与时倒退。一夜之间，苏哈托的“发展之父”的神话破灭，带给人们的是愤怒和种族仇恨，所谓的经济成就也轰然倒塌。
菲律宾大独裁者马科斯上台之初，同样颇有作为。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等等，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开展全国性的种植“奇迹稻”（优良稻种）的运动，他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下乡劳动15天。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率先响应，带领一些省长下田劳动。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从1976年起，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起，粮食还能少量出口。马科斯还开放投资市场，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证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政策，极大促进了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这部影片完全是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影片将马科斯极力抬高，说马科斯在二战时期弃笔从戎、英勇抗敌，曾组织一个叫做“马哈里卡”的游击队，为菲律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影片的情节大部分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但因该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到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脸满手乌黑的农民握手拥抱。为了达到他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马科斯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1972年9月21日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在军法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在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至少有6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与此同时，马科斯夫妇拼命搜刮民财、榨取人民血汗，他们的财产急剧增长。马科斯就任总统前，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了1985年，他光是在纽约就有3.5亿美元的财产。马科斯当政二十年，他获得的财富估计在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之间，其中贪污金额就多达三十亿美元。一百亿美元完全收回的话，能够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0％，数额相当于菲律宾一年预算的三倍多。
伊拉克报纸上这样赞扬萨达姆说：伊拉克几个世纪来饱受外来入侵、落后、和停滞之苦，受英国统治40余年，直至1968年革命。革命后，萨达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巩固其主权和独立。萨达姆1979年担任国家总统以来，原有的工业部门得到显著发展，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得以兴建，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公共服务事业扩展到了伊拉克全国城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律免费教育。八十年代后期伊拉克的成绩更为骄人，国家拥有的高速公路长度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古人云：一俊遮百丑。经济的发展成就，在给独裁统治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掩盖了独裁统治的血腥。在成就面前，他们故步自封，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议。他们刚愎自用，残酷镇压反抗者和不同政见者。萨达姆上台后对伊拉克共产党、对复兴党内的政敌、对不从命的宗教领袖，甚至对功高盖主者，对亲英美者，哪怕是亲戚，也是毫不手软，血腥镇压。他对亲信讲：“我如果下台，就会被千刀万剐。”
智利前军政府领导人皮诺切特，在他的铁腕统治时期，创造了智利的“经济奇迹”。也不要以为政治独裁者就玩不好自由经济，皮诺切特玩的就挺好，比如废除最低工资，放开价格，将国有工业和金融进行私有化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即实行所谓以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三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智利经济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为8%，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1987～1996年的10年间，智利的贫困人口由45.1％下降到23.2％，其经济模式被世界和西方国家誉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05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智利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1位。但是伴随的“政治奇迹”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在皮诺切特的铁腕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军政府初期，国会遭到解散，全国长期实行戒严，军队随便入户抓人。期间共有1198人失踪，3000多人被杀害，10万多人被迫流亡国外。智利前国家情报局头目孔特雷拉斯就指控皮诺切特在1974年到1978年曾下令杀害3000人或使他们失踪。臭名昭著的“神鹰行动”更是皮诺切特军人政权屠杀无辜、肆意践踏人权的血腥行动，在1975－1983年间，秘密警察部队不仅残害大批智利左派及爱国人士，而且还绑架、拷打、暗杀了大量的外国移民。
糟糕的是，有人竟然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政治奇迹”与“经济奇迹”的结合，天真地以为这两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其实，智利人为这个“经济奇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今年5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就因为教育不公平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抗议者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应当是它的学校质量，而不是高速公路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地区教育分析家阿斯多加说，“智利发展模型是在快速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抛弃了社会进步”，可谓一针见血。
皮诺切特的问题提醒我们，那种以“经济奇迹”论英雄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了，国民党在30年代、前苏联50年代也都创出过”经济奇迹“，但为什么都灰飞烟灭了呢？谁还会去怀念这些奇迹呢！就像今天的智利，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皮诺切特那说不清来源的2700万美元赃款和1.6亿美元的金条。
在当今世界，没有比独裁者再能显示经济成就了。一个国家经过经济的长期败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一旦独裁者取得政权稳定，就会为经济提供可靠的发展环境。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和外资的流入，只要独裁者稍微把精力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也是必然的。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是“气数”，决不是那个国家领导人或集团能改变的。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谁当总统也是没有办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再英明的总统也无法力挽狂澜。
早几十年前，人们就意识到了独裁国家必然没落和消亡。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独裁的国家一个个走向消亡，剩下的几个的独裁者暗地里演变的演变，不演变的也在“摇摇欲坠”。早1974年，哈维尔就评价独裁社会是“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的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稳定的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经济的奇迹，依然掩盖独裁犯下的罪恶。在这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勤劳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尊严。在他们的治下，生命被忽视，尊严被践踏，他们漠视人权，视人民如草芥。在独裁国家，根本就没有法治，少数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少数人的好恶决定着人民的命运。他们亵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关怀，封堵和钳制人民自由和思想，迫害和打击一切进步的力量。人民任何试图改变命运的抗争，都被加上反文化和反人类的罪名。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怪物和恶魔，是现代文明社会绝对的敌人。他们犯下的“种族灭绝”“种群灭绝”罪恶，总有一天要被历史清算。
独裁国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但它却不能高度发达。在独裁国家，如果不解决党派与国家根本问题，不管这个国家经济如何发达，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只能是个三流国家、三流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冲出这个党派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达到一个全新、自主的新的天地。
什么才能创造真正的国家发展奇迹？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2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之利弊
通过与当今思想发现和科学发明最多的美国比对，我们发现在外在学术环境上，中国与美国是相差得很远的。而中国如果要造就出如美国民主自由般的外在学术环境，可能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因为中国现时的版图，是由与中国主流文化不同的少数民族（满族）通过暴力和关系学手段得来的，268年历史的满清帝国，为了对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汉族，必会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利益也必会向其他少数民族倾斜，共享征服汉族的利益。
满清是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出现的，民主自由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下台，民主自由就意味着汉族的智能放大，这些都是对其非常不利的，这也是其不惜闭关锁国的重要原因。
当大英帝国的船坚利炮，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园明圆），将满清国门打开后，满清才不得不依重汉人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1860年）。而日本此时也意识到与欧洲的落后，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毕竟不同，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明治维新是政治改革。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洋务运动是吸收引进西方的科技知识，而明治维新是吸收引进西方的制度（法律）知识。
结果，日本的智能超越中国，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满清（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满清又输得一败涂地。满清从1840~1900年与列强多次战争中不但割让了香港、辽东半岛和台湾等领土，签订了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还要战争赔偿，赔款总额达6。5亿两，连利息相当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0倍多。
可见满清是如此的无能，造成这种无能是由于专制形成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产生的人心背向。如果有民主，万众一心的4亿多人会接受这些不平等条约吗？美国300万人用民主能打败英国专制争得独立，而满清4亿多人用专制却打不败英国的专制。可想专制斗专制就如同“黑吃黑”，完全没有人道可言，不可能得道多助。专制双方都是少道少助，比的就是双方的皇家军，英国皇家军比满清八旗军优胜，因此英国打败满清。民主有人道，可得道多助，美国争独立的大陆军是民兵性质，实质即是全民皆兵，比英国皇家军优胜，因此美国打败英国。
民主的美国虽曾派兵参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但民主毕竟有人道，发觉错了会及时纠错，若干年后美国就将收到的赔款悉数归还中国，清华大学就是用此款盖起。而其余各专制列强在对华战争中的掠夺，全部落袋为安，日本更贪得无厌，在甲午战争中得到辽东半岛和台湾后还不满足，几十年后更利用中国内患的弱势全面侵略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再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甚至偷袭美国本土的珍珠港。
如果不是民主美国潜能的发挥，将日本打败，日本将取代满族，成为统治汉族的又一个太上皇。专制的世界就是兽性的弱肉强食世界，弱的专制就会被强的专制“吃掉”，而弱的民主不但不会被强的专制“吃掉”，反而可“吃掉”强的专制，这就是民主的力量----放大智能的力量。
因为只有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开发个体智能的研究实验环境。汉族之所以人多都被少数族裔“吃掉”，都因专制制度（法律）和儒教小集体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小集体）教化，破坏了个体的研究实验环境，使汉族智能难以发挥。汉族是具备智能潜质的，汉族不是低等民族。
满清的汉族不可能争取到民主，民国的汉族本应可争取到民主，但进程太慢，以至于中国没进入民主前就给日本的入侵破坏了。而民主进程太慢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统一这个历史包袱。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实际只占2/3时间处于国家统一，但统一的思想理念则相沿无改，统一所用的手段无非就是暴力人治专制和集体主义关系学的方法，而不是用民主法治和博爱个人主义（人权平等）的方法。
中国集权专制的长期统治，造成地区经济的巨大差异，汉族执掌政权后，使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汉族聚居的沿海开放地区就富裕，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封闭地区就贫穷落后。一旦实行民主，难保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片国土不会独立。在统一的历史包袱压力下，又有哪一位执政者能大智大勇地胆敢实行民主呢？
统一与民主，是国民政府的两难选择，结果国民政府走了一条中间稍偏统一的路线，既追求统一又追求民主，同样摆脱不了儒家关系学的中庸之道，使中国处于一切都是半的境地：半民主、半专制，半殖民地、半独立（自治），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而正是这一半害了中国，民主在统一的强大压力下被摆在了可要可不要的地步，在分裂面前，就可不要民主，就可用专制的极点------暴力征服去实现统一。一天不统一，民主就无限期延后，使民主成了纸上谈兵。偏偏中国就是军阀割据，军权无法统一；方言多多，口语无法统一。
后来出了个共产党，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在广州成立的临时军政府联俄容共，建立黄埔军校准备北伐，后来蒋介石领导北伐成功了，军权统一了，谁知国共之间又反目成仇，暴力相向，刚统一的军权又再分裂，一国之中竟有两个政府存在，一个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一个是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始终无法统一，始终要将民主无限期押后，始终要将暴力统一放在优先的地位，后来眼见共产党军队在长征中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统一又露出曙光了。
谁知这紧要关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乌云将统一的曙光掩没，半途又杀出个“程咬金”，张学良等在西安兵谏软禁了蒋介石，要他不要消灭共产党，要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同意了才被释放，中国实现了脆弱的军队和政府统一，但此时已是一个被日军撕裂的破碎山河，离真正统一更为遥远，民主进程被专制的极点----全面战争取代了。
用统一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只会扼杀民主；用民主作为统一的先决条件，反可以民主与统一皆得，美国就是这样由13个州统一为50个州。
中国在统一的先决条件下，是不可能民主的，民主就是可以民主分裂（独立）和可以民主统一（合并），只准民主统一（合并）不准民主分裂（独立），就不是民主了。民主是必定有分裂（独立）声音的，正是这种声音，才能阻吓到治者不敢将他们的权益忽略，治者想免于分裂，除了更好地服务他们之外，别无它法。而在专制下是有它法的，这个它法就是硬的一手，暴力统一的一手。
统一的思想理念在中国相沿无改，则集权专制的思想理念在中国必定也相沿无改，因为统一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与专制的极点------暴力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要统一优先，就要专制暴力优先，则民主永远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孙中山在统一与民主中，偏向了统一优先，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执政者无不如是。统一优先就是专制暴力优先，结果民主在他们手中都失之交臂或根本就没有民主的打算，所谓人民民主后面都加上军政或专政二字，使民主名存实亡。只在到了蒋经国和李登辉手中，在统一与民主中才偏向了民主优先，到1996年才在台湾实现了民主，结果在民主的言论自由下，要求台湾独立之声风起云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还在2000年击败主张统一的国民党而走上执政之位。
推翻满清君主专制后，在几代执政者的统一优先理念下，民主都变得不彻底，不彻底的民主就是无民主，就是专制。无民主就无法凝聚起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抗击强大专制外敌的侵略，更无法抵抗强大民主国的公平竞争。
中国在专制下，使更专制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抗战胜利后，民主的机会再一次降临在中国人身上，但民主同样没有摆上优先的位置，优先的位置依然被统一的暴力征服取代，国共双方此时都想用暴力征服统一对方，结果在专制下，使更专制的苏联和其扶持的中共又有了可乘之机。企图先统一后民主的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在中国实现统一也不能实现民主，最后还被只追求暴力革命不追求民主法治的共产党打出了大陆。
如果台湾继续是先统一后民主的传统理念，那么台湾永远没有民主，因为台湾永远不能用暴力统一大陆；同样道理，如果大陆继续是先统一后民主的传统理念，那么大陆永远没有民主，因为大陆永远不能用暴力统一台湾。
台湾在放弃统一优先下实现了民主，大陆在坚持统一作为先决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大陆只要一实现民主，必定有一部分人像台湾那样要求自己的地区独立。
传统的理念认为只有暴力征服才能统一，殊不知其实民主也能实现统一。美国是在民主下实现了统一，连欧洲也是在民主下实现了统一，所以传统的理念应该改了。
中国人争取民主争了近100年了，但在大陆依然没有实现民主。当中既有统一包袱这个内因，也有邻国破坏的外因。在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进程中，先后受到日本和苏联的严重破坏，它们的破坏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统一优先这个包袱内因，只要破坏了中国统一，就能破坏中国的民主。它们为何如此害怕中国迈向民主？莫非专制的中国对其有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有专制才能使生活在其邻近这大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主体的全球最大民族----汉族难以智能发挥放大，没有智能优势，人口优势就不能威协其了。而破坏中国的统一，更能一箭双雕，一雕是令中国人愚蠢，一雕是令中国人内斗。
要破解别国的一箭双雕，只要放下统一包袱，冒着分裂风险勇敢迈向民主就能破解；只要实现民主，中国人就不会愚蠢和内斗。实现民主，可能会分裂中国，但亦可能会统一中国，甚至可能会统一亚洲、统一世界也说不定。这要看民主程度及保证民主向上的法治程度。
至于统一包袱这个内因，主要是碍于爱面子的虚荣。推翻满清了，汉族执政了，但依然不敢实现民主，主要就是担心民主会带来严重的真正分裂，使中国的版图缩小，版图缩小使实现民主的执政者面目无光，甚至可能会被骂作历史罪人。因此，没有一个执政者愿意在自己的执政期，去背这个毫无光彩的黑锅，很多激烈争取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当他们一踏上执政者地位后，往往就却步不前，甚至将民主理想抛弃，苟且偷安地享受专制的荣华富贵。
统一成了汉族的巨大包袱，分裂成了实现民主过程中不能超越的雷区，只要出现分裂的苗头，就要腰斩民主，几乎已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大多数共识不代表正确，将统一变成至高无上，将民主变成可要可不要，为能统一不惜抛弃民主而实行专制，这种认为专制统一比民主分裂好的共识，其实是一个超常理的误区。
究竟专制的统一好？还是民主的分裂好？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从历史看，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1271年~1368年统治中国），统一的版图是中国史上最大，但亦只得97年寿命。统一版图第二大是满族建立的清朝（1644年~1911年统治中国，版图最大时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维持了268年寿命。如此大的所谓统一版图，都是靠专制暴力征服的，但这种专制的统一对主体民族的汉族好在哪呢？
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汉人的地位极底，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清朝统治者虽没有将国民分等，但汉人和汉语同样受歧视；汉人不准担任某些如八旗军等之类的重要官职，清朝的国语是大多数人都不懂的满语，满文被奉为国书，清朝大多数重要的条约、条文和档案都是用满文保存。
清朝除了歧视汉文化外，还兴起了文字狱；为了怕被外国比下去，还兴起了闭关锁国，让国人全都成了井底之蛙，只看到清庭这个唯一“最青”的天。结果，清朝是中西方科学文化拉开最大距离的一个朝代，也是受尽列强欺凌的一个朝代。
专制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中国强盛，反而人心背向而一盘散沙，使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不断被异族小国专制暴力征服。
满清的专制统一，使中国错失了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和邮政）、及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电报和电话）。而且，还割让了众多领土和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
民国的半专制半民主，一直没有统一中国，同样使中国被大和民族联合满族及汉奸夺去了大半江山；抗战胜利后，民国的半专制半民主，同样被苏联和中共的专制暴力打败，被迫退守台湾。本土连场的外战内战，使中国耗尽元气。
共产专制统一了中国大陆，但毛泽东的专制，使中国大陆错失了20世纪下半页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广播和电视）和新技术革命（计算机、计算机网络）。
中国大陆现在进入毛泽东后时代，而世界也进入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但中国大陆依然没有民主，两岸也没有统一，专制的中国大陆在知识经济时代会不会又错失机会呢？台湾已实现民主，台湾在知识经济时代又如何呢？这些都有待后观。
虽然，中共的一党专制统一到了最多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约22%）的中国大陆，但这个一统大国能有多强呢？中华民族是需要一个大国还是需要一个强民族呢？需要一个大集体还是需要一个个强个体呢？满清的大集体被英国、日本等小集体打败，民国大集体被日本的小集体侵占，后又被共产阵营这个更大集体击退于台湾；新中国的大集体融入了苏联共产阵营而没有被侵占，但却要出兵走出国门为共产阵营而战，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伤亡和经济代价。共产专制还使中国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付出了沉重代价。
中国大陆这个大集体在专制下是暂时的保住了，但这样的大集体是很脆弱的，特别在知识上的脆弱，不管是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或科技知识都很脆弱。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讲求知识，没有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发明，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只会处处受制于人。力量源于暴力、财富和知识。科技知识在现代已深深渗入到暴力（军备）和财富（知识经济）中，在组成力量的三要素中，知识已成了第一要素。而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种显性知识：道德、法律和科技知识。表面上看，科技知识在力量中起关键作用，实质上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知识，后果会更危险更可怕 （卫星上天，人头落地！）
专制的统一，使当今中国人口保持住世界第一，但当今知识却与世界第一相距甚远。在明朝中期，免强还可以保持着知识排世界第一的地位，因为这时全世界都实行专制统治。
但明朝未期之后，就每况愈下。因为，这时欧洲在道德和法律知识方面早已超越中国，当欧洲法治和民主开始露头，带动起科技知识的突飞猛进之后，欧洲就三种知识都超越了中国，一直开放的明朝在中外知识对比中败下阵来。
到清朝中期，出现了全面实践民主法治的美国，其三种知识比欧洲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吸取了明朝开放就灭亡的经验，根本就不敢开放比知识了，结果在闭关锁国的知识封锁下，清朝的统治地位是巩固了，但中国人的知识更为落后。当国门被列强的船坚利炮打开，被迫开放的清朝在知识对比中又败下阵来，不久就被推翻。
民国坚持开放，但却没有坚持民主法治，结果知识无法提升，结局与明朝一样。一直开放的民国，在中外知识对比中出现剧烈动荡，对比不及就引进，但引进知识却不民主，引进外国知识五花八门，日本、德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等的道德或法律知识都曾断章取义地引进过，总之是哪国强得快就学那一国，从不深入研究其根蒂。一个新政权上台就强行引进一种新的道德或法律知识，无需经全民愿意或民主表决，政权不断更替，道德或法律就不断随长官意志而更替，人们根本不知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在哪里？也根本不知要尊哪些德及守哪些法才正确？道德和法律的混乱，科技必然就一塌糊涂。
国人知识，在没有民主法治产生的权利平等和自由交流下，始终无法提升。国人知识，在开放的中外比较中，只有败下阵来。当知识败阵，政权就要更替，让打着列强知识的国人上台，结果国民党政权被打着苏联知识的共产党政权取代。苏联当时是全球冒升最快的两强之一，而且是中国的近邻，故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最大。
在没有民主下，要想长期掌握政权，除了闭关锁国别无它法。清朝闭关锁国，结果皇帝和他的家族政权稳如泰山；毛泽东后来也闭关锁国，结果他和他的共产党政权稳如泰山。一开放后清朝不久就灭亡了，共产党政权又会不会重道覆辙？在开放不久后也走向灭亡？这几乎可以肯定。
而肯定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在一党专制下被困死了。道德知识，要靠宗教、媒体和教育的自由竞争才能有效教化提升；法律知识，要靠民主争拗，才能争拗出来一个公义，在公义下人们才会尊法守纪；科技知识，要靠教育、实验和应用的自由竞争才能提升。这三样知识的提升，都离不开民主、法治、自由、公义和竞争这些概念，专制无法满足这些概念，因而专制无法提升国民这三样知识水平。
拿道德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宗教、媒体和教育的自由竞争。但中共建政后这些自由竞争都不存在，人们的道德开始不断沦丧，从助人为乐、救死扶伤和捐献善款等这些正义行为不断减少中就可看到。
拿法律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民主争拗。但中共建政后根本不存在民主争拗，只存在党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拗，结果宪法是换了四五部了，但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和执法犯法等却愈演愈烈，犯罪率不断攀升，由建政初晚上睡觉不用关门，到现在关门还不行，还要装上防盗栅和防盗网，就如将自己关在牢中一样，这就看到人们法律知识的倒退。
拿科技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教育、实验和应用的自由竞争。但中共建政后至改革开放前这约30多年中，教育、实验和应用都收归国有了，由中央的计划指导一切，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根本不存在自由竞争，凡想竞争出人头地的，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资本家”等的帽子而受到批斗。结果在教育上出现“读书无用论”、在实验上出现没有实验室和主持人、在应用上出现应用的科技都是落后的。
应用的科技落后，就经济落后；经济落后反过来又影响教育和实验更落后，这些落后又使应用科技更落后。总之教育、实验和应用是整体科技知识的三个环节，一个环节出现惰性或错误，整体科技知识都无法提升。偏偏改革开放前这三个环节都出现了惰性，而这些惰性又都是由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造成的。
三个环节的惰性使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无法养活中国自然增长的大量人口，中共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企求用减低子女数量来减低经济压力，企求用市场开放去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以解决燃眉之急的温饱问题。结果温饱问题在计生和开放这两大举措下是基本解决了，主要集中在农村的赤贫人口由约二亿减为约三千万人，得到了一些科技知识和财富，但失去了一大片本国市场，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被开放后涌入的合资和独资外企淘汰出市场而结业或破产，城市出现大量中年失业下岗工人，农村赤贫人口由于大量进入城市和外企工作而大幅减少，但城市又冒出了一大群赤贫的市民人口。
用市场开放去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而不用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去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市场开放始终有开放完的一天，实现WTO全部条款后市场就全部开放完毕了，这时用市场开放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就沽遏了，就要靠自己创造科技知识和财富了。
但如果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依然不变，那么科技知识和财富就由一直爬升的最高点开始向下滑，这时经济将会跌入低谷，赤贫人口又会反弹。所以实现WTO全部条款后，将是考验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关口，在这个关口比的是共同市场下的科技知识实力较量，外国科技知识将与中国市场停止交换，双方的市场都已向对方全面开放，但双方的科技知识都将向对方全面封锁，中国再想获得外国的先进科技将非常困难，先前靠市场换回科技所占领的欧美市场，将在科技不继下被击退而撤出欧美市场。而外国的高科技产品将长驱直入中国市场，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块共同市场大蛋糕的分配中，谁的科技实力强，谁就能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在WTO框架下，科技知识竞争将白炽化。表面上是考国家整体的科技知识，而实质上是考国家整体的道德和法律知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构成力量的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要素中，暴力要素是下降的，因为除了军备因素外，人口也是构成暴力的因素，据新华网
而在构成力量的财富和知识这两要素中，在改革开放后是急速上升的，可惜的是，这种上升不是主要靠自己创造的，而是主要靠市场开放给外商换取的。像建筑工业、纺织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和服务业等的税收及知识，大部分都源自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
专制的计划生育，不但使中国逐步丧失人口优势，还影响中华民族的教育质量构成。1990年人口普查就已发现，全国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半文盲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93，小学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4，初中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07，高中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1.52，大学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1.02。可见文化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生育子女越多、相应地其子女文化程度一般也越低。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教育质量高者少生，教育质量低者多生，市民少生，农民多生。长此下去，教育质量将不堪设想。
美国1860年文盲率是20%，但1862年通过“赠地法案”后，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就由1.4%提高1900年的2.9%，文盲率1900年即降为11%，现时美国已扫盲。而中共建政前的文盲率是80%，1964年是38.11%，1982年是22.91%，1990年是16.06%，2006年是10%，始终未扫盲。
而长期执政的中共党员干部，文化程度往往又偏低，当升官发财与文凭挂勾后，他们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高校勾结，使假文凭一时泛滥，使保证教育质量的文凭关卡形同虚设。中国与美国的文盲率相差如果是100年，那么教育质量相差将超过100年。
专制对教育可说是毫无益处，专制只开发了人的隐性知识，而不能开发人的显性知识，而知识经济时代创造财富的主要靠显性知识。
所以，中国不可能靠专制换来超额的财富，专制下人口要计划生育，教育质量又难以提高，知识在市场开放完毕后就失去外援，那么此时中国在世界的力量就将削弱。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距离将又会拉大，用专制手段维系的统一又有什么好处和意义呢？
如果民主会带来分裂（这只是可能、到时或者不会发生），但民主可带来我们大家知识的提高，使道德、法治和科技有所进步，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2000年人均自然资源（水、土地、耕地、林地和草地）已低于世界平均数的50%，按温饱标标准和技术经济水平，中国农业资源潜在生产力的最高承载人口为15~16亿人，2030年将达到这一数量人口。如果还不及早提升我们的智能去改造自然，中国的自然环境将严重制约中华民族的发展。
如果我们不尽快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将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到足够的粮食养活我们自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2030年将不能保证国人的粮食需求，世界粮食并不紧缺，在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1950~1980年代，世界人口平均年增长了1.8%，而世界粮食供应年均增长了2.6%，1995年国标谷物价格比1976年~1982年的平均价格还低了10%左右。只是到了2008年因石油升价，粮食才大幅涨价。
世界农业资源已得到充分开发。1498年欧洲人的探险精神，使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这块未开发的巨大农业资源，之后又发现了大洋洲，再经过数百年来不断向这些地方移民，人类这些最后发现的农业资源也被欧洲白人开发和掌握，并纷纷独立成为人均农业资源丰厚的新兴国家。而这些欧洲移民并没有满足于吃，于是工业资源又被充分开发；当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被充分开发后，他们又去开发人的脑力资源，现时世界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被欧洲白人或他们的后裔控制。
日本人均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不及白人，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于白人，全凭其充分开发到自身的脑力资源，通过脑力资源与农业资源及工业资源的交换，才维持到日本人的高生活水准。
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妄想通过专制暴力征服去掠夺自己不足的农、工业资源，以提升自己的生存空间及生活水准，结果以失败告终。但“二战”后，它实行了民主，其生活水准却追上甚至于超过美国。可想民主对于人的脑力开发是如此重要，脑力资源的价值又是如此的高。
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虽比白人低，但却比日本高很多，而生活水准却比日本差了一大截，连温饱都成为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可想中国的脑力资源根本未得到开发，而究其原因，就是专制，正是专制限制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脑力开发。
不管专制的借口多么富丽堂皇，不管专制的借口是保存儒教的二千多年文化、或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为了中国的大一统，只要专制还存在，中华民族的脑力资源就会受到压制。专制对体力资源开发有利，但对脑力资源开发有害，利、害相抵并不是正一与负一之和，而是正一与负三以下之和。因为，脑力劳动价值往往是体力劳动价值的几何级数。
以中国目前的军力以及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中国无能力用暴力去掠夺已分配完毕、大部掌握在别人手上的工农业资源来拓宽自己生存空间，要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速开发公民自身的脑力资源。即是从知识入手，即是从神学知识、法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入手，让三种知识齐头并进，用三种知识去国际市场交换工农业资源来拓宽自己生存空间。而要让公民三种知识齐头并进，除了民主法治别无它法。
明朝和清朝的专制，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移民开发新大陆的先机，工农业人均资源的单薄使中国必须加倍开发脑力资源，要开发脑力资源就要民主自由。由专制过渡到民主，是要经历阵痛的，因为会冲击既得利益者。美国民主进程也都经历对英战争和南北战争的阵痛，德、日民主进程也都经历“二战”失败教训的阵痛，苏联民主进程也都经历解体和经济下降50%的阵痛。
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中国不打好开发脑力资源的民主基础，充分调动13亿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9亿农村人口的聪明才智，那么中国人依然挣扎在饱饥的边缘，中国人均工农业资源已单薄，如果再用这些单薄资源去国际市场交换知识，那么这些资源将很快耗尽。
中国9亿农村人口，是权利（机会）最小的一群，也是脑力资源潜力最大的一群，也是制约中国发展最大阻力的一群。要将阻力变为动力，必须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机会）。
1861年前，美国还没解放占当时3000万人口13％的400万黑奴前，其经济都是低速运转的，85％以上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但经过1861年开始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才将黑奴解放，10％人口被卷入战争，2％人口（60万）因参战而亡，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共和党）也在连任后的一个多月（
德国到《资本论》第一卷面世（1866年）后5年的1871年才统一，统一的德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宰相和军队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议会普选产生，但议会权力比欧洲其它议会权力少很多，军国主义渗透到整个帝国。
马克思对美国当时的情况是熟悉的，因为从1851~1861这10年来，马克思一直在为美国辉格党左翼机关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恩格斯也在此发表过文章。（辉格党于1854年合并为现在的共和党，而现在的民主党早在1828年即由拥护杰斐逊总统的民主共和党人正式建立）
可能由于1861年爆发美国南北战争，使马克思停止了撰稿，并断了经济来源，才迫使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而实践最先进民主法治分权制度的美国，由于是弱势政府，在解放黑奴问题上，遇到了比英、俄强势政府大得多的民间反抗，这种民间反抗导致南北内战并伤亡惨重。英、俄强势政府在解放奴隶中没有出现内战，这种弱势政府与强势政府在解放奴隶中的两种结局，可能使马克思对民主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怀疑，继而产生出建立人类最强势政府的公有制社会理念。
《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同一年完成的（1865年初稿完成、1866年第一卷付排），而第二、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后三年，由恩格斯根据他的草稿和零碎文稿整理所成，1885年出版第二卷，1894年出版第三卷，半年后恩格斯去世。
所以《资本论》可说是在民主实验最黑暗的时期完成的，民主希望的曙光，马、恩并没有见到，分权弱势政府的民主威力还没有充分显现。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美国经济即进入快车道，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钢产量由1865年的1.5万吨提高到1900年的1000万吨，大量东欧和南欧移民涌入，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
《资本论》由于成形于1865年美国经济起飞前，民主的力量不可能成为《资本论》内一个重要的论题，分权弱势政府的风头自然就被集权强势政府的风头盖过，而不久后统一的集权强势政府德国也毫不示弱，取得了超越英、法的欧洲经济第一强国地位，于是全球都向集权强势政府靠拢，苏联也于1917年采用了马克思的超大集权强势政府理念，开创了第一个公有制共产专制国家。
但全球的集权强势政府风气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导致了共二次的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集权强势政府下的资本主义都被削弱。德、意、日战败投降，英、法大量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主导世界的力量，也由集权强势政府下的资本主义（英、法、德等），变成超大集权强势政府下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为首）和分权弱势政府下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国为主）的两大阵营。马克思的超强权政治和美国的弱权政治都得到扩张，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忽略了民主的弱权政治研究，从而在理论上出现一个重大缺陷。
公有制的超强权政治，能战胜私有制的强权政治，但对私有制的弱权政治却束手无策。最终苏联被美国战胜，并被迫抛弃公有制的超强权政治，而采纳美国私有制的弱权政治。
从美国的历史我们看到，权利平等和权力弱化（分立制衡），是脑力资源开发的两个关键因素。美国立国时只做到权力弱化（分立制衡），并没有做到权利平等，黑人和妇女都没有政治选举权利，直到1865年黑人才获得政治选举权利，而妇女要到1920年才获得。
所以美国在权利不是人人平等的1920年前，脑力资源开发没有占到优势，重大发明只有1876年由贝尔发明的电话、和1891年由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而德国的西门子却在1866年发明了电力，并以此引发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
1920年之后，美国的脑力开发就得到充分发挥了，并一直主导着世界最前沿的知识，成为全球发明基地和思想库。1945年美国发明原子能并引发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1946年美国发明计算机引发全球新技术革命。
可见权利越不平等和权力越集中，国人就越是懒怠于动脑筋，特别是在最艰辛、可实证和可量化的显性知识上懒怠于动脑筋；他们往往将动脑筋的主动权推给权者或政府，依赖权者或政府去帮他们想，从而形成整体国民的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愚蠢。
当人人在思维的决策中形成强烈依赖性，但权者或政府又必须要决策，于是权者或政府决策时，在思维决策相互依赖的你推我让中，就会形成一种谁也不用负责的集体主义决策方式。这种集体主义决策方式，同样会反映在权者或政府垄断操控的宗教、媒体和教育这些创造显性知识体系中，在集体主义决策中，个人功利、个人冒险、个人独创、个人发明和个人责任心都将被排斥；个人思维的创造力就被扼杀，个人自信心也随之丧失，自信心的丧失反过来又强化创造力的扼杀，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权者或政府不得不放弃创新发明显性知识的资源投入，资源投入便被集中于隐性知识中。中国改革开放后就是这种情形，资源投入于显性知识多以失败告终，而资源投入于隐性知识却可得较高回报，属于隐性知识的管理课程，不管是权者或政府或一般学子都争相投入，在求大于供下，管理课程就成为中国最高学费的课程。2003年长江商学院的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单学费就高达25.8万元人民币。政府公派出国学习管理课程的人数和费用，同样是十分巨大。
在美国，资源投入于显性知识才是最高的回报，科技应用精英才是最富有之人，隐性知识在美国已被矮化。于是在美国已被矮化的隐性知识人才，便携带着创业资金大量涌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些隐性知识仍然第一的天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显性知识人才又大量涌入美国这个显性知识第一的天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成为隐性知识创业谋取暴利的最佳乐园。贫富二极分化在中国也越来越严重，1995年已超越美国。
各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知识也在不断分化中，美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知识，已主要依靠显性知识而不是依靠隐性知识。美国1929~1948年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依靠科技因素占37%，而到1999年依靠科技因素已占80%以上。
中国1999年主要依靠隐性知识（尤其是管理知识）来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依靠科技因素只占20%，造成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这就证明显性知识比隐性知识重要和更有价值。如果中国不夺取显性知识制高点，如果利益和权利继续向隐性知识倾斜而不向显性知识倾斜，如果人们依然是靠盗版、假冒、恶骗和侵权等隐性知识来获取显性知识，那么中国将永远受制于人。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其实只开发了中国人的体能，在智能方面也只开发了部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并没有真正开发。
即中国还有巨大的智慧潜能，要挖掘这些潜能，必须要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予行政、立法、司法、宗教、媒体、教育和选举的权利。解除一党专制对这七大公权权利的操控垄断，不能以统一的藉口或其它任何藉口去剥夺公民的这七大公权权利。解除政团因政治歧见而对个体思维的束缚，将权者或政府过强的思维决策权削弱并交还给个体，切断个体思维依赖权者或政府的依赖线，形成个体思维的特立独创性。开放所有公众媒体，使任何思想得以自由发表交流并擦出创意火花，以此培养个体思维的自信心。
总之，只有还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于民，才能还脑于民，才能还利于民，才能解放中国巨大的智慧潜能。
美国1886年只解放了400万黑奴，赋予了各民族之间平等的七大公权权利，1900年就夺取了世界经济第一，1900年工业总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30%；跟着在1920年解放了5000万妇女，赋予了男女性别之间平等的七大公权权利，实质上此时已赋予了所有公民平等的七大公权权利，之后就稳夺全球经济、军事和科技的第一。如果中国解放全体国民，赋予全体国民平等的七大公权权利，结果又将会如何呢？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分裂，但这个结果不可能出现智慧被埋没。
只要智慧不被埋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不管选择哪种组合形式，就必定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创造这种幸福生活并不需要治者自掏腰包，只需割让自己过份强占的权利（机会），让人人平等就可以了。用治者的权力和权利能换来被治者的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提高，这些知识又带来国家或民族的富强，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治者在国内的权力和权利不断走低，但在国际的权力和权利却不断走高。美国治者凭什么主导世界？是自然资源的优势？显然不是，它的人均自然资源并不是最高的，甚至比俄罗斯还低（2006年1月1日只有1.427亿人口的俄罗斯却集中了35％的世界自然资源、一半以上的战略自然资源）。
美国治者之所以主导世界，关键在于它能开发到本国公民的脑力资源，使其本国公民比别国公民更聪明。而这种聪明是靠治者不断放权换来的，被治者不断聪明又迫使治者不断放权。
所以，被治者的聪明是与治者的权力和权利成反比的，美国治者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是靠权力和权利集中于治者得来的，相反是靠分散权力和平等权利后，由被治者的聪明带来知识提高，知识提高又带来军力、财富和知识增长得来的。
因此，对于人类来讲，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之利弊，我们已可找到答案：只要是专制，不管统一的国土有多大，都是弊大于利；而只要是民主，不管分裂成多少个独立国家或地区，都是利大于弊。
中国的专制后果
反看今日之中国、历史之中国，又有多少个真正的民选官员？难道民选官员真的是“毒蛇猛兽”？难道被治者尽是“只可使之，不可使知之”的“贱民”？从清朝的“读书做官论”到“文革”时期的“入党做官论”，多少官员满腔热血，力图挽国家于危难，使“贱民”翻身，国强民富！但不管这些官员如何努力，这些“贱民”总是无动于衷，毫无反应，结果只有少数的官员在呐喊工作，而广大的臣民并没有共鸣互动。
其实民主选举不单止是选到好的官员，更重要的是通过民主选举活动，将官员和选民绑在一起，缩小双方隔膜距离，调动被治者的议政积极性。如果美国只得这50多万民选官员在工作，而被治者袖手旁观，美国也不会成功。如果没有选民去分担民选官员的成败哀乐，民选官员也不会受到鞭策激励。而且通过全民选举，治者能知道被治者在想什么？否则，就只能靠估了。
占全球人口超1/5的中国人民，从没有享受过一天这种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使国家风险和收益完全由治者独家承担或享用，当国家风险减弱时，治者的贪污腐败也就必抬头蔓延，于是另一个国家风险循环也在酝酿之中了。所以，专制的政治，其经济都是在大起大落的低效率中运行。这就解释到为什么自从美国出现后，中国由当时清朝人均收入与全球人均收入的持平，经过多轮同样是专制的改朝换代后，至今中国人均收入仍达不到全球人均收入的原因。
自从世界出现民主法治分权后，中国的经济不但不能与世界同步，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滑落，中国占全球人口比例也是向着相反方向滑落，当时清朝人口占全球人口约1/3，现在只占约1/5。而美国经济却不断上升，人口和领土也急速扩大，现在（2006年）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约1/5，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由立国时的0。33%增至现在的约4。5%。
中国这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由于没有民主政治的根本改革，同样调动不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只是调动了外商投资大陆的积极性，只是靠外商来混饭吃，有外商投资的沿海地区就经济好一些，2002年有外商大量投资的五六个沿海省份，其国民生产总值就占了全国的约50%；而缺少外商投资的内陆20多个省依然贫穷落后。全国有超过3000万人口还处于饥寒交迫中（年人均收入少于650元，折合约80美元），一方面国家需要资金搞建设安排就业而不得不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采用各种优惠政策（被治者享受不到这些优惠）去吸引外商资金，而另一方面治者控制的巨大资金（四大国有银行就控制了全国60%以上的资金），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损失浪费，四大国有银行的坏帐率2002年高达25%，国际标准为为2～3%。
全国人民的救命钱就这样不被人民知情下让治者付诸东流，一方面治者要乞求外商为自己的国民安排就业人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不断因投资失误而制造大量失业下岗人员。加上这些投资不受人民监管，有多少流入了治者们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也难怪中国的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富人的钱是否由损公肥私而来就值得怀疑了。当贪腐这个赚快钱的渠道继续畅通，穷人就会愈来愈多，当穷人愈来愈多之时，当官的就难当了，因为官、富和穷是一种相生相克的三角形三极关系。
正所谓“穷不富斗，富不官斗”、“官逼民反”，就是这个道道。
当这种三角形的三极关系取得平衡时，政局就稳定，经济不至于大倒退，但能否提高还要看其它因素，主要是科技因素。
国民政府由于八年的抗战，被迫退守穷乡僻壤的西南一偶，经济已无实力可言。而日军占领的虽是中国沿海大都市的繁华之地，但当美军攻击日本本土时，日军为动员全力死守本土，几乎能搜刮的一切财富或资源都已搜刮一空，投降时在中国留给苏联红军和国民政府的只是一个穷人充斥的空壳；再加苏军撤兵时又将一些日资企业留下的先进工业设备拆运回国，又将一些地盘和军备移交给中共，国民政府接手的这个空壳就更空。
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官是被众多的穷人所包围，不但如此，还被中共武装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国民政府的官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只需小小的外力，就可将其推翻。而其确是很快就被推翻，而这个外力，就是苏联。
在美国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三日、即1945年8月9日又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后，苏联当即作出对日宣战，并动用150万大军进攻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而美国并没有出兵占领中国的日占区，只是派出少量空军飞行员和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队抗日。因此日本投降后，苏联实际上已取代日本成为在中国境内最强的军事占领者，美国由于要占领西欧和日本，加上其陆军不及苏联陆军强大，与中国又不是近邻，在地缘政治上远不及苏联，根本无暇顾及中国也不够战力与苏联争夺在中国的控制权。
美国只能通过军援和经援来扶持亲美的国民党政府，但这样更激怒了在中国有绝对话事权的苏联。于是苏联在撤兵中国时，将最具军事和工业战略地位的东三省等苏占区，暗中移交给了亲苏的中共，使中共军力迅速提高到足以抗衡亲美力量的地步。
而此时的中国，由于穷人太多，富人太少，官--富--穷的三角形三极关系已严重失衡。大量失业人口，动荡的金融危机，再加上跟着而来的国共内战，经济崩溃，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使这种失衡更加恶化。
而苏联扶持的中共力量，由于倡行的是杀富济贫的共产社会主义，对于饱受战乱而饥寒交迫之中的占全国人口达90%的贫困农民来讲，是非常具有即时获益的吸引力，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即投靠到可不劳而获、能牺牲他人而得利的中共政权下。因此，亲美的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于大陆，亦就在情理之中了。
只经过短短三年时间，日本用八年时间都打不败的国民政府，就被中共打败了。在外敌当前，再多的穷人都不会将矛头对准自己的官，但在外敌消失后，穷人的矛头就对准自己的官了。国民政府的官就是因为穷人太多而被打败的，而这些穷人并不是主要由国民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而主要是由日本侵略、苏联“侵略”和内战这些战争动乱造成的。当然，没有尽早民主普选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有普选更替政权，也无需用内战来更替政权，少一场内战，穷人就会少一些。
本来抗战胜利后，应马上投入经济建设和尽速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才是穷人的最佳出路，利用五大战胜国之一的国际政治地位，利用美苏经援度过战后重建的经济难关，使国民能安居乐业；并尽速建立民主法治制度，封杀以牺牲他人而得利的一切捷径，树立以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来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思想，树立以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待人处事思想，而不是以排斥、暴力、恶骗和不公来与人作斗争的思想。
内战的爆发，其实最大的责任在苏联身上，因当苏联150万大军打入中国之后，苏联的军力即可主宰中国的一切了。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的仇恨远甚于对苏联的仇恨（当美、日打得不可开交时，苏、日还是友好国家），日本在中国的残余势力也偏帮苏联多于美国，因此苏联在中国的势力是远大于美国的。既然苏联能主宰中国，有什么理由会让一个亲美的国民政府存在呢？
国民政府兵败于大陆，也不代表国民政府的政治理念落后于中共的政治理念，中共在大陆的军事胜利，靠的是外力（苏联）的偏帮，而不是政治理念的先进。而美国眼看自己的盟友兵败而不施以援手，也是爱莫能助的无可奈何。因美国实在是无能为力，因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就几乎耗尽了美国的力量，加上美国的陆军也不是苏联陆军的对手，而在大陆开战主要是靠陆军，而非美国优势的海、空军，单靠当时海、空军的优势在大陆是发挥不到多少作战优势的。
况且就算出兵中国能取胜，美国也不可能独力承担得起经受再一次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重建工作，因为摆在美国面前的欧洲和日本重建工作已非常巨大和艰难。所以美国在“二战”中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也是犯了一个对己不利的错误的，中国大陆被苏联独霸可能也是美苏反目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美国为中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并不亚于苏联，但抗日胜利后不久，美国却被苏联排斥于中国大陆之外，一点中国大陆的市场利益也得不到，这对美国并不公平，而对苏联却超公平。
由于中国实在是太穷，经过国共内战后就更穷，中共建政后照搬苏联共产社会主义政制，将本来就不多的富人之财富没收充公分发给穷人，本意是想创造一个均富社会，但事实上是在杀鸡取卵，制造了一个没有富人，只有穷人的一个均贫社会。苏联独霸中国就要独力承担中国的战后重建工作，但苏联根本就无办法将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到最后卒之搞经济搞到反目成仇，将所有合同撕毁，将所有苏联专家撒出中国。这一冲击又使中国大陆走向更穷和更孤立。
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先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继而公私合营等等的灭富手段，将中国大陆的富人统统变成连穷人都不如的穷人，使历史形成的官--富--穷三角形三极关系变成了官--穷的直线形二极关系。将富人的财产全部没收或强买充公，将违抗者枪毙或关押，将其及其亲属安上一个受专政或受歧视的符号（个人和家庭成份），而且这个符号（个人和家庭成份）全大陆人民每人每家都有一个。（成份分类数目众多：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贫下中农、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工商业者、职员、右派、反革命、学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等等），并根据成份的不同而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成份“好”的就得益受尊重，成份“不好”的就受到歧视或镇压迫害。
由于官--穷的直线形二极关系没有了富人被官“克”（官不能从富人中抽取高额的所得税），官面临着只有被全部都是穷人所“克”的境地。由于封杀了一切个人致富的所有合法渠道，因此富人也将永远消失，而富人是“生”官的对官有利的（当穷人太多时官是可以抽取更多的所得税来救济穷人，或让富人投资多些实业以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富是“生”官的，是对官有利的），官应该保护富人合法致富并创造机会使更多的穷人成为富人才是。
可惜毛时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将经过战争摧残已经很少而且并不富的富人赶尽杀绝，将“克”官的穷力量提升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境界，于是这个官就是有史以来最难当的了，当官之人不断被批斗、被漫骂和被穷人造反迫害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平均主义下，人们致富的一切积极性都丧失贻尽，人人只等着官分“大锅饭”给他们吃，而官没收富人的钱也有限，总有一天会吃完，当这些钱吃完后，这些穷人的下一代也出生并逐渐长大成人了，官再用什么来养这些下一代的穷人呢？于是只有强迫他们去农村自谋生路，当农村也很难谋到生路时，就要强迫人们节育堕胎了。因官实在养不起自然增长的一代又一代愈来愈多的穷人。中国占全球人口比例就不断下降了，由清朝的约占全球人口约30%多降到1999年约22%。而此时与自然界作斗争的一切科学技术都停滞不前是其主因，因为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又哪来的钱从事科学实验呢？况且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被控制了，又哪来的思想去异想天开呢？
被治者都变成了无权又无钱的穷人，于是对治者（官）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政局就充满变数。首先不满的是受到专政镇压的富人，因他们的财产、有些甚至连生命也被强权暴政夺去，他们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违反当时（民国时期）的法律，对于一个守法者采用非法律手段镇压实在有失公允，也难以服众，更难以被国际法认同，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像影响极坏并引致被孤立，外资疯涌而逃，使急需资金战后重建的中国大陆更缺资金。
广大的贫苦大众分到部分原先由富人拥有的资产，生活有所改善，但这些没收而来的带血资产毕竟有限，由于不懂经营管理，这些资产不能很好地增值保值。虽然约占大陆人口5%的富人资产被没收充公给予了其余95%的穷人，但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些穷人不但变不成富人，反而更穷。物质愈来愈缺乏，要凭票供应的生活必须品愈来愈多，人们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也愈来愈高涨，为了安抚穷人，不得不将一些穷人代表安排进各级领导层。而这些毫无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的穷人代表胡乱指挥，更将经济搞得一败涂地。
穷人越多，“克”官越严重，官只能采取历史从未有过的非常手段----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是充分利用了穷人幸灾乐祸的心理，并使这种心理获得充分的满足，使人们对现实的各种不满情绪全都发泄在那些被斗之人身上。转移公众视线，避免人民将责任指向治者。结果使那些被斗之人受尽凌辱，生不如死，不确定性的身心摧残比坐牢或枪毙还要难受，很多被斗之人被逼走向了自杀。由于没有法治，没有被治者反制治者的民主机制，官就可以随心所欲，在牢外被斗折磨而死的人比牢内折磨致死的人多得多。
而且在牢外折磨死人的责任，治者可推得一干二净。因出面折磨的往往是受媒体和教育欺骗的民众或未成年的红卫兵，而治者是躲在黑幕后面操纵的。当一个国家没满18岁、身体发育和思想还不成熟的红卫兵，能听从响应治者的号召而随心所欲地抄家、打人、杀人、甚至于杀自己的父母等亲朋戚友时，这个国家的治者控制被治者的能力和专制也就已达到顶峰了。
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历史时期？孩子能做到自告奋勇地、而且普遍性地听治者和帮治者去杀害生养自己成长的父母亲人？可说是从没有过，有也是极个别。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孩子就做到了，而且无数的孩子实实在在地做了，实行了。
治者通过垄断操控的一切媒体和教育体系，用电影、电台、电视、广播、报纸、教科书、大小型集会和学习会、大小型的批斗会等等的说教体教，企图将本能的利己思想转化为非本能的利他思想，而这个他其实就是治者和最高集权者毛泽东本身。而且利这个他是非常成功的，通过从1949年开始的17年思想控制，到1966年发动“文革”，中共建政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已听命于毛泽东多于听命于自己的亲生爹娘了，他们可以为了满足毛泽东的统治要求而去杀害和批斗自己的亲生爹娘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口号在喊了10多年后，终于在“文革”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个曾在旧中国任职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新中国终于可一尝宿愿，实现在自由中国不可能实现的媒体和教化独揽，使全大陆的约8亿多被治者个个都甘愿为他而死，并为他的死而落泪。而他带给大陆人民的只是吃“大锅饭”的穷困，其专制程度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在科教文的扼杀上。因为人民可自由思想的所有时间都被强迫用在了学习毛主席语录上了，政治思想已占据了一切科学想像空间。毛泽东留给下一代的、能为其打先锋消除异己的广大红卫兵只是科盲一片，唯一对贡献人类有价值的只得一样----就是低廉的劳动力。
一个没有知识和智慧的民族会强到哪里去呢？一个没有家（已六亲不认）的国又有多少爱心和善心呢？在孩子心目中，家长的地位都不及毛泽东的地位，这个家还成家吗？国是由无数的家组成的，没有家，就没有国。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承认。
要成为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起码要经过三代的遗传与奋斗。“文革”对家庭的割裂，对教育和文化科技的破坏，起码使中国在三代或更多代的时间里难以产生世界顶尖的“家”。而这正是制约中国参予世界经济竞争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核心技术几乎全掌握在竞争对手手里。“文革”和专制的遗祸，在与民主法治的经济对碰中，将逐步显露出其巨大的破坏力，专制下的经济体系，当在公平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与民主的经济体系较量时，是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的。
专制与民主两大实验中心的角力
科学实验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兴起，为现代科技知识奠定了基础，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并开创了现代政治民主先河，给予了宗教实验、法律实验和科学实验更大的空间，世界实验中心由欧洲逐渐移向美国，“二战”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苏联的崛起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急速扩张，使苏联能集中共产阵营的一切资源进行实验（主要是军事科学实验），使世界实验中心由欧洲变成美苏两大实验中心。
世界两大科学实验中心的资金来源不同，苏联是动用全民付出的国家资本，美国是动用资本家的私人资本（约占全国科研经费70%）。
从实验效率看，虽然国家实验室不及私人实验室，但公有制使苏联国家实验室能得到部分隐性实验资本以补充效率不足。
所以，两大科学实验中心，是呈现你追我赶和势均力敌的态势。造成实验均势的原因是：实验资本相差不大，科学实验和应用的主持人，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支配力相差也不大，社会地位都不高，经济上都是处于被支配地位。
后来，纳斯达克市场的创立，使这种平衡打破。它使美国科学实验和应用资本，原先主要由资本家供给，变成全美国人民甚至可由全世界人民供给。由于美国人口比苏联多兼且富有，因此，从证券市场集合的实验和应用资本，就能压倒苏联强制集合起来的国家实验和应用资本。（美国90%左右家庭持有股票，投资股票已成为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而除此之外，纳斯达克市场，还给予科学实验和应用主持人，较高社会地位及全球最大的经济支配力。
但以武力为第一己任的苏联，无法做到这些；党员军人不愿将经济支配力，交给知识分子的实验和应用主持人；党员军人在社会的崇高地位，也不愿让给知识分子。苏联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指导原则，使实验和应用主持人最大需求的实验条件和社会尊重，更比美国相差了一大截。
纳斯达克市场，还使美国实验室，由企业走向社会以至世界成为可能。只要有创意，就能在风险资本和纳斯达克市场，筹集到资本组建实验室，无需先有企业后有实验室。
使实验室摆脱企业束缚，走一条先有实验室后有企业的科技应用之路。使科学实验主持人，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后，再从企业和资本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自由人。
而社会或全球的剩余资本，又可自由地投资于这些思想自由人，并使其得到回报及尊重；从而创造出使他们智能，得以完全放大的最佳环境。
美国加州的硅谷，就是一个全球最大和最佳的科学实验中心，在这里能得到科学实验一切便利。
而纳斯达克市场，就是一个全球最大和最佳的为科学实验和应用提供资金的地方；实验和应用主持人，在纳市只要有创意，就多少资金都不用愁。
这些都保证了，美国科学实验和应用比苏联优胜。
在美国，科学家和科学应用人才成了天之骄子。但在共产阵营，党员军人才是天之骄子。于是，全球有志于科学实验和应用的显性知识人才，纷纷涌入美国；有志于投资显性知识的国内和国际资本，也纷纷涌入纳市。
这样，通过公有制行政力量、调动所有资源组建的国有实验中心（苏联），与通过私有制市场力量、调动所有资源组建的私有实验中心（美国），于1971年后再次展开空前的较量。
但结果是，以苏联实验中心的消灭为终结。自此，美国成为全球唯一最强大的：实验中心、应用中心、资本中心和显性知识中心。
显性知识人才，在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经济支配力。隐性知识人才，在美国由原先的主角变成了配角。
知识流和资本流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就是靠隐性知识维生的资本家，夹带着隐性知识和资本流出美国，然后进入隐性知识依然当主角并起最高经济支配力的国家。而掌握显性知识和准备掌握显性知识的年轻优才，夹带着显性知识和看好显性知识能带来利润的资本，纷纷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
促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输入国，显性知识优才输入国，显、隐性知识输出国。
全球最好和最多的显性知识人才集中在美国了，于是美国成了世界神经中枢。
在最好的美国实验室中，显性知识被不断更新，最关键的显性知识被留在了美国。而不是最关键的显性知识，被高价卖给其它国家。
实验和应用中心的地位，是美国利益所在。为了巩固作为世界实验和应用中心的地位，美国不断用高薪、教育和绿卡等利益手段，去吸引世界各地的显性知识精英。
对中国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改革开放后，留美学生中90％以上留在了美国，只有5~10％回流中国。而台湾留美学生95％回台湾工作。（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间，中国先后有约58万人出国留学，学成回国16万占27％）。
美国的博士后32％是外国人，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半属高级）20％是外国移民，全美科学院士中20％是外国移民。在美就业的华人25％是科学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于是，显性知识成了美国首要追求目标，而掌握显性知识最易和最多的，又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毫无社会经验（隐性知识），但却充满幻想和好奇心，当幻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要求证，而又有实验条件对它进行求证时，幻想就可能变为现实。
而实验条件和实验过程，是需要资金和设备的，而且成功的比率很低。因此，投资于科学实验的资本，其风险是极高的。
但纳斯达克市场，给予这些风险资本，投资成功后极高的回报。假设，风险资本投资于100个实验，如果只有1个实验可变为成功的现实，那么这1个成功的现实，就可通过在纳斯达克上市，而收回投资于100个实验的所有资本；而承担风险资本回收循环的，是纳市众多的投资者。
就如同一个三角形：在最底层的是纳市众多投资者，在中层的是风险资本投资者，在最顶点的是实验主持人。
如此一来，实验主持人成了众望所归的关键人物，没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没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氛围，都不可能造就纳斯达克。不管你有多大资本，如果你投资于非世界一流的实验主持人身上，你将不能收回你的投资。这是很多国家在纳斯达克成功后纷纷仿效，但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科技板市场成立较迟，风险资本不及美国雄厚；（二）高等教育基础较差，没有一流的实验室和主持人；（三）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导致学术氛围缺乏。
日本在这三方面，其实都不比美国差，问题在于日本民族精神过于强烈，难以包容世界其他民族，过份强调个体服从集体，压抑了个人主义的个性，加上又不是移民国家，故此在天马行空的思想突破方面和世界顶尖人才吸纳方面都不及美国。只能跟在别人发明的基础上，单打独斗地应用这些发明。
纳斯达克市场，经20年运作到1990年取得成功，掌握显性知识的美国精英，都成为世界首富而拥有经济支配力。但与此同时，不单止日本、就算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其经济支配力，却依然掌握在隐性知识精英手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智能机器，自然就被美国远远抛离。
当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智能炸弹首次使用并取得成功，使人们认识到，显性知识不但有经济支配力，还有军事支配力。从此，奠定显性知识为首要知识的王者之尊，并引发1995年全球知识产业大崛起，出现了知识产业八大集群：
一，科学技术。二，信息情报。三，文化教育。四，传播娱乐。五，智能智慧。六，规划管理。七，咨询策划。八，思想设计。
第八大集群的思想设计，实质是讲，道德思想设计和法律思想设计。因为，在第一大集群的科学技术，已包含科技思想了。
这八大集群，都需要极高的智能。而前七大集群，都可利用机器智能来放大人的智能，唯独第八大集群思想设计，即道德思想设计和法律思想设计，不能利用机器智能来放大人的智能。所以，道德思想设计和法律思想设计，无需比拼电脑及软件，只需比拼个人的智慧，就能完成先进思想设计。而思想设计特别是未来思想设计，是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机器智能平均每五年就飞跃一次。自纳市创立后的30多年里，电脑技术几乎每3~5年，就出现一次更新；电脑，每5~8年速度提高10倍、可靠性提高10倍、体积缩小10倍、成本降低10倍，机器智能出现“10倍速变化”。人类知识，主要是科技知识，也被放大为约5年就更新一次。
如果，人的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跟不上科技知识和机器智能的高速前进，后果将不堪设想。
“10倍速变化”已使道德和法律思想家，无暇顾及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必须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人类的未来，设计人类未来的道德和法律思想方向。人的道德和法律思想必须要与科技思想赛跑，而且必须要跑在前头。
这也是思想家，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长时间与微软的盖茨电话交谈的原因；这也是幻想性的小说和电影，为什么能疯摩世界的原因；这也是小说《哈利•波特》的女作者罗琳，为什么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由一个生活困难、需接受社会救济的下岗单身母亲，一跃而为英国最富有的女性之原因。（早在2003年，罗琳就以4。53亿美元的财富，超越英女皇）
而知识产业八大集群，无不是以个人和显性知识为本。只要以个人为本，而不是以执政党或治者为本，就需要民主自由。
只有在民主自由环境下，知识（不管是显性或隐性知识），才能找到自己发展放大的空间。
美国将最大资源配置给显性知识精英，显性知识自然就成为美国人首要追求目标。
专制与民主的夺权方式及后果
专制与民主，由于产生政权的渠道不同，因此夺权的方式也不同。
共产主义由于提倡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巩固政权，而且只有公权力才可换取最大利益。于是，军人成为公权力核心和利益核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从军之路，军功成为利益分配的基石，所有重大公权力都由军方或有军方背景的党人掌握。再加上法律规定党指挥枪，更使党军混为一体，形成一个党军相互渗透的巨大利益集团，对付被治者的不满与反抗，既可用党的文的行政手段，也可用军的武力手段。
由于专制的最强利器----武装力量，掌握在党的手上，而不掌握在占人口95%以上的非党员手上，因此国家武装力量成了党的私有武装，而军费警费却要全国人民承担。加上公有制的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以及国家干部大部分由军队转干而来，然后再被分配到地方各级机关和企业执掌权力，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军人权力，比起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的军人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拥有德、日军人无法拥有的操控经济的巨大权力。
德、日的经济并不操控在军人手上，而是操控在大地主和资本家手上，大地主和资本家拥有的个人财富比军人高得多。
而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财富，已被收归国有。因此，军人成了最富有之人。加上机关和企业的权力，向军转干倾斜；而军人复员或转业后，依然受到军方某种程度的联系和控制。所以，军方的势力，几乎渗透到全国的各行各业之中。
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如此看重军权的原因。因为，只有掌握到军队，才能掌握到中国，才能掌握到自己的身家财产性命。
而党要掌握军队，就要在军中发展党员，所以军中党员比例也是最高的，起码占30%以上。而毛泽东又身兼党和军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就可以通过两条渠道来控制军队：一条是党的渠道，另一条是军的渠道。
而一切企图作反的人，之所以都败在毛泽东手下，就因为不能同时掌握这两条渠道。
彭德怀在军中有实力，但在党中实力不够。
刘少奇在党中有实力，其出版的《共产党员修养》比《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还要大；但其在军中的实力，不及毛泽东与林彪相互联合的实力。
林彪在军中的实力可说是最大的，中共大半江山几乎都由其打下；但林彪在党内却没有多大实力，因为林彪作反前，毛泽东已借助林彪在军中的实力将刘少奇打倒，毛泽东已取代刘少奇坐拥了党内的最大实力，最后凭借党内实力优势将林彪处于死地。
毛泽东正是凭着儒家的关系学，拉一派打一派，不断走向完全操控党军的皇者之路的。而维持党军的庞大费用支出，全由垄断全国所有资源的财政部支出。用全国资源，维系一个人的利益，这在中国以至于各国任何一个君主专制朝代都是办不到的，因此造成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大跃进造成如此大量人饿死，而毛泽东依然不用下台，还继续纵容并给机会他制造另一次更大破坏的“文革”之根本原因。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当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手里，而被治者又没有反制的权利和手段时，掌权人少少的错误，也会千万人人头落地。当治者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不得不自我纠错时，造成的破坏已追悔莫及。
由于缺乏外部的纠错机制，错误要由治者醒悟又要由治者一手包办纠错，违例者都被视为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而受到严惩，往往使错误的时间更长，破坏的面也更深更广。不同意见无立锥之地，错误也就更难预早发现。
所以，专制的共产社会主义，总是在不断的错误和不断的纠正错误中循环，将光阴白白葬送。被治者不停去适应治者的变化而无所适从，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的创伤，自信心被消磨贻尽，看问题不敢看长远，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和看得见的利益，对长远和看不见的事物缺乏深究之人，更缺这种环境。
因此，中国在神学、哲学、心理学、化学、生理生化学、微生物学、海洋学、宇宙学、微电子学和药理学，等等这些肉眼不见的领域往往最为落后。
中国传统的关系学和小集体主义，使人更依赖于人去谋取私利，而不是使人更依赖于物去谋取私利。人控制人最好而又最简单的暴力，就成为重中之重；人控制物最好而又最复杂的科技，就成为次中之次。
当人控制物，取得重大突破的蒸汽机时代出现后，中国便开始走向没落，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已不能以人多势众而打赢战争或打赢竞争了。
到电话和电极时代，再到1946年开始的信息时代，人控制物取得不断的惊人突破，中国就更加没落了。
但这些人控制物的成就，全在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的民主法治国家取得；而不在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和暴力专制盛行的集权专制人治国家中取得。
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抓住人类的第二怕（怕疼痛）弱点、第五怕（怕死亡）弱点和第四怕当中的怕不公平弱点，来实施管治。
而美国的民主法治分权制度，是抓住人类的五大怕弱点来实施管治的，当然主要是抓住人类的第一最怕（怕社会排斥）弱点来实施管治。
在共产社会主义制度里，只要战胜怕痛和怕死的恐惧而将敌人打死打败，就可成为国家领导人或得到更多权益。
但在民主法治分权制度的美国，不怕痛不怕死并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或得到更多权益。要成为国家领导人或得到更多权益，必须是战胜社会排斥恐惧的人。凡是那些经受过社会排斥考验的人，如经受过普选（短暂社会排斥运动）的人、如不惧社会排斥而勇于创新发明的人、如不惧社会排斥而坚持真理和维护公义的人等，才可成为国家领导人或得到更多权益。
暴力人治专制，造就的是不怕痛不怕死之人，人只要经受住疼痛和死亡的考验----战争，就能成为权力之王。
民主法治，造就的是不怕社会排斥之人，人只要经受住社会排斥的考验----普选，就能成为权力之王。
暴力人治是不定期的暴力考验（战争），谁的暴力强、谁杀得人多，谁就被最多人恨而成为权力之王。
民主法治是定期的社会排斥考验（普选），谁被社会排斥得最少、谁就获得最多选票，谁就被最多人爱而成为权力之王。
暴力人治，比的是恨，其愈恨得人多，其就愈杀得人多，就愈多人仇恨其，其权力就愈大。
民主法治，比的是爱，其愈爱得人多，其就被愈多人爱，就愈多人投票其，其权力就愈大。
在暴力人治专制下产生的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权力之王，都是不怕暴力所致疼痛和死亡之人。他们都是抓住人怕暴力所致疼痛和死亡的弱点来征服人，他们每暴力征服一群人就要杀一批人，随着被其暴力征服的人愈来愈多，其杀的人也愈来愈多，仇恨其的人也愈来愈多，其权力亦愈来愈大，但最后还是造仇恨者反被仇恨葬送。
在民主法治下产生的各国民选总统等权力之王，都是不怕普选所致被社会排斥之人。他们都是抓住人怕普选所致被社会排斥的弱点来征求选票（害怕被社会排斥之人是不敢参予普选去征求选票的），他们每普选征求一批选票就要爱护这一批人，随着被其普选征求选票的人愈来愈多，其爱护的人也愈来愈多，爱护其的人亦愈来愈多，其权力亦愈来愈大，最后还是爱护人者反被人爱护。
于是，同属暴力人治专制的共产社会主义专制，走向了以疼痛死亡为最大挑战的斗争方向。谁能战胜自己的疼痛死亡恐惧，比别人更不怕疼痛死亡，谁就能成为人上人。
因此，军人成为最崇高、最受尊敬和最大权益之人。疼痛及如何疼痛、死亡及如何死亡，就成为一切宣传作品刻意描述的重头戏。悲情和悲壮及仇恨这些心理情感，通过电影、广播、电视、纸媒、戏曲、音乐和舞蹈等传媒，向受众进行全方位大量的渲染灌输，使社会充斥在一片悲情与仇恨之中。治者抓住人类怕痛怕死的弱点不放，不断对这些弱点进行提示来产生恐惧心理和仇恨心理，使人们更崇拜治者和更仇视治者的敌人，使人们成为肯为治者去牺牲一切的不怕痛不怕死之人。
这种以人类怕痛怕死弱点，来维系的共产专制统治，被治者一切求生手段全部由治者掌握，使被治者求死容易求生难。被治者的生命价值在人类历史中被推向了最低值，治者完全靠被治者的廉价生命来维生，靠白骨来堆高自己的权力地位。一切都离不开个死字，一切以死相威胁，死充斥于整个社会，引来悲和恨也充斥于整个社会。被治者只能向治者求生，不能向大自然求生，因为大自然所有可见的生存物质都让治者控制了。
“人食人”，在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人食自然，却被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束缚。其经济，自然也一年不如一年。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共产社会主义极端时代，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为445元人民币，1957年为624元人民币，但到1978年仅为615元人民币，反而比1957年减少了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减少将更多。而1971年的军人却比1965年增长20%多，比1958年增长1．53倍。1958~1978年的20年间，占中国人口近90%的农村人均收入只有60元人民币/年左右，据世界银行1978年统计资料，中国位居世界贫困国家之列，位居第130位。
中国人民可以为了毛泽东，而不惜去斗争去死，可以将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集于他一人身上。但他带给被治者的：物质财富，是贫穷饥饿；精神财富，是唯我独尊被严密控制的思想。
如果当时是处于战争状态，一切以打败美帝苏修的战争为目标，那么毛泽东也只懂利用人去打仗，而不懂利用科学去打仗。因为，控制思想，是有利于控制人去为你而战；但控制思想，就完全封杀了利用科学去战的思想空间。
科学是不能靠控制思想来突破的，科学是靠实验来突破的。而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在实验结果出来前，是谁也说不准的。如果结果已有，实验就无此必要。而控制思想，实际上就是强迫人们接受一个理念：结果已有，而且这个结果是真理，无需再实验，实行就可以了。
不实验就停步，如果全世界都不实验，就全世界都停步；如果只有中国不实验，那么中国就退步。
而中国的退步，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讲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站在了中国权力和金钱的最高峰，中国不管是退步或进步，他依然站在这个最高峰，国家的进退对他来讲已没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是如何保住这个最高峰位置。
他也不是停止了所有人的实验，只是停止了别人的实验。他自己控制的军事科学实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由于为保住自己地位而控制思想，导致被治者的实验全停止了。这就使中国人的实验不及美国人的实验那么量多质优，最终不能用信仰（道德）、制度（法律）和科学技术打败美国。
而且控制思想，是一种非常短视和自私的行为，它摧毁了下一代进行道德实验、法律实验和科学实验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时代培养的人是最没实验精神的，也是最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时如此多假冒伪劣商品、侵权盗版、丧德和违法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个没有实验精神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切新知识只有在实验中来，真理是永不存在的，追求真理而不追求实验只会走入死胡同。
“文革”中，全民都在讨论和寻找真理，又找出什么真理呢？如果我们找到了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一事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但现实是，我们对大如宇宙、小如电子这些事物，都还有无穷的未知。我们连无处不在的最小物质----电子，都还不十分了解；对人脑、人类、地球、以至宇宙这些更大的物质，了解得就更少了，又怎能说是找到真理呢？
真理深究下去，可说是没有的，因为未知永远存在。有的只是接近真理，而要接近真理，只有通过不断实验才能做到，才能了解得更多近真的事物。因此，实验是应得到提倡和保护的，但实验应当不能损害他人。
人只有放弃征服人的动机，才能产生“征服”自然的动机。人应做自然界的主人，而不应做人的主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起码在权利（机会）上应该是平等的。
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如此落后，就因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并不是权利（机会）平等的。它首先在思想言论上就不是人人平等，而且治者强制灌输的是一种人征服人的思想，而不是人“征服”自然的思想。而民主法治之所以如此先进发达，就因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是权利（机会）平等的。它首先在思想言论上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思想言论自由，而且治者没有强制灌输任何思想，不管是人征服人的思想或人“征服”自然的思想，治者都没有强制灌输。
民主法治下的思想，完全掌握在个人的自由发挥中。这种自由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因为这样才可保证实验的量多质优。只要实验能量多质优，道德知识、法律知识和科学知识就会量多质优。当法律强制保护知识，利益就向知识倾斜，人们为了利益就会走上“征服”自然之道，而不是走上征服人之道。
况且，在民主法治的人人平等下，人征服人的专制已很难实现，想以此来得益也更为艰难。所以，民主法治虽然没有强制灌输任何思想，但民主法治会让人为了利益而偏向“征服”自然的思想，使人们走上“征服”自然的科学之道。这就是民主法治，为何如此多科学发明的原因。
反观中国的制度（法律），却处处限制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保护专制。走人征服人的专制之道，由于受法律保护而更易获利。于是，更多人愿意走征服人之道，不愿意走“征服”自然之道。在毛泽东时代，更连所有生产资料都由治者控制了，再加上思想早被严密控制，这就使被治者不管在软件或硬件上，都完全失去了实验的可能，使中国走上了无新知识产生的黑暗时代。
而美国此时，正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知本主义过渡。当全中国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之时，美国已迈入知本主义时代了。当中国对极其有限的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批斗，实验室和实验主持人正在急剧减少以及经费不足时，美国正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实验室和网罗全球的科技精英以及大量增拨科研经费。当全球愈来愈多国家实行共产社会主义制度，使到能被剥削的人口愈来愈少时，美国科学家找到了能被其任意剥削的替代品----微型电脑，解决了劳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当中国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等同一般工人的劳动而收入一致时，美国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收入提升至最高收入，并使其成为不受资本家剥削的知本家，鼓励人食自然，压制“人食人”。
当共产社会主义阵营的核武能打到美国本土并对其通讯构成严重威胁时，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和导弹防御系统。
当共产社会主义阵营跨台，新的敌对势力无法战胜美国军人而改为同归于尽恐怖袭击美国本土的平民目标时（9．11事件），美国一改以往后发制人战略而为先发制人战略，先后攻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又向前扩张了一大步。
暴力人治专制，只注重人类的表象----生与死。所针对人的弱点亦只是怕痛和怕死，并以此来夺取政权，或者共产主义再针对人的多一样弱点就是怕不公平。而对人类怕社会排斥、怕骗、怕不公义当中的不公正和不公开等这些怕，它并没有针对性的对策。
共产主义用暴力的死伤威胁，去达到平均主义的物质财富公平。结果，物质财富的不公平只是被暴力的不公平取代了，社会的不公平只是在不同的阶级之间转移，并没有消失，相反还变本加厉。
用暴力没收富人财富这种不公平，比剥削这种不公平更不公平，也更为明显直接。这导致了“人食人”的恶性复仇和自相残杀等行为的此起彼伏恶果。
而民主法治，更注重人类的里象----如何生与如何死。它所针对人的弱点是怕社会排斥、怕痛、怕骗、怕不公义（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和怕死这五大怕。
它不是用暴力去摆平一切的不公义，而是用民主行政、民主立法和民主司法去摆平一切的不公义。民主，使到这种摆平公义的方式是公认公义的，各方心服口服，从而终止“人食人”的恶性复仇和自相残杀。
针对人类怕社会排斥，它采用了普选的对策，将排斥大多数的人排斥于公权力之外。针对人类怕痛，它采用了限制暴力和重视医药的对策。针对人类怕骗，它采用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对策，使恶骗能被马上戳穿。针对人类怕不公义，它采用了人人平等，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都公义的对策。针对人类怕死，它采用了重视生命、重视行善积德和神化死后归属（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对策。
民主法治这种种针对人类五大怕弱点的对策，使公民生活在一个不那么恐惧和仇视的和睦环境下。结果，减少了“人食人”的恶性复仇和自相残杀等行为，催鞠了人食自然的行为，带动起道德、法律和科学的进步，社会因此而加速向前进化。
民主才能政治实验、自由才能科学实验，中国、苏联各走各道而且将更为艰难
正是民主带来的全民政治实验温和环境，以及自由带来的科学实验优异环境，才使美国用很少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就过渡到知本主义，并没有对政局和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反而为1990年代经济加速打下了良好基础。
美国走的是实用主义改良路线，依靠的是民主形成公民重实际、重实验、多元化、反权威和反传统等实验精神及创新精神。
知本主义在美国实践，将美国人的发明和创新推向了一个更高境界。今日人类文明中所普遍享受的东西，特别是信息时代所享受的东西，已有很大一部分由美国人发明。
而知本主义的知识经济，将利益向知识分子倾斜，知识分子创造了更多新知识，更多新知识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巨大生产力造成通缩是其普遍现象。
反观共产主义在计划经济时代，利益是向党员军人倾斜的，党员军人并不会创造生产力，相反是在消耗生产力，积弱的生产力造成通涨是其普遍现象。
所以，随着知识经济、信息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美国政治改良和利益分配调整的不断公义化，美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改变将会越来越大，其正面的影响力也使各国争相仿效。
民主资本主义特别是民主知本主义的出现，为人类带来极其丰富多彩的物质享受和生活便利，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物质奇缺和生活不便形成巨大反差。这巨大反差使其被治者不满，使生产力不断下降，导致物质更缺，使生产力与物质奇缺出现恶性循环。
在经济上，共产主义阵营已输给了民主资本主义阵营。
而在军事上，共产主义阵营同样输给了向知本主义过渡的民主资本主义阵营。共产主义阵营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全部资源建立起一个超级军事化大集团。
但这种以人海战术占优的超级军事化大集团，却难以抵挡知本主义信息化下的精确军事打击。再大的外围集团都不能使核心主脑，免遭精确军事打击。不重视知识分子，使共产社会主义阵营信息化极为落后，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其军事上出现了极大漏洞，在军事上较量已必败无误。
共产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军事的双重挫折下，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强和最大的共产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改革之道却极为不同。
苏联走的是政治改革优先，中国走的是经济改革优先。
苏联和中国，都曾对知识分子实行过残酷逼害。共产主义颠扑不灭的真理教化，使国民的实验精神丧失贻尽；法定的思想，使政治改革就必须要伤筋动骨，不可能走美国的实用主义改良之道。苏联和中国，不要说实行民主知本主义，就算是实行民主资本主义也困难重重。
如何将约束生产力的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如何将公有和集体资产，发还给共同作出贡献的全体已属无产者的人民？利益重新分配，是向权力倾斜？党员倾斜？军人倾斜？知识分子倾斜？资本家倾斜？还是外商倾斜？都决定着分配是否公义和国运的走势。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实行的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政经制度。执政党掌控的资源实质就是国家的所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在人类政党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控制如此多的资源。执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控制性、垄断性和团结性等，是世界任何政党都难以匹敌的。
由于执政党掌控了国家所有资源，操控了七大公权，国内的党外不同政见者，如想自组政党与其竞争来改变制度，简直是天谎夜谈，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因为，资源相差太远了，权利（机会）相差太远了。
所以，共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改革，只有执政党才有实力进行改革，党外人士和国外势力只能起压力团体的作用，是无能力参予根本改革决策的，暴力革命就更无可能。因此，共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进性和彻底性将更为艰难，因为自己掌自己嘴巴都会留力。
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权益重新分配。国家通过权益的重新分配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使国家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权益。
而一国在世界上能占有多大权益？是凭实力决定的，而最大的实力，就是显性知识实力。
而显性知识实力，是由道德知识、法律知识和科技知识，这三大类知识实力之和构成的，这三大类知识又互为因果的。
因此，只有这三大类知识实力进化，才有显性知识实力的进化，之后自然就会有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后才能在世界上占有更多权益。
要创造道德知识实力，必须宗教、媒体和教育的思想言论自由；要创造法律知识实力，必须民主法治分权；要创造科技知识实力，必须学术自由、经济自由和知本市场构建。
（一）中国的改革模式
中国走经济改革优先之道，实际上只强调科技知识实力。没有强调道德知识实力和法律知识实力。
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和经济自由都有了，现代高科技企业和新派建筑物也大量冒起，经济在引进外国科技知识后高速发展。
但由于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法治分权，道德知识实力和法律知识实力就并没有提高，这反过来又压制科技知识实力难以创新提高。再加连资本市场都没有构建好，就更不要说构建好知本市场了，这从资源配置上又拖了科技知识实力后腿。
所以，在显性知识实力总构成上，中国实际上只靠引进外国科技知识来支撑。而引进外国科技知识，是以开放市场为代价的。当高科技产品市场被外国占领，或外国封锁科技知识输入中国，中国就一点显性知识实力也没有。
因此，中国迈向强国之道，还有漫长的艰难之道要走。
（二）苏联的改革模式
苏联走的是政治改革优先之道，实际上只强调道德知识实力和法律知识实力。没有强调科技知识实力。
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法治分权它都有了，道德知识实力和法律知识实力就有很大提高。
但它没有急于开放市场来换取西方的科技知识，因此经济没有起飞，还导致苏联解体为15个独立国家。俄罗斯作为原苏联的主体，在政治改革初期，经济更大幅倒退约50%以上。
所以，苏联的政治改革优先之道，同样是一条艰难之道。
但它的总显性知识实力，在不依靠外国的情况下是向前迈进的，因为在知识前进的道路上它已扫清了一切障碍。
俄罗斯就算是科技知识原地踏步，其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还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的，当其科技知识追上来后，它就是一个强国。
苏联解体后的15个独立国家，有个别国家在近年还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但不管是经济改革后的中国，还是政治改革后的俄罗斯，它们想在科技知识上超越美国，都是非常艰难。
因为秤其量，中国也只刚刚进入到专制官僚资本主义阶段，俄罗斯亦只刚刚进入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与美国的民主知本主义阶段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民主知本主义之所以催生科技知识，是因为科技知识需要大量和不断的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需要大量的资金，但科技人员努力追求的是科学新识，而不是金钱利益。所以，科技人员实际上可说是没有资金实力的无产者。科技人员靠工资奖金收入积蓄的弱小资金，是不可能做大实验，更不可能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虽然，产业化成功后赚取的利润庞大，成功后就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新的科学实验中。但产业化需投入的资金非常庞大，科技人员不能独力承担。
做大实验和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这两种资金来源，不可能由科技人员独力承担，但可以靠国家拨款和向社会筹集解决。国家拨款由于效益性和公平性极差，受到广泛质疑而难以全面实施。
因此，做大实验和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这两种资金来源，只能靠科技人员向社会筹集了。
那么，科技人员怎样向社会筹集资金呢？民主知本主义就培植了一个，专为科学实验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筹集资金的知本市场，就是纳斯达克市场。
通过纳斯达克市场，能将一国最大的资金，配置给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者。科技人员有庞大资金支持，自然就可做更多科学实验，科技知识就被催生。科技成果产业化者有庞大资金支持，自然就可做更大规模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大规模生产使产品成本下降，就可获取更大利润。
中国由于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法治分权，在知识前进道路上还有重重人为干扰的障碍，而专为科学实验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筹集资金的知本市场，又没有培植好。
现时，在中国掌握最大资本的，依然不是科学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者，而是房地产经营者和中低技术大企业的经营者。
在中国，从事科学思想、科学实验和科技应用产业化这三个环节的人，依然严重缺乏资金，科技知识的产生和应用就远不如美国。
俄罗斯在显性知识前进道路上的情形，虽比中国好。但它在知本市场上的情形，比中国也好不了多少。
当美国资本拼命向属于显性知识的科技知识倾斜时，中国和俄罗斯的资本却拼命向属于隐性知识的管理知识倾斜。在科技知识的竞争中，又怎不会越来越艰难呢？科技知识落后了，就经济和军事都落后。
国民劣根性是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
面临社会大转型的中国，朝野的多数都认同一个奇怪的伪命题：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
杨恒均先生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就“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一题询问过若干成年人，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惊人的相似。当问及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中国人时，答案都是“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但当问及他自己时，都很自信地回答自己适合民主？
最后调查的群体都认为自己素质高适合民主。
如果调查的群体扩张到整个中国人群体，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都认为自己适合民主。
于是“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观念误区不攻自破。
中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族群，在面对世界时妄自尊大颐指气使；面对同胞时妄自菲薄唉声叹气；面对自己时则唯我独尊自以为是。
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基本认识是：素质低，生得贱，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救药……
所以中国人只能高压统治？民主也许适合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但就是不适合自己的同胞？
要想实现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在国民劣根性未消除国民素质未得到切实提高之前搞民主只会出乱子闹分裂？
问题是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能够大幅度提升国民素质吗？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高于中国，是因为这些国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缘故。中国公民素质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为中国没有从专制走向民主。
民主国家不是先有国民高素质然后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国民高素质，也就是说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药方。
中国人之所以总体素质不高，是因为长期专制统治的恶果。
如果因为国民素质低的原因而摒弃民主，那么我们的国民素质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因为专制是国民低素质的根源，民主则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中国只有走向民主，国民素质才有提高的可能。虽然不能在一个晚上变成文明人，但却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质建设的良性循环。”
人性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性。
社会体制是一个人的生存成长环境，一个群体的总体素质是由其生存成长环境决定的，绝大多数都是环境的复制品，只有极少数例外。
一群花季少女如果不幸落到妓院里并且短期内无望逃离，那么她们都会堕落成妓女，也许有极个别例外。至于从小就在妓院里长大的女孩则根本没有例外。
所以在妓院里责骂妓女无耻麻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妓院无耻是体面的介绍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证。在妓院里企望提高妓女素质则无异纸上谈兵。要想提高妓女的整体素质，首要条件就是让她们离开妓院步入正常社会。
同一个族群，因为所处的社会体制不同，整体素质也有天壤之别。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南北朝鲜。南北朝鲜的国民素质在60年前不相上下，近二十年才明显拉开距离。
北朝鲜的多数国民不是疯子就是白痴；南朝鲜则是一个绅士和淑女的国度。两国国民素质的差距就象南极和赤道。
南朝鲜的国民素质也不是和北朝鲜分离后就大幅提升的，而是近二十年才和北朝鲜明显拉开距离，因为近二十年南朝鲜走上了民主法治之路而北朝鲜依旧逗留在独裁专制的黑夜。
所以国民素质是社会体制的果实。民主法治体制能大幅提升国民素质，专制独裁体制只能使国民走上堕落退化之路。
所以等到国民素质提高后再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想法就和先得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给你言论出版自由一样荒谬。
中国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民族劣根性，主要是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结出的恶之花。
现代特权权专制体制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无耻是体制的介绍信，麻木是生存的通行证”；一个专门和智慧良知作敌的体制；一个只造就暴发户不培养绅士贵族的体制；一个多数人才只能被埋没清除的体制；一个当官就只能说谎讲空话套话的体制；一个连学校和寺庙等精神殿堂也堕落成骗钱猎色陷阱的体制……
特权专制体制只会使国民素质永无休止地下滑，直到象北朝鲜那样堕落成疯子和白痴。
要想告别国民劣根性，首先得告别落后过时的特权专制体制。
指责国民素质低，就和鸨母指责妓女淫荡一样本末倒置。
中国官员的腐败在整个人类世界无与伦比，你能因此说中国的官员天性邪恶吗？非也，他们中的多数一样有正义和善良的一面，是“奖善惩恶，劣胜优汰”的落后专制体制限制了官员宏扬人性实现自我，使他们不遵从恶劣潜规则就难以在官场混下去。我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贪官到了美国一样会成为清官；美国的绝大多数清官到了中国一样会成为贪官。
你能说中国官员都没有才能吗？非也！中国上任总理朱镕基是孤胆英雄；现任总理温家宝是本人发自肺腑敬重的开明政治家。同样是落后过时的官僚体制限制了官员不受干扰地发挥自己的治国才能。
所以诅咒贪官腐败渎职不如为告别“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特权专制体制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不称职的父母，没有不称职的孩子。
只有不称职的政府，没有不称职的国民。
只有邪恶的制度，没有天性邪恶的民族。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称职的政府和父母，只有相对称职的班子和家长，因为一个国家不会没有一个不称职的国民和孩子。
所以指责一个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有贪官也有腐败一点意义也没有，纯粹是为了转移国民视线。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府来说，贪污腐败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文明进步的国家能努力把贪污腐败缩减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腐败只是个别现象且无大贪长贪。专制落后国家腐败则大面积存在，大贪特贪长期作案者大有人在。
中国腐败官僚津津乐道的美国新泽西州惊天腐败案，落网的最大贪官州长的腐败总金额只有2.5万美元，而美国外科医生的平均年薪是22万美元，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外科医生一个多月的薪水。按中国的标准，相当于一个省一把手贪污总额不到一万元。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腐败的比例和幅度比我们小一些，就是我们学习仿效的榜样。
别再抱怨指责中国人素质低有太多劣根性了，因为他们都是特权专制体制的受害者，抱怨指责他们还不如为告别“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特权专制体质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