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硕士力挺农夫“五四建议”
文/孙玉良
博主孙玉良系一介农夫，于五月四日发表了《五·四应改为维权节》的公开建议，得到了北师大硕士钱宏老师的力挺。钱宏老师非等闲人物也，百度百科上介绍了他的经历：
原名董汇文，笔名语桥、芝公。江西都昌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1968年下乡务农，1979—1988年先后担任小学、中学、中专、大专、大学教师。1988年任《百花洲》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副编审，2000年任《双休日周刊》总编辑、社长，编审。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哲学、文艺学文集《爱与思语》、《参与》、《交际》、《追寻可能的世界——语桥哲学思想与文化建设论》，译著《清流传》、《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随笔集《爱域絮语》。主持编辑的“国学大师丛书”获第三届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8年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
钱宏老师专门撰写文章《“维权节”：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相得益彰》力挺博主，今转载如下：
“维权节”：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相得益彰
文/钱 宏
五月的节日真是多呀，国际劳动节（05/01）、中国青年节（05/04）、全国碘缺乏病日（05/05）、世界红十字日（05/08）、国际护士节（05/12）、国际家庭日（05/15）、世界电信日（05/17）、国际博物馆日（05/18）、全国助残日（05/19）、全国学生营养日（05/20）、国际生物多样性日（05/22）、国际牛奶日（05/23）、世界无烟日（05/31）、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母亲节（第二个星期日）……在我的记忆中，还有马克思的诞辰日（1818/5/5）。
今天是又一个“五四青年节”！我理解，这里的青年，不只是生理上属于青年的人们，也是指心理上和精神上属于青年的人们。
关于“五·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那场用“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用“五四”命名的青年节，包括海外华裔学者（从新儒家到民运人士）在内的中国人，都似乎重新有了说不完的话题。而在我有限的了解中，叶曙明先生的《重回五四现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力作——特别值得那种遇事急于表态，且自我感觉良好却往往缺乏常识就急于投赞成或反对票的人士一读。
今天，我看到两篇关于“五四”作为一个节日，到底应当叫什么性质节日最恰当的博文，不觉有耳目一新之感。一篇是号称中国农民第一博孙玉良的《“五·四”应改为维权节》，一篇是朱绍轩的《愿“五四青年节”成无私青年节》，后者体现了一位学者的理性，前者则表明了一位长期维护中国社会最大弱势群体权益的人士热切的期待！
我没有更多的评论，我只想表示一下个人的赞许。我赞成中国农民第一博博主，把五四更名为“维权节”的提议。
因为，“五·四”确实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觉开展双重维权的标志性历史-物理时刻！
这双重维权即：第一，维护1648年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主权国家之国家主权；第二，维护彰显了主权国家的主体即人民的主权——依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民意之权(包括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
历史事实本身也告诉我们，“五·四”也不只是青年人的五四，同时也是知识精英如蔡元培（播火种者）和产业工人的五四，是中国各阶层所有维权觉悟者的五四!
这里，我想提醒那些把“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对立起来的同志，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目前世界的主导秩序源于欧洲。最初的国际秩序应该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因为从那时起才有了主权国家的概念，有了主权国家才能有所谓国际秩序。1648年以前的世界，是个分裂的世界，即使像中国、印度、玛雅这样的文明古国都只有地区性影响，因而不可能产生全球性的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以相互承认而不再是罗马教廷，作为“主权国家”的必要前提。于是，独立的王国成了主权国家。由于地理大发现，欧洲各国便开始了全球性扩张，同时，也就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亦由此开始。根据丛林法则，所谓国际秩序其本质从来都是世界上强权国家设计和推行的秩序，但有秩序与无秩序相比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来看，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专家斯蒂芬·D·克拉斯奈教授指出的：“当哲学家布丹（Jean Bodin）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详细阐述主权概念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单一的、等级制的国内统治权的合法性。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接受神法和自然法，但他们都认为，‘主权’等同于法律，被统治者没有反抗主权的权利，只有遵从的义务。”
19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运动的举起，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者眼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就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罪魁祸首，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国家利益，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上标榜为什么主义（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道德主义、帝国主义），其基本含义都等于权贵专政集团利益。因此，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宣布了民族国家主权的非法和死亡。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怎能意味着国家主权或民族国家主权呢？这种国家主权除了代表反动的人剥削人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也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要让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凡是拿国家主权说事的，在思想上、心理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国际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全球主义的。
如果我们只从国家主权的控制者（权贵利益共同体）眼里的国家利益这个单一思维向度来看待国家主权，那么，国家主权论者，的确总是反社会主权、反人民主权、反公民主权和普遍人权的，除了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友邦，而主权国家内部的人民、公民、国民都是权贵专政集团的家奴，权贵专政集团代表人物的思维定势、行为习惯和意识形态，注定是这样的表达式：“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他们对外感到自身软弱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他们感到需要国内支持时；“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主人就没有家奴”——当他们开始谋求资源垄断的时候；“如果我输了，谁都别想赢”——当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时。
不言而喻，国家主权论者的这种思维定势和意识形态，显然偏离或落伍于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还是外交活动中保持得体尊严，都不可能建立在只有少数权贵得益和特权阶层尊贵的社会政治基础上。即使创造了“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之势的当代中国，如果继续在民弱而国强（弱社会而强政府、损草根而益权贵）的“二极金字结构”轨道上运行，也很难长久支撑下去——因为其系统内部信息单向传输势必趋于衰减死寂、其两极分化对立必将形成巨大的涨落冲击，加上现代文明趋势、国际和谐趋势、全球共生趋势的压力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走到系统崩溃或重生的临界状态。
但是，如果崩溃不是重生，那也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因为这不只是权贵专政集团利益受损，也是由他们代表的国家利益巨大损失，因而是全体国民和社会的悲哀。在关注国家命运的问题上，面对根深蒂固的国家主权和强势权贵集团，不管其国民、人民、公民、草根的地位身份有多么卑微，他们仍然应当承担起教化国家、教化权贵的责任，如果他们想承担的话。我想，这一点也不可笑——对一个有着公民主权意识的生命个体来说，尤其是当他认准公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对于建立新社会主义所必备的“三极矩阵结构”的现时代至关重要性的时候！
这就是说，在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家主权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但是，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转换一下思维向度，即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在国家形象的意义上，它显然是一个公共物品，即一种公器。
国家主权作为一个公共物品、一种公器，不但为其行政区域内所有公民所拥有和享用，而且切实承担着或者需要承担一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藩属（周边区域）各个利益共同体最高调节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对内对外都是全体国民自由、平等、博爱、伟大、公平、正义、文明、和谐、共生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主权、国民主权、公民主权，是国家主权国内合法性的基础。
其实“早在17世纪末期之前，英国的专制权力就已经被国王和议会分享。在美国，国家的创建者们设立了一个权力相互制衡的、地方政府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宪法框架。深受布丹和霍布斯珍视的公平和正义，尤其是保证秩序的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组织原则，它与那种认为主权意味着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内统治权的想法是对立的。”
这样，对于富有理想和热忱，富有诚心和道义感，同时又有足够智能和自信心的国家主权论者和实际控制者（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务活动家）来说，国家主权不但不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而且是实现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保障和手段。
当国家形象定位在“公民主权”和“善待他者”的意识形态上时，国家主权永远意味着对权贵集团过分利益诉求的遏制，永远意味着对草根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保护，永远意味着其行政区域范围内全体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公民主权或国民事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来自国内的，还来自国际的）——国家形象就是世界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至今日马克思仍然被世界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自乾隆朝，至今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向以“天朝上国”傲视天下，从拒斥“主权国家”的概念，到被迫接受并争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融入世界；从选择共和国政体和以社会为优先位置的主义，即涵盖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到学习工商文明，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乃至参与全球化运动，应当承认，中国历届政府和中国的执政党做出了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同时，也为反复实验、试错、纠偏交了太多的学费，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时至今日，近百年来华夏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我们距离一个现代文明大国，依旧遥远。
放眼今日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堕落，比比皆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已经蜕变成权贵资本，“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每一个中国公民每天都在见证这种集团力量一一抹去学校、医院、法院、警署、军队、寺院、研究院这些“曾经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中国成了追逐蝇头小利的小工业家、小商人、小老板、手工业者、农民、农民工的汪洋大海，本来就不健全而窄小的社会公共空间，变得越发支离破碎，一盘散沙。
权贵资本完全从“社会力量”堕落为“集团力量”后，严重背离了共产党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初衷（7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精英集团与政治、经济、文化垄断的结合，与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之努力的共和政体以及涵盖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原则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应当承认，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办法韬光养晦，继筑万里长城之后，中华大地上到处筑起了举世瞩目的钢筋混凝土丛林，在国际经贸中赚了个盆满钵淫，使我们的GDP跃升为世界第二，成为“金砖”之国。中国的精英权贵们，腰板粗了，肚子大了，屁股肥了，小车越来越豪华。中国人不掏腰包，全世界奢侈品产业大半得停产，而中国自身如何克服两极分化，从而穿越“泛中等收入陷阱”，依旧倍加艰难。
经过三十年的无序高速增长，我们在积累了巨额对外债权的同时，也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
在中国政府工作团队制定“十二五规划”，高调预言未来五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昂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官生列支递增不减，民生欠债不得不还”，仅此两项，足以推高比“市场滞涨”更为可怕的“政府赤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谁也不能无视“中国特色”的现实：国土资源日渐缩小耗尽；人口资源日见疾患亚健康；民营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自组织力日益萎缩，思想资源、精神资源行将枯萎；中国大学总规模世界第一，却依旧愧对费孝通、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中国的专家、学者数量世界第一，在贡献具有中国烙印、中国气派的精神理念、管理方法、普世思想上却乏善可陈；中国的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近20年来的急剧膨胀世界第一，却未能真正推动中国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建设者、无数精英-草根，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健康成长、稳步发展。
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
在今日的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没有剑，更没有思想。我们只有GDP！因而在对外关系上，我们始终坚信物质的力量，勒紧自己国民的腰带奉献、牺牲，却未能赢得任何一个受援国政府与国民的心悦诚服。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和贡献了自己的普世思想，才能感动自己，感动世界！调整和改变中国的国家战略，重建基于社会（公民）自主思想之上的国家理念，乃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社会（公民）自主，并非高深莫测。《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念和价值目标，正是任何现代文明国家执政党的社会合法性的价值前提，也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合法性的价值前提。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除此没有任何谋求自身优势发展的组织利益诉求。
有鉴于人类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奔跑了几个世纪，人类已有的各种发展模式都先后遭受了、遭受着、且继续遭受工商文明内在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因此，过去一个世纪形成的政党、套语、口号、万应灵药再次遭受了、遭受着失效的命运，世界各国富有思想力的人们，开始看到并重新定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三大关系价值准则，以开辟一条通往新的生态文明的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是一条让三大关系从斗争（支配）关系，走向共生（互助）关系的道路。
中国，在经历了向前苏联和向美国“两个一边倒”的碎片化思维方式之历史演变和现实积淀后，告别了革命和继续革命。但是，“中国特色”式思维，依旧是“斗争哲学”（看看网上如各种QQ群就知道，网民们很容易动辄发生对立相互攻击谩骂，是其表征）。
当代中国人，必须超越“阶级分析”、“主义之争”与“东西之辩”的意识形态纠结，改变思维方式，重建价值范式，用“共生哲学”为迄今为止的一切硬道理导航；必须本着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现时代处世哲学，围绕良知、文明、共生三大核心价值，以社会建设为本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以十年跨度实施笃行，集中力量“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良知）；必须轻装上阵，“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文明），使中国成为走向共生的全球化模范国家，从而引领世界文明新潮，率先全球普及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共生），并使之惠及全民，普惠全球、全人类。
忽然想到蔡元培先生，他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播火种者（参看《重回五四现场》）。毛泽东“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八个字，绝对不是随便题写的，同志们哪！既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他本人（作为老北大人）。
顺便说一句，这两天，网上关于本·拉登之死有很多帖子，有的甚至发表了许多与政府相反对的意见，我不想对此作何评论，这是网络时代的特色。我只想说：中国人还是多关心关心中国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中国人只有处理好的自己内部的问题，外部事务才会一一迎刃而解。罗马帝国如此，大英帝国如此，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中国也必将如此！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警察，正好美国人愿意做，就把这个责任以及荣、辱一起给他们吧，他们也还有这个能力扮演这个角色。中国人民在当前应当有的态度，不是反对美国做世界警察，恰恰相反，是要防止美国的关门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内有一股势力认为美国花在世界事务上的精力和资本太多，别既不领情还吃力不讨好被人骂，所以，美国人应当回归门罗主义，不管世界上的事），要多鼓励美国做好世界警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配合或表示敬意，以示鼓励，让他们感觉自己是正义的，多花钱多牺牲一些公民是值得的。这样，中国就可以推迟承担世界警察的义务，争取时间处理好国内事务。
我以为中国农民第一博提议把“五四青年节”更名为“维权节”，就属于中国人先处理好内部事务的范畴。
下面转发这两篇博文。
2011年5月4日于开关居
孙玉良：《“五·四”应改为维权节》
明天就是五月四日了，五四青年节。
五四不同于“舶来品”的五一，是纯正的中国人节日，而且这个节日，不同于春节、中秋等古老的节日，关于她的故事发生到现在，还不足百年。现代人的一个活动，成了后来人一个永久的节日，足见其影响之大。
五·四发生了什么，令中国人难以忘怀？原来，1919年的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游行示威了。游行示威的目的，从“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可见一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巴黎和会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且北洋政府竟然想在这样丧权辱国的协议上签字，怎能不激起国人愤怒？
五四运动闹得很大，北洋政府虽进行了严酷的镇压，逮捕了不少学生，但在全国风起云涌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声援大潮压力下，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中国代表也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空前胜利。
也许由于五四运动的主体为青年学生，所以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并将五四精神定义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关于五四精神，历来颇多争议，我在网上查证了一下，有的认为是爱国主义，有的认为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有的认为是理性精神、个性解放，有的认为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有的认为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或变革，有的认为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最后被认为是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现，总结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也不知这是哪位专家总结出来的真理，将所有溢美之词全部加到“五·四”头上，听的我脑瓜仁都疼，背都背不过来啊！如果说爱国，中国五千年历史，爱国的运动多了；如果说进步，哪一次革命运动没有推动社会进步？至于民主、科学，顶多是专家硬拉扯着沾一点边，常人难以理解。据孙玉良看来，五四最大的亮点，一言以蔽之，两个字：“维权”，应将五四命名为“维权节”。
五四运动虽然参加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但领导者包括很多中年的精英，后来从罢课发展到罢工、罢市，更是牵涉到全国各界各个年龄段的人民，从参加主体上命名节日，是不恰当的。命名一个节日，应从这个活动反映出来的精神上做文章。五四运动闹这么大，为的是什么？是维护中国应得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就应该得到战胜国应得的权利，当时的参会代表，其实也提出了我们应得的权利，那就是“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但遭到了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拒绝。相反，他们不但拒绝了我国的合理要求，反而决定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承认，于是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一个国家的政府欲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不能维护这个国家最起码的主权时，人民就有权利反对这个政府，因为她已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的意义。五四运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维国家之权，国家不能维权，人民就自发地起来敦促政府维权，政府不听话，不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行。五四运动最后造成“三位高官撤职、一位总统辞职、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结果，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造成了1922年2月4日中、日本《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的签定，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所以她是中国五千年来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维权运动。
如果一个国家，连最起码的主权都丧失了，甚至沦为亡国奴，你还奢谈什么人权？奴隶是没有人权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就是全国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成功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孙玉良认为，将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一次维权运动命名为“维权节”，警示人们时时不忘维护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时时不忘保护自己的人权不受侵犯，比命名的什么“青年节”意义更为重大。
朱绍轩：《愿“五四青年节”成无私青年节》
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了。
之所以要设立这个青年节，主要是希望中国的青年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有三大优良传统，即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的郑重选择。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些优良传统之中都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无私的精神。当初的中国青年正因为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才会有那样轰轰烈烈的举动，他们完全不是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为无私，所以才伟大！因为伟大，我们今天才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审视今天的青年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大多数青年人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正在为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苦苦奋斗和追求的同时，却也有着部分青年忘记了五四精神的真谛，忘记了中国青年的责任，他们不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审视当今的中国、为今天中国的崛起而奋斗，而是站在自己私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局自己的人生，他们凡事都要看看对自己是否有利，而很少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干工作；有的人甚至挖空心思挖国家和集体的墙角、徇私舞弊、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等。
青年兴，国家旺。只有培养一代又一代无私的青年、培养一代又一代爱国的青年、培养一代又一代聪慧正直的青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笔者觉得，当我们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作为各级部门和组织，是否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一下青年们的无私精神？是否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下无私的教育？而作为一代青年，青年朋友们又是否应该学一学“五四”运动中的中国青年们，以无私的精神和勇气去建设我们的国家、去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考虑、去为你所在的单位、企业或部门考虑一下呢？当我们在谈论“五四”的时候，是否应该多想一想“无私”的话题，多干一点“无私”的事情，使自己的言行多一些“无私”的高贵品质呢？
无私，是人生的一种伟大的境界。无私是人们的一种高尚品质。无私是社会能够和谐的一大基础。社会需要发扬无私的精神，当今的青年尤为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