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11月起，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七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性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高至20.5%。在银根紧缩政策下，部分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甚至出现倒闭潮。防通胀与保增长、促就业，货币政策该如何取舍？中国经济会出现滞涨吗？

准备金调整紧锣密鼓，股市和债市的跳水反应了经济下行的预期，经济尽管已经下行了一个季度有余，但通胀仍然横亘在高位，对滞胀的疑虑已经普遍提升。

“滞涨说”的根据是，从美国到中国，迅速走出此次危机主要靠了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给经济系统中注入了巨量的货币，这埋下了通货膨胀的基础隐患。一旦通胀提前袭来，刺激性政策被迫撤出，经济增长将会因失去流动性能量而突然下滑，高物价与低增长将不期而遇，此所谓滞涨。

一切通胀都仅仅是货币现象吗？实质上是货币是通胀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本轮通胀的特点已经不同于以往。紧缩货币一定会抑制CPI的增长，但是这对于治理时下的通胀并无太大意义。

因为，中国施行的货币政策不是通货膨胀目标制，而是经济增长、就业、通胀等多重目标制，是一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并非只是把CPI控制下来了事，看通胀不能仅仅盯着CPI的数字。

由于货币需求的不可预测性，通过调控银行超额储备来调控信贷的做法也常常导致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大幅波动，银行应对的直接方法是留足现金储备，降低债券投资，保证信贷投放，这就使得在央行不调整存准时，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又恢复充裕，资金利率下降，其它类型机构借入银行资金投资债券，债券的收益率也难以上行，难以起到引导银行减少放贷的作用。

这样的效果还不如给出货币市场上的基准利率，让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通过调整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当调控回归到以利率政策为主时，目前的结构性超调的现象就有望缓解，当前中国并非典型的滞涨局面也有望缓解。

现阶段，抑制1个百分点的CPI上涨需要牺牲的GDP越来越大，这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低收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提升对改变通胀与GDP的弹性关系有显着的影响。M2增速的显着下降，经济增长的放缓都没让通胀有下行的意思，由于货币存量与通胀的关系减弱，数量型调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同时，随着准备金率的提高，商业银行开始进行流动性调整，央票不断被抛售致使当前公开市场操作中一年期央票利率已经持续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意味着中央银行未来用公开市场操作回收流动性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未来选择存款准备金率的兴趣也会越来越浓。不敢实质性逆转货币条件(加息)的调控政策陷入了困境，其负向效应正在发酵。不仅无法抑制眼下的通胀，或为将来更大的通胀压力形成了新的堰塞湖。

中小企业融资最怕的是数量型调控，而不是加息。数量型调控不但使中小企业通过银行申请信贷需要大比例上浮利率，而且政策倡导的直接融资中小企业很难涉足，在直接融资工具和市场尚未健全时，扩张直接融资、抑制间接融资实际上加剧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融资的不平等。

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频临困境，许多企业虽可维持经营，但因电力短缺和原材料及工人工资上涨，企业盈利下降。投资扩张意愿非常低，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在5%左右，主要原因是产业升级慢，资金紧张和企业主对前景不乐观。规模限制导致当地银行无法给予小微企业更多支持。考虑到维持客户关系，一般在规模受到限制时，一般的银行会首先挤压小企业贷款。目前银行基本按照比去年稍低的规模发放贷款，所以小企业更受到挤压。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胀问题，成因相对复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时确能缓解通胀顽疾，但并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自然灾害造成农产品减收，社会游资炒作，政府去年救市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等等都与当前的通货膨胀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除了货币政策外，还应通过增加生产资料进口、促进技术进步，以降低生产资料成本；通过税收、补贴等财税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减少经济建设投资，增加公共开支特别是农业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减轻中低收入群体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压力等等，展开组合策略应对通胀。