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究竟是指哪位英雄?


 

刘桂明按语:

  2011年6月7日9时53分,一位叫做彭富九的将军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不管是对军方来说还是对我们永新来说,这都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他的传奇就在于在秘密战线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在于他与其他40位从我们永新走出来的将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6月15日,我从杭州飞回北京,立即与其他永新同乡一起赶往将军的家里。将军的家坐落于香山脚下,家里已经设置了肃穆庄严的灵堂。灵堂已经摆满了来自军界、政界乃至家乡的花圈,我们向这位传奇将军鞠躬致意。感谢他为国家和家乡所作出的贡献。

  在彭富九将军的遗像前还摆放着他喜爱并且终生为之奋斗的发报器材……

 

  

彭富九: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2006年08月08日 17:48:31  来源:新华网
这是88岁高龄的彭富九在北京家中(2006年7月20日摄)。新华社发(彭宏远摄)

    新华网北京8月8日电(记者黎云)88岁高龄的彭富九最钟爱的东西,是一个老式发报电键。在他看来,“滴答”的发报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这位当年红二方面军的优秀报务员,至今还能用他已经不太灵敏的手指在发报机上动情地弹奏莫尔斯电码。

    “他们想抄我的电报都跟不上,我发得快。”老人指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学报务的儿子说。

    1932年12月中旬,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神秘地找到读过几年私塾的彭富九,推荐他去干一份“特别的工作”。

    “考官跟我说每天可以吃四顿饭,没事了还可以听戏。”彭富九回忆说,“我接过耳机一听,果然听见国民党电台里传来唱戏的声音。”

    就这样,彭富九成为了红六军团第一批10名无线电学员之一。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成了他们的教官。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彭富九已是红6军团电台队长。

    “电台是英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彭富九回忆说,“贺老总特别重视电台,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我们做饭。”

    然而,就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前后,彭富九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17岁的电台队长彭富九急得团团转。

    说起这段往事,彭富九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岁月中:“我不停地发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我们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

    无奈之下,彭富九飞跑着去找贺龙。

    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这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从洪湖根据地出来的时候,电台丢了,在和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时间里,贺龙带着红三军东奔西走,吃尽了苦头。

    贺龙曾多次对电台的人说:“我宁愿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了电台。”

    彭富九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六七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

    彭富九激动地马上用明码连续不断地联络:“我是26分队,我是26分队。”当时,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代号是26分队。

    “我生怕中央不理我,都没用密码,直接用了明码。”彭富九回忆说。

    中央的电台终于回复了,彭富九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中央也发来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二、六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

    彭富九的表现让贺龙喜上眉梢。他大笑着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彭富九的手上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李达很快让人用缴获的英国蓝呢料子给彭富九做了一件大衣。彭富九穿上漂亮的蓝呢大衣,一下子成了红二、六军团的明星人物。大家都羡慕地送了彭富九一个别号——“大少爷”。

    “可惜怀表在过金沙江的时候掉进了江里,大衣在过草地的时候也丢了。”彭富九不无惋惜地说。

    张国焘分裂南下以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和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当时的联络手段受限,红二、六军团对这件事并不知晓。

    “四方面军电台的呼号、密码与中央红军都是一样的。”彭富九回忆说,“所以我们把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成是中央的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了陕北。”

    1936年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电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甘孜与之会合。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作北上动员时,仍然以为一、四方面军都在甘孜,于是鼓励大家说:“等到了甘孜,红军就有8个军了。”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我们红二、六军团都是拥护党中央的。”说完这句话,彭富九拿起放在手边的发报电键,在长短相接的“滴答”声中说:“我发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彭富九将军有关个人资料

百科名片

  彭富九,江西省永新县人,1917年1月出生(农历1916年12月初四日),1933年由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六军团电台队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第二局研究员、副处长、系主任,晋察冀军区二局副局长、局长,华北军区、中南军区二局局长。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局长、副部长,总参谋部三部部长兼解放军外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总参谋部三部政委。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个人简介

  1918年,彭富九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高溪乡梅花村贫农家庭。10岁那年他参加了儿童团,任区儿童团团长,1931年任永新县儿童局书记。

  1932年12月,萧克从中央军委带来一台50瓦的电台,湘赣军区立即在永新县城办了第一期训练班,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推荐彭富九参加了训练班。这期学员共8人,学成之后,彭富九担任红六军团无线电报务员、红二军团报务主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

  1934年8月,彭富九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1935年6月,国民党恩施“剿匪”司令部的徐源泉和张振汉的41师之间的联系电报被彭富九等人破译,为红军消灭41师并活捉师长张振汉作出了极大地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彭富九都在军委二局工作。军委二局负责侦察工作,彭富九在二局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一处副处长、干部科科长、系主任。

  解放战争期间,彭富九到晋察冀军区,任二局副局长、局长。

  1947年10月,彭富九亲自翻译了一份关于国民党第三军及第十六军的进军策略的电报,为晋察冀野战军大败国民党第三军作出了关键性作用。

  1949年,在衡宝战役中,由于彭富九分析出了白崇禧部队的作战意图,从而帮助第四野战军赢得了胜利。

  1952年,总参谋部下设技术部,彭富九调到北京,任技术部一局局长。

  朝鲜战争时期,彭富九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情报保障工作,开展对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多国部队的多种文字翻译、情报技术侦察工作。后因技术部主要领导发生了问题,一时形势混乱,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不久李涛出任技术部部长,彭富九升任第一副部长。

  1955年,彭富九被授予少将军衔。同一年,技术部改为总参叁部。

  1959年,由李涛提议,出任总参叁部部长。彭富九一度离开过叁部,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但最后又回到叁部,先后担任部长、第一政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个人经历

  1932年12月,萧克从中央军委带来一台50瓦的电台,湘赣军区立即在永新县城办了第一期训练班,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推荐彭富九参加了训练班。这期学员共8人,学成之后,彭富九担任红6军团无线电报务员、红2军团报务主任、红6军团电台队长。整个抗日战争,彭富九都在军委二局工作。军委二局负责侦察工作,彭富九在二局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一处副处长、干部科科长、系主任。解放战争,彭富九到晋察冀军区,任二局副局长、局长,彭富九当时没有能够破译傅作义偷袭张北的情报。北平解放后,他找到傅作义原办公室主任,才知道傅作义怕失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自己另搞了一套密码,故意把电报搞得颠来倒去,把签名和时间插在电文里,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傅作义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从而得知我军主力在张家口西南面,而张北空虚。1947年2月,晋察冀军区2纵和4纵主力向固城、漕河、徐水一线出击,迫使敌53军和22师东移,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河地区的敌94军,出现了歼灭大股敌人的有利战机。聂荣臻立即命令杨成武指挥3纵、4纵迅速北进。3纵、4纵连夜强行军70多里,包围了姚村地区的敌94军及5个团,敌我兵力对比是叁比五。当我军正要发起总攻时,突然误传姚村被围之敌已突围向东逃窜。3纵、4纵自行撤围,分路追击。至发现情报有误,部队已无法收拢,丧失了歼敌战机。彭富九回忆说:姚村战斗,电话上报告,敌人跑了。聂司令员问我,我说,敌人肯定没跑,敌人的电台还在工作,正在发出“SOS”紧急呼救信号,向北平求援说“姚村被围,火速增援,非常危险!”但前面部队都去追“逃敌”去了,天快亮了,已经出去很远。为这个,2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不容易。

  1947年10月,我地下工作人员从石家庄发来特急密码电报,彭富九亲自翻译,该电说敌3军和16军1团将于近日沿北汉线北进。杨得志问情报是否可靠,彭富九作了肯定的回答。彭富九又通过电台收到敌军的几个密码电报,通过破译,确定了敌3军向北行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杨得志将缴获的一支手枪和一件雨衣送给彭富九说:老彭,干得不错,这一仗没有你们准确的情报,不可能会这样顺利地取得胜利。彭富九后来任华北军区二局局长、中南军区二局局长。1949年6月,白崇禧主力4个军驻扎衡阳、宝庆一带。四野首长要求二局搞清白崇禧下步战略动向。彭富九把我军电台截获到的敌往来电报逐一细看,彭富九老人在家中发现白部电令各军给团以上单位发五万分之一的广西地图,白部电告广省政府报告广西各地粮仓存粮数,白部要求汇报广西各地桥梁负重量。彭富九判断白崇禧欲退回广西。为防止白部退回广西,四野采取了稳住敌军,远距离迂回包围,截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此时敌潜伏在武汉的一个电台被破获,彭富九监督敌电台台长发报,慌称四野士兵多系东北人,到南方来水土不服,疲惫不堪,伤病很多,部队已发放冬装,正在休整,未发现有重大行动迹象。白崇禧接电后信以为真。罗荣桓说:彭富九所领导的二局的工作,对取得衡宝战役的胜利功不可没。1952年,总参谋部下设技术部,彭富九调到北京,任技术部一局局长。彭富九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情报保障工作,开展对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多国部队的多种文字翻译、情报技术侦察工作。后因技术部主要领导发生了问题,一时形势混乱,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不久李涛出任技术部部长,彭富九升任第一副部长。1955年以后,技术部后改为总参叁部。1959年,由李涛提议,41岁的彭富九出任叁部部长。彭富九一度离开过叁部,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但最后又回到叁部,先后担任部长、第一政委。过去彭富九的履历很少披露,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萧克评价彭富九说:知者不说,不知者无从说。彭富九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个人事迹

帮助红军活捉张振汉

  1935年的6月,红军部队派出一个团,佯攻湖北宣恩县城,如果打下宣恩,将直接威胁国民党徐源泉“剿匪”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徐源泉马上调张振汉的41师救援,张振汉给徐源泉发电报说,他将兵分三路,可以很快就赶到中堡。

  然而,这份电报被彭富九他们破译,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昼夜急行130里,赶到中堡,在那里布下伏兵。经过三昼夜激战,红军消灭了41师并活捉了他们的师长张振汉。

野战军与第三军的战争

  1947年10月中旬,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围攻敌军在河北的重要军事据点徐水,主力则集中在徐水以北地区待命。14日,敌以5个师的兵力从北平出发驰援徐水之敌,我军在徐水、容城之间与该敌打成对峙。正在此时,我地下工作人员从石家庄发来了一份特急密码电报,彭富九亲自翻译,内容是:驻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及第十六军一个团将于近日沿平汉线北进,似有策应北平援敌之意图。

  彭富九将情报告诉了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后遵照杨得志的指示,通过电台又收到了敌军的几个密码电报,通过破译,证实了敌第三军的北进行动。

  野战军首长根据这些情报,断定敌第三军想趁我军与北平援敌对峙之时,从背后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野战军首长决定将计就计,抓住敌第三军孤军北进的有利时机,以少部兵力仍在徐水地区阻击北面之敌,集中主力6个旅,轻装兼程南下,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20日拂晓将北进的第三军包围在清风店地区。激战两昼夜,全歼该敌,生俘敌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共11000余人。此役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

衡宝战役功不可没

  1949年6月,白崇禧部主力4个军驻扎衡阳、宝庆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首长分析白崇禧部面临的几种选择:1、撤往云南、贵州;2、撤至海南岛;3、死守老窝回广西;4、在中南地区与共军决战。针对这一情况,首长交给野战军二局局长彭富九一个特殊任务:迅速搞清白部的下步战略行动。

  彭富九把截获到的敌往来电报,逐一细看,仔细分析研究,其中有3份电报的内容引起了彭富九的注意:一份是白部电令各军给团以上单位发五万分之一的广西地图,再一份是白部电告广西省政府报广西省各地粮仓存粮数,第三份是要广西省报各地桥梁负重量。彭富九如获至宝,赶紧把这几份电报面呈野战军首长。

  野战军首长据此分析断定,白崇禧想回老窝——广西。

  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稳住敌军,远距离迂回包围,截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决定第十三兵团取道沅陵、芷江,第四兵团取道酃县、安仁,从东西两面迂回到敌后,以截断敌退守广西之路。当时敌特潜伏在武汉的一部电台被破获,并俘虏了敌电台台长。彭富九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野战军首长,首长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当知道敌人尚未发觉该台已被破获,即决定利用此电台,发假电报,迷惑敌人。

  彭富九亲自监督敌电台台长发报,电文谎称:四野士兵多系东北人,到南方来水土不服,疲惫不堪,伤病很多,部队已发放冬衣,正在休整,未发现有重大行动之迹象云云。

  白崇禧部收到电报后,信以为真,认为四野不会这么快南下,于是放下心来,继续修筑工事,以图固守。
  10月14日,衡宝战役打响,歼敌4个师47000余人,使白崇禧部受到致命打击。[1]

家乡情怀

  彭富九关心家乡梅花人民群众的疾苦,为梅花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是一位倍受群众崇敬和爱戴的老将军。

  1983年下半年,彭富九第二次回乡探亲。在此之前的1982年,这里曾遭受大洪水的袭击,公路被毁坏,桥梁被冲垮,许多农田被毁还未修复,有些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对此,他在梅花村主动召集村干部商讨开展生产自救,恢复生产,修复水毁公路桥梁的办法。由于梅花村子小,是全县有名的特困村,修复公路、桥梁、电站,购买水泥、钢筋、机器及其他设备等需要的上十万元资金无法解决。为筹措这笔资金,彭富九亲自出面跑县、地区、省里寻求支持,最后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得到了解决。梅花村人民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半年多奋战,从石市到梅花村5公里长的公路加宽加固了,5座桥梁修复了,电站建成发电了,被毁坏的农田恢复了。

  对于家乡的教育,彭富九也是甚为关心,在彭老将军的捐助关心下,梅花中心小学于2002年春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人物评价

    彭富九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由于他工作的特殊性,以及高度的革命纪律性,他的很多感人的业绩却鲜为人知,正如肖克上将所说:“知者不说,不知者无从知。”然而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安之若素,甘心默默无闻。

  彭富九在他自赋的《青竹颂》一诗中写道:“一世唯青色,凌霄厌著花。虚怀节更劲,清瘦不横斜。”这正是他高尚的革命情操的真实写照。中共党内、军内很多熟识彭富九的老一辈革命家,都称彭富九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彭富九将军关于当年授衔的回忆

    1955年9月初,我到中央党校带职学习。国庆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在9月29日(或28日)到中南海参加授衔仪式。

  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我们那批是少将专场,约一二百人,上午9时前进场,对号入座。授衔仪式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并点名,他叫到谁,谁就上台领取证书和勋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汪东兴。我正随大家一起鼓掌时,没想到第二个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向我颁发了授衔证书和三枚勋章。

  返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邓颖超在观众席指着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成将军了!那年我37岁,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年轻后生。以后查资料得知,在1955年的少将当中与我同岁或略小一点的共有三十几位。

  授衔的同时,我们都领到一个写有号码的字条,是到礼堂内的一侧领取将军礼服的凭证。礼服装在一个纸盒里,已经别上了肩章。当晚,我穿着将军礼服,偕妻子周博雅参加了在怀仁堂院子里举行的鸡尾酒宴会,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握手庆贺。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兴,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将军——她的父亲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丈夫被授予少将军衔。

  军队首次授衔时,有不少主动让贤的事例。比如我的直接上级李涛就认为自己授上将衔高了,主动向总干部部提出要降下来。在战争年代,干部会因为部队建制变化而出现级别升降,那时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怨言。1955年大家扛上了肩章,级别差距一下子都显露出来,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个别同志认为自己评低了,许多年之后心情还不愉快。

  国庆节后,李涛向单位的校官授衔,我从中央党校回到部队,主持了直属机关的尉官授衔仪式。

  有一位叫钟其汉的老红军被授予了尉官军衔。钟其汉是江西人,长征路上冒着枪林弹雨把充电机一直抬到陕北,那部充电机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钟其汉能吃苦,工作认真,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大生产,为改善部队生活作出不少贡献,荣获特等模范称号。进城以后,他自知没有文化,难以适应部队的要求,主动提出转业。后来因他生活困难,我们又重新在部队为他安排了工作,任后勤部门的一个副科长。虽然军衔不高,钟其汉依然忠于职守,认真完成仓库保管工作,既没有怨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大家都很尊重和信任这位“钟科长”,因他种庄稼是把好手,所以又亲切地称他为“钟老汉”。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把自己种的果蔬拿来给我尝鲜,我家省下的票证也常给他使用。两家孩子是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

  授衔之后,自己感到光荣,但没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战争年代已经牺牲的同志和已经离开部队的老领导。比如曾希圣和曹祥仁他们长期担任军委二局的领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在军队任职军衔肯定会比我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在那些战功显赫的将领面前,我还属于小字辈,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所以,荣获将军称号对我来说除了感到光荣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鞭策,唯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信任和荣誉。

  岳丈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作风严谨,注重纪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因同为高级干部,所以我们之间也不例外。1955年授衔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翁婿将军”,而关系依然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战备、科研始终贯穿于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战争年代头绪更多,一年到头也难得与他见上一面。我们级别虽有高低,但无隶属关系,偶尔拜访或相遇,双方只谈家事,托对方向熟人问好。周士第知道我单位的性质,所以从来不问我的工作。个别时候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时与他下盘象棋。

  “文革”期间我受到严重冲击,受坏人挑拨的军事院校学生把我劫持到军校秘密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学生们把勋章、肩章、照片等物品还了回来,唯有1955年周总理签发的授衔证书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一名学生在大串联时曾用这份证书冒充是我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设法还给我——毕竟那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大部分已经去世,“开国将军”这类荣誉称号,我还有幸听到人们这样赞誉,但在我心目当中,“开国”这样的词汇,永远属于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朱德、彭德怀这些军队的元勋。

  (彭富九,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桂明博客:新中国十大将军县在哪里?

新中国十大将军县

首批开国将军的级别是怎样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