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校跑到北大

文/孙玉良

    被招聘到海翰集团工作，需要找一个出租屋。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费尽周折，终于在中央党校东边的大有村找到了一个住处。

    我下车的地方，叫坡上村。这名字我很喜欢，我从农村到北京工作，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住在坡上村，等于站在了人生的上坡路上。住的地方，位于大有村，这更令人高兴，经过不懈奋斗，可以大富“大有”啊！当然，这“有”的，或许是物质，或许是精神，不管哪样，都是人生的成就。我住的是楼房，一共三层，我在底层的六号：三代表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六代表顺，预示着我在北京的这几年，将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好时期。于是决定了，就这，不走了。

    虽然“迷信”，但会给人带来好心情。

    照例，我每天早晨要跑步的。我身体不好，跑步为了锻炼身体，增进健康。需要办的事很多，没有一个好身体是不行的。我设定了跑步路线，从中央党校出发，经颐和园、圆明园到达北京大学东门，再返回去，每天如此。

    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为了跑完全程，我不得不每天五点起床，在凉爽的春风里出一身透汗。中央党校是我开始起跑的地方，也是我跑完全程归来的地方，我是一名党员，自然对中央党校是心向往之的，我们的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走过了九十周年的风风雨雨，既有骄傲的历程，又有惨痛的教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党在暴风雨中成长起来了。

    所有的理论，都不会是终极真理，既便如马恩列斯毛邓江胡那样的伟人或是高人，创造的理论也是需要发展的。读死的理论，运用死的理论，其结果便是死路一条。毛泽东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活学活用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是终极真理，不会象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她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每一名关心中共发展的党员，都要虚心地学习，在实践中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北大是中国最高的知识学府，从知识的海洋中攫取知识，用于发展我们党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正是当前党需要做的工作。

    从党校跑向北大，我一路都在这样想。

    途经的颐和园，曾经是皇帝老子享福的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是执政党，但绝不能躲在功劳簿上，象打下江山的皇帝一样享清福，如果那样做的话，一定摆脱不了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当时，毛泽东提出了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方法，那就是“民主”，他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现在的不幸情况呢？我们恰恰缺的就是民主。

    圆明园，是给中国带来巨大屈辱的地方，如今已被开发成了风景漂亮的公园。想看那几只代表中国屈辱的石柱，需25元才能进。这让我想起了市场带给中国人的利与憋，自从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国人不再吃大锅饭了，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但令人痛心的是，教育也产业化了，学校不再是单纯教书育人的地方，同时也是大掏孩子腰包的所在；医院也不再是单纯的救死扶伤地方，没有钱治病你只能在门口等死。那天价的高楼，工薪阶层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别想买起，那遍地的麦当劳与肯德基，象极了八国的联军，从经济领域一天天、一步步渗透、侵入我们满是疮痕的身体。

     听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三万多亿了。如果退回旧社会，中国本来应该是强势的黄世仁，逼得杨白劳喝了卤。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黄世仁活得象个孙子，那杨白劳花着黄世仁的钱，反而趾高气扬，并将精端的武器，部署在中国的四方，比大春喜儿闹革命那会儿还厉害，你说这叫什么世道啊！

    当我跑回党校时，已经日上三竿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发生了许多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的问题。又一个三十年开始了，我们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转？许多青年人心中都很迷茫，中国两千多年没有出伟大思想家了，发展毛泽东思想，超越毛泽东的思想的那个伟大人物，是不是会出在我党的最高学府？我站在党校门口，傻傻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