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开拓新空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力。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这样一个重要信号：今后一段时期，城镇化将在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围绕“城镇化”逐步展开，并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城镇化进程要稳妥推进，不能“各唱各的调”，防止城镇化之路走偏甚至异化为“农村边缘化”。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将起长期带动作用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高增长后，又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率先企稳回升。要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下一步如何拓展发展空间？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提高城镇化的持续投资将起到长期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约10%提高到大约45%，但与发达国家78%和世界平均49%的城镇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厉以宁算了一笔账：今后中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以后，城镇化率大约达到75%。要知道，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有2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就业。这将是多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此外，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增长，还可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带来消费扩大、促进社会和谐，可谓一举多得。

　　城镇化道路是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下的城镇化道路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前提。

　　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纠正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既要避免人为设置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阻碍，又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仅凭个人意志“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建设。尊重市场选择、运用市场机制是防止城镇化进程出现偏差最有效的手段。

　　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城镇化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管理应以市场为基础，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城镇化的质量管理则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

　　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立市场化的城市发展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组织调控体系，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和完善城市发展的内在调节机制。要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发展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统一市场，通过市场体系的发展促进城镇建设和城镇体系的完善。政府要转变职能，主要承担公共投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职能，加强公共产品领域建设。

　　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要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道路是保护资源环境、集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推进集约型的城镇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

　　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把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推动城镇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向以内涵增长为主的集约型转变。

　　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汲取国外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地、节水、节能和环境友好的集约型城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重视城镇建设的质量和功能，引导城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好大喜功、互相攀比，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进程要稳妥推进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到“推进城镇化”时，除冠以“积极”一词外，同时还强调了“稳妥”。

　　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点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加以重视，要坚决防止缺乏规划，一哄而上，造成经济波动、社会动荡；要坚决防止城市配套设施和管理跟不上外来人口的增加，造成城市就业、住房等压力过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谈到城镇化进程时建议，由于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应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城乡统筹、农民工向城镇居民转型方面进行更多试验，并从中发现和总结出好的做法和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提出，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重点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不能各唱各的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一位人士对媒体表示，“城镇化”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最早由辜胜阻在其1991年的论文《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提出。

　　“与‘城市化’一样，‘城镇化’概念至今亦尚无统一概念。”这位人士表示，近5年来，关于“城镇化”的概念至少20种以上。

　　在概念“百家争鸣”的同时，各地城市化在实践上已经各唱各的调。

　　除了上述的杭州之外，浙江的“造新城运动”，其地级市如台州、县级市如慈溪、上虞等都积极谋划新城发展。仅慈溪的新城规划面积就达2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其现有建成区面积32平方公里的6倍多。

　　相比之下，“三农”负担较重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发展省会等区域中心的同时，更多的精力不得不放在解决县域经济、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上。

　　“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胡弼华表示，在中西部省份，中小城镇化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消除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

　　胡弼华认为，目前中小城镇化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市场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土地、资本、人力等基本生产要素还没有实现自由流动，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小城镇化的自然进程。”

　　但对于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说，中小城镇化之路似乎过于奢侈。

　　“比如在浙江，空间组织成本就很高，这需要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也要很高。”金祥容说，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使得浙江这样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地区多选择大城市化的道路。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徐剑锋则对媒体表示，最早在浙江实行的“省直管县”改革后来即遭遇尴尬，尽管县域经济得到加强，但影响了区域中心的资源优化配置。

　　前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人士认为，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还是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科学制定规划，不能全国一盘棋。“这不是‘折中’，而是国情。”

　　城镇化不应是“农村边缘化”

　　有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至6倍左右”。发布这组数据的中国社科院《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如是说。

　　这组数据让人深思：城市化、城镇化在加速，城乡差距为什么也在拉大？从乡村社会步入城市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独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奋力前行，在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与融合中拓展空间……在中国，城市化所承载的，不仅是发展经济，还有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

　　然而，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可能在一些地方被忽略了。本应该经济、社会、制度一体推进的城市化，在有的地方变成了“摊大饼”式单纯的“空间城市化”。在指标考核的推动下，城市化变得直接为GDP服务，甚至把城市化等同于统计学意义上数据、指标的“城市化”。

　　撤县建区、镇改街道……本来应该是产业、经济推动的城市化，变成了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推进。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然缺位……

　　这也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过分追求占地广、人口多，将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优化。同时，城市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资源，乡村的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其结果是城乡之间愈发不平衡。

　　还有些城市化，看上去很美：乡镇通了高等级公路，电视、网络进了村寨，有的地方还建起了“别墅级卫生院”……但有形的界限模糊了，无形的鸿沟却依然存在。城市和农村，产业发展政策、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是户籍管理方式，都泾渭分明。

　　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也同样不容忽视。正如蓝皮书中分析指出的那样，一些城市发展先天不足，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工业产业需求萎缩，城市经济将陷入萧条，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失业将加剧，农民工群体生活更加困顿和艰辛。

　　当前，推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有助于尽快启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也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增长空间。但在席卷而来的城市化浪潮中，只有践行城乡一体化的规划与建设理念，才能有真正高质量的城市化。

　　城市化、城镇化不是为GDP服务，更不是为了制造“城市巨无霸”。在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更应看到，城市化是要造福民众、科学发展。只有认清这个问题，中国广袤的乡村才不会因城市化而被边缘化，广大农民才能享受到城市化的果实，城市化、城镇化也才因此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