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回答《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反腐败形势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腐败越查越严重、越查越多”。

　　笔者也打心里希望在反腐败的重拳之下，腐败这一毒瘤能越来越少，甚至得到遏制。但眼见着一个个高官的落马，一个个腐败分子的铲除，却并没有令人民群众感到振奋，这是为什么？笔者想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吧。

　　一是在党内还有腐败分子存在。

　　大家应该记得，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起反腐败大案的两个主角。毛主席对刘、张案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的处理，并对给刘、张二人说情的人说：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功劳大、地位高，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处决刘、张二人后，全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是因为我们党内纯洁许多，同时也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党风党纪的教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是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不大。

　　腐败与反腐败，是从来都是一场严峻的较量，中央在反腐败上决心很大，但为什么反腐败长期、复杂和艰巨？也与国家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不大。大家知道，在我国，对犯罪人的认罪量刑，还存在弹性，甚至于有权大于法的现象，这就给许多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旦东窗事发后，则想方设法减轻处罚。可以说，99%的腐败分子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他们属于知法犯法，因此对于这些腐败而犯罪的处罚，在量刑上理应更高才对。但事实上，有多少腐败分子，比刘、张二人的罪行更恶劣、影响更坏、更不可饶恕，如果搁在建国时期，也早被枪毙了，但他们在今天的法律制度之下，都保住了性命，而保全性命对这些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来说就是胜利。当然，今天的司法制度已经不同于建国时期，体现人权与民主，但如果问题严重到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要他俩，还是要中国？”的地步，怕是想杀也来不及了。

　　三是人民群众还不能真正与党中央一道，参与反腐败斗争。

　　在我国，我们常称一切为了人民，把依靠人民、让人民监督挂在嘴边，但真正落实起来到底怎样呢？我们鼓励对腐败分子进行举报，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举报腐败分子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安徽阜阳的举报人李国福狱中非正常死了；浙江萧山的举报人裘金友被逼成精神病人了；四川省武胜的举报人龚远明被人砍死了；湖南长沙的举报人金刚惨遭毒手……这样的例子太多，“举报”已经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如果举报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谁还敢举报？要让人民群众真正敢于参与腐败的监督，就必须保证举报的渠道安全可靠，甚至要在经费上、具体措施上保护举报人的权益。

　　说到举报，不能不提信访。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一直是纪检部门发现案件的主渠道，在揭露腐败、提供案件线索乃至查清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各级都设立了信访部门，但许多案件却得不到解决，以至出现越级上访现象。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各级自己检察自己、自己处罚自己。群众信访都这么难，想想反腐败的举报会容易么？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能成为一个“空”字！

　　反腐败你关心、他关心、中央关心、政府关心，反腐败必须建立、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机制，同时反腐败迫切需要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国家是人民群众的，不论谁的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应该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对他们出现的腐败问题要象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党、政府不能掩盖真相，千万不要失去公信，更不能对打压举报人、信访人的行径置若罔闻，否则就会出现党和政府反腐，百姓噤若寒蝉的现象。（成文于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