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33 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1976年10月6日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用保密机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那‘四个人’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东兴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
周启才将此事安排好后，便到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引他进入叶帅卧室。
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曾排队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同他诀别。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召唤他过去。可是已经泪水模糊的叶剑英并未察觉这一细微之处。当服务员告诉他，毛主席似乎在召唤他，他再次返回时，毛主席却说不出话来了。没有人知道，毛泽东在最后时刻，到底想交待些什么。但这个在外界看来颇有“托孤”意味的举动，也为日后叶剑英凝聚力量、打倒“四人帮”加重了胜利的砝码。
叶剑英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在这段时期更是足智多谋和镇定自若。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关键人物会面时，叶剑英都会招待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周围情况，每次进出都走不同的门。他自己也是频繁更换住处，经常是换到一个住处，刚安顿好，电话来了：马上搬家。有时一晚上就会换三个住处。叶剑英后来戏称自己是“狡兔三窟”。
这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周启才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周局长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周说：“好。”即去布置会场。
晚10时整，周局长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他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国锋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他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同步走出卧室。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接着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个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华国锋说：“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工作……”
叶帅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会议一致决定：
一、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二、通过隔离审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
三、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来谈话。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并决定出席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等项决定。
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汪东兴找周启才局长谈话，要他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当天上午来北京，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
1-34 党中央派人“收复”《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6日，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正在唐山搞地震救灾第一线。那天午夜，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紧急电话，让他回北京。
在中南海西会议室迎接他的是军事、外交家耿飚，当时掌管着宣传口。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相拥着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在场的人都深受感染，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去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
虽然有过军报那段令人寒心的经历，迟浩田一听说去人民日报，去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阵地，纵有千难万难，也容不得他丝毫犹豫。迟浩田坚决答应下来。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十年内乱中，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利用这个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在此紧要关头，夺回《人民日报》的控制权刻不容缓。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中央以华国锋的名义安下心来封介绍信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
考虑到“四人帮”被捕还处于保密阶段，迟浩田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赶快抢占阵地。并考虑了与人民日报鲁瑛见面和进驻报社的一些细节。耿飚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
鲁瑛来了后，看了一眼在座的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迟浩田强压住火气，用平缓的口气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迟浩田把中央的介绍信放到他面前，他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气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是：“中央决定，迟浩田、孙铁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鲁瑛看完信，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听从中央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这一切交待完了，迟浩田等三人，便坐着鲁瑛的车子一同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按照事先预备好的程序，一一进行。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的神色。那几位说“豪言壮语”的人，既不满又紧张，但又无可奈何。迟浩田针对这些人说：“报纸要办得符合人民的心愿，关键在办报人思想。谁违背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一下子把那几个人镇住了。
散会后，迟浩田他们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发一篇社论，把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表达出来，透露一点与《人民日报》以往不同的声音。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是《亿万人民的心愿》。社论说：“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果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外国记者嗅出了味道，不停地地报社门前转悠，观察动静。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时，在报纸上第一次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在两报一刊发表《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正处在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10月7日清早，邓小平接到了叶剑英的电话，获知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大喜讯的。邓小平接完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情。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应该结束了。
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把它撂在了一边。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开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中国各地举行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
10月18日上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迟浩田登上讲台，会场鸦雀无声。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烈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揭批“四人帮”中，报社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阴谋诡计。人民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突击编发了多期《情况汇编清样》，对一些重大的情节进行歪曲篡改。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进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并由此撤消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他们内查外调，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并以迟浩田和孙轶青的名义，于12月10日上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后来，迟浩田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1-35 耿飙进驻广播事业局
1976年10月6日下午2时，华国锋给耿飙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飙接到他临时的住所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告诉耿飙，4月30日毛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谈到某些省的情况并表示担忧，毛主席的言语已很难听得懂，他用铅笔写了两张字条，一张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华国锋谈到中央的情况时，说他们几个人不听他的，很难办。毛主席又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最后又写了“照过去的方针办”的纸条。华国锋边说边拿出了那四张纸条，并说，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没有什么“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阵报上经常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有人要捞取政治资本，以便为所欲为，尤其是4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效的文章。他叫耿飙在家等他的电话。
从华国锋那里回来，耿飙吃完饭后看电视。晚上8点钟，华国锋又打来电话，要耿飙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华国锋、叶剑英都在，另外，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和副司令邱巍高。华国锋和叶剑英当即给耿飙下达了任务，要他和邱巍高立即去控制广播、电视，不能出任何差错，同时给了他一个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求。
华国锋 10月6日
耿飙到广播事业局的办公大楼时已接近10点。他先拿出华国锋的手令和毛泽东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当时的局长邓岗看，并说他是奉命前来帮助工作的。邓岗愣了一下，耿飙就对他说：“你要不放心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那时姚文元已经被捕了)。”
邓岗说：“不必了。”
于是，耿飙就让邓岗叫副局长等带上铺盖到办公室来，住在办公室办公。他当即部署了两件工作：一是把所有次日要播出的声带检查一遍，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必须通通剪掉；二是把直播室的钥匙交出来。
第一件事，有关人员立马照办了。第二件事遇到了阻力。管钥匙的人死活不肯交出来。这不能怪他，广播电台有死规定，直播室的钥匙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当时“四人帮”被捕还没有公开，他不了解情况，怎么敢交出来。怎么办？耿飙就派了两位警卫战士把守直播室的门，任何人不得入内。
北京市的广播电台也由耿飙派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于是，广播宣传大权直接掌握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